近日一中国产妇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关注，反思女性价值不只建立于生育，正视女人身体自主权之议题。
最近，榆林产妇跳楼事件让全国女性气炸。据网络信息，因丈夫不同意剖腹产，可怜的产妇最终疑忍受不了剧痛而从医院里跳楼自杀：
这桩悲剧让人怀疑人生，子宫是我的，身体也是我的，我怎么生孩子，凭什么还要靠别人决定？
这是悲剧，但绝不是个例。
近年来，国际上虽然一直呼吁女性生育自主，但社会依旧没把它当回事儿。事实上，即使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生不生孩子从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比如前段时间，因被频繁被记者追问究竟想不想要孩子，新西兰工党的新领袖贾辛妲 · 雅顿非常生气。她觉得人们在 2017 年还追着这种事不放，简直“不可理喻”。
新西兰工党的新领袖贾辛妲 · 雅顿（左二）
女性政治家因为生育的问题，被迫遭受了哪些额外的关注呢？而在另一方面，女政客们是不是可以把家庭生活当做她们在政治上的筹码呢？这正是本文所好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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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不育
有些女政客因为没有孩子而遭受了严重的政治攻击。新西兰人只需要隔着海看看对面的澳大利亚，就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朱莉娅 · 吉拉德是一位女性。
《悉尼先驱晨报》曾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单身女子，没有子女，全身心投入与她的事业 ——吉拉德的媒体形象并不符合一些选民的期望。”
这算是一个相对温和的评论了。在担任首相时，来自反对党的参议员指责杰拉德“故意不育”，而与自己同一党派的一位竞争者则称她为“没有孩子、没有信仰的前共产主义者。”
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 · 吉拉德
吉拉德通过一系列针对反对者的长篇演说驳斥了这些言论，在一次演讲中她说：“如果这些人想知道在当今的澳大利亚，厌女症患者是什么模样的话，他们只需要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就行了。”
不过《悉尼先驱晨报》的观点不无道理，因为这里涉及到选民期望的问题。
伦敦伯贝克学院的政治学家杰西卡 · 史密斯研究了亲子关系、性别与政治领袖之间的关系。她发现，尽管社会角色不断变化，人们对于女性的突出印象就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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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卡 · 史密斯告诉 BBC：“我们有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妇女主要以照顾者的身份存在”，这仍然是“人们认识女性的主要方式。”
她补充说：“人们对于职业女性还有一种看法：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孩子，那是她为自己的事业做出的牺牲。”
史密斯女士指出，家庭在政治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对政治家本人及其个性越来越感兴趣。不过对于男人来说，家庭似乎并不是一个必须涉及的问题，对女人来说则是一道必答题。
德国的情况则稍微有点不同。
总理默克尔虽然被许多德国人亲切地称“妈妈”，但她并没有生育子女。
民众并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孩子，这也不是新闻界所关心的话题。那是因为德国的隐私法十分严格，媒体的政策导向也比其他地方更强一些。
欧洲最有权势的女性没有孩子，德媒对此也不做评论
但这并没有阻止默克尔的政治对手在关键时刻利用这个话题给她制造麻烦。
早在 2005 年，当默克尔还在与前任德国总理格哈德 · 施罗德竞争时，施罗德的妻子多莉丝 · 施罗德-科普就评论说，默克尔的传记中没有体现大多数女性都经历过的事。
她明显是在暗示默克尔没有当过妈妈。
孩子是“对未来的投资”？
默克尔的遭遇与去年发生在英国政坛上的事非常像：安德蕾亚 · 利德森和特蕾莎 · 梅——这两位女性都在争相成为保守党党魁，一旦成功，党魁就会成为担任英国的首相。
安德蕾亚 · 利德森和安德蕾亚 · 利德森
利德森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告诉一家日报，成为一个母亲意味着她给这个国家的未来贡献了“真正的股份”。利德森的言论被理解成是在讽刺特蕾莎 · 梅没有孩子。
然而这个言论的效果适得其反，尽管利德森后来道了歉，这件事还是对她的整个竞选过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但这件事仍然表明，女政治家常常会发现没有子女这件事会成为别人攻击自己的有效手段。
“曲棍球妈妈”
刻板印象通常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团结”，更“富有同情心”，而成为母亲可以帮助她们“延续”这种形象。
史密斯女士说，右派政治家最适合利用这一形象，因为这样的形象符合传统的家庭价值观。阿拉斯加州州长莎拉 · 佩林被称为“曲棍球妈妈”（指鼓励孩子参与体育运动，花很多时间陪孩子、参与孩子体育活动的母亲），她曾在 2008 年参选美国副总统。莎拉 · 佩林就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母亲形象来吸引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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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 · 佩林带领着自己的丈夫、五个孩子、以及女儿的男朋友出现在 2008 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尽管竞选失败，这位女州长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是第一位参与竞选副总统的共和党女性政治家，而且在全国变得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莎拉 · 佩林是五个孩子的母亲，还叫自己“灰熊妈妈”。
德国的芙浩克 · 佩特里又是一个右派女性政治家的例子。她所塑造的核心形象就是一位母亲。
今年早些时候，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这位德国新选择党的领导人正怀着她的第五个孩子。孩子出生后，她在推特上展示了新生儿的照片，还说：“你为德国而奋斗的理由是什么呢？”
芙浩克 · 佩特里与新生儿的照片
别忘了还有之前竞选美国总统的希拉里 · 克林顿。她就试图用自己身为祖母的身份来软化自己强硬的形象。
男女政治家的双重标准
但对另一些女性来说，母亲的身份又成了她们的障碍。
在 2009 年的日本，连政府大臣都在为提高出生率而努力。但当时担任少子化担当大臣的小渊优子表示，她还是担心成为母亲会影响自己的工作。
日本前少子化担当大臣小渊优子
六年前，俄罗斯的财产事务部长祖玛鲁·鲁塔莫娃在儿子出生前一周出席了一个重要的理事会会议。她说：“虽然人们假装一切正常，但还是会偷偷看着我巨大的肚子。”
在英国，2012 年一项由罗西 · 坎贝尔博士和萨拉 · 蔡尔兹教授领导的研究发现，女性议员不要孩子的可能性是普通人平均数的两倍。她们还发现，在这些女议员首次入选议会时，她们长子的平均年龄为 16 岁，而男性议员则为 12 岁。
虽然有些改进可能会帮助排除这些障碍。比如在政府建筑中设立托儿所，为这些政治家们安排轮岗制，或者允许女性在议会中哺乳。但对女性家庭生活的额外关注通常会影响选民对女性候选人的选择。
美国的芭芭拉 · 李家庭基金会这样写道：“选民们承认男女双重标准的存在，却依旧积极地参与强化这样的标准。”
“选民们担心有了孩子的女政治家会把政府工作的重要性排在家庭生活之后，还想知道是谁在照顾这些女政治家的孩子，特别是那些还年幼的孩子。”
“但如果一个女候选人没有孩子，这些选民又会担心她可能无法理解有家庭的人的忧虑。”
读过这篇报导之后，橙伞君也有些观点想与大家分享：
就像人们会问所有职场女性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一样，从来没有人问过男性这样的问题。同样的，为什么女政治家要不要孩子是个问题，在男政治家那里又不成问题了呢？如果选民们真正关心的是孩子和所谓的家庭价值，那就应该问男政治家一样的问题。
其实这都是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以家庭为主，以母亲角色为主”的刻板印象造成的。
有些女政治家不要孩子，并不一定是她忙于工作，也可能是因为她压根不喜欢小孩，不想要小孩，或者在心理上还没准备好做一个妈妈。孩子和事业，对她们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只能二选一的难题。毕竟女性有子宫，并不意味着她们一定要生育。
另外，对于有孩子的女政治家如何承担母亲责任的问题，文中提出的了几个解决方案：“比如在政府建筑中设立托儿所，为这些政治家们安排轮岗制，或者允许女性在议会中哺乳。”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家庭的角色分配上下手，更加强调男性的育儿责任：让女政治家背后的男性“贤内助”们，多担负起在家中照顾宝宝的责任，不就能给妻子带来大大的方便了吗？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的新西兰工党领袖贾辛妲 · 雅顿身上。为什么她会觉得别人追问她关于生育的问题“不可理喻”呢？这要是放在中国，上到上司领导面试官，下到七大姑八大姨，女性到了一定年龄，这样的问题可以说再“天经地义”不过了。
然而在追求两性平等的新西兰，追问一名求职女子有关生孩子的计画，是非常过分甚至违法的做法。
新西兰人权委员会提醒雇主们，在面试求职者的时候，应该避免有关怀孕、计画怀孕、避孕等生育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出口很可能会触犯人权法，影响女性在求职时与男性公平竞争的机会。
新西兰的这一法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指出这些在中国被人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实际上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企业不愿意招收处于生育年龄的女员工，二胎政策出台后这样的情况更是变本加厉。
用法律来帮助人们意识到男女不平等的存在，也许是新西兰值得我们藉鉴的地方，因为切实的改变往往也会跟着意识的觉醒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