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安置后又被抛开的少女们，看见她们在社会生存的难处，是否不乖就不值得被爱？她们的叛逆仅为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想要对安置机构给予建议，最该去访问的对象是那些离开安置的儿少。”东海大学社工系教授曾华源曾经如是表达。NPOst 采访 2 位 7 年前在同一间安置机构“非预期离院”（注）的少女，从这段历程来理解“安置”对她们的影响、非预期离院后生活的变化，以及其中的挣扎。
晴晴（化名）和小雯（化名），2 个境遇相似的少女，自小拥有角色淡薄的父亲和极度匮乏的家庭支持，同样在“非预期”的处境下离开安置、投靠男友暂时打平生活开支、历经胆战心惊的亲密关系、于酒店工作支应都市的严酷生活。回忆起过去的安置片段，2 人都有犹豫及尴尬：“真的可以讲吗？”一方面担忧对机构形象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离院原因，即便多年后还懵懂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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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缺的父母，漂流的孩子
晴晴对父亲的记忆是：“他把我训练的很会跟人家借钱。爸爸失业后开始碰毒，从国小开始，常常要我去跟别人借钱，有天他拿了张名片给我，上面是安置机构的联络方式，他要我去看看能不能 A 到什么好处⋯⋯”晴晴听话前往，在国三那年进入安置，“我是机构自收的个案，当时没有透过法定安置程序。可以不用再过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是我当时最高兴的事。”
小雯的际遇则是：“爸爸没有能力养我，从幼稚园开始住寄养家庭，年节时爸爸会托社工带一些东西给我，但想到他把我丢出来，收到东西并不会很开心。”之后父亲失联，“社工找不到他，我也找不到他。那时的我，要去哪里其实没有任何想法，反正去哪里都一样、去哪里都不会是一个家。”有次安置机构带安置院生浩浩荡荡去夜市用餐，“旁边刚好是一对父母及小孩，看起来很和乐。”小雯看着他们，莫名流下眼泪。
不“乖”，就不值得被爱吗？
从小“借钱”的日子过怕了，晴晴渴望积攒“自己的钱”在手边，安置时因此选择建教合作的高职就读，“机构对我们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建教生不太信任，感觉我们被归类到‘不乖’的那一群，有院生逃跑或机构发生什么事，都会先怀疑我们。但其实我们那时就是忙打工，说真的，除了交男友跟外宿，我没有做其他的坏事。”
在当时，“不假外宿”这样的违规行为，若发生在“乖”的院生身上，可能被解读为：“是不是有心事，需要一点个人的空间？”而给予关注、安抚。然而发生在晴晴身上，则比较容易出现负面的诠释与想像，并且在责备后补上一句：“唉，反正妳到哪里都饿不死。”当时的晴晴尽可能把这句话理解成是“很会生存或很会找资源”的“赞美”，如今想起来却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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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雯在安置期间，同样也在工作：“大家都在读书，我却在赚钱，从早上 9 点上班到晚上 9 点。别人起床上课，我还在睡觉；他们放学，我还在上班，回去之后常常妆都没卸倒头就睡，衣服也懒得洗⋯⋯”小雯因此常因未达到机构的整洁标准而和工作人员冲突。
院内规定，如果内务整洁没改善，就会罚扣钱、不给车资，有次急着上班的小雯因为这个规定和生辅老师僵持不下，“我跟她要车资，她忙着写纪录，有点刻意忽略我的意味，我冲过去把纪录抢过来撕掉，老师气得发抖，现在想起来会觉得抱歉，老师承受了很多我们的情绪。”
然而，重新咀嚼当时的“叛逆”，小雯却也提到当下复杂的心境：“我们没有比别人乖，老师一定喜欢乖的；我们也不是最小的，因为年纪小，大家会让你。‘什么都不是’的情况下，叛逆一下，别人好像才会花比较多时间在我身上。”
“现在想起来是很幼稚的行为，但当时会觉得‘我要有立足点’、‘我要有存在感’。我们去做这些事，只是为了证明‘我这个人，是存在的’。”由此造就了“不想被管。你管我，我反弹，但不要不理我；我得不到爱会更难过、更生气、做出更多令人头痛的事”这样的矛盾循环，“我也是到长大了才比较懂当时的自己，这是我们索求爱的方式。”
所幸当时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填补小雯渴爱的需求，“我叛逆，和这个老师大吵，老师会静下心写信，告诉我她的感受、她要教育我的东西，她也会讲她的难过，当时看信会想：‘好像妳也把我看得很重要，所以才会受伤。’”
安置机构的存在目的，若真回到“类家庭”的思考，或许就该讨论一般家庭的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也会提出各式搞怪的需求：例如也想尝试外宿，或者也会欺骗父母。于儿少安置领域深耕 7 年的社工师方昭夫认为，安置机构可以思考的是，如果同样的行为发生在一个“寻常的”家庭里，我们会怎么回应这个小孩？
若回归生活的粗糙面，即便是学有所成的大学毕业生，孑然一身在都会里自立，都诚属困难。方昭夫语重心长的说：“事实上，在我们的经验中，那些所谓‘不乖’的院生在找资源、工作、社交沟通上，常常都优于听话的‘乖’小孩。”
“我们也会担心乖小孩啊！比如念到大学还没打工，他们身上的顺从、乖巧这类特质，到了职场不一定是充分的优势。”“乖”与“不乖”的分别，端看从机构到社会，我们如何切换格局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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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的家庭经验里，冲突频生往往导因于资源分配不均，然而“情感”、“爱”也是家中无形的资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往往逼得人们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思考、区辨家庭成员的好与坏，让资源分配变得容易，掩盖了资源的匮乏或有限性。
“爱”这样的资源，无法被无限制的榨取，方昭夫就表示：“我们单位最多安置到 30 个孩子，工作人员约 12 个，每个孩子都有发展依附的照顾者，比较不会有‘爱被瓜分’的情形或感受。”或许，与其检视基层工作人员是否具备“足够的爱心”，不如讨论造成爱心“不够用”的种种结构性困境。
无法选择的非预期离院
小雯离开安置机构的过程很仓卒，“还没满 18 岁就被结束安置了。那时阿公过世，我爸找到我，在院方陪同下前往阿公的告别式，后来我听到的‘说法’是──‘爸爸说可以不用安置了’。”对于自己的去留，小雯觉得自己并没有讨论的空间，和父亲的关系也依旧是 2 条平行线，社工帮小雯申请了补助，但父亲拿走后就消失了。
“后来开始住在治安不是很好的廉价雅房，下课打工、假日也打工，一个小时 100 元，下了课才去也做不了几个小时，一个月薪水还不到 1 万。”洗发精是同学家拿的、被子是老师给的，“还有以前的安置生塞钱给我，就连之前常吵架的院生也会多少打探一下我的消息，但没有机构工作人员主动和我联络。”小雯后来交了男友，总算搬离阴暗的雅房，住处的安全议题暂且获得解决。
在安置机构里服务过小雯的生辅老师认为，小雯的离开是长期的累积，“小雯住在机构里时，因为同时在工作，一只脚已经跨入社会，有很多参与院外活动的需求，对于机构的规定越来越难以配合，没办法再用对待国中生的方式来服务她。”而当时机构对于“自立生活方案”的构想及规划都尚未成熟，“不然小雯没办法完全配合院规，也不一定会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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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机构尝试发展较适合这些“大女生”的另类管理，颇有进步，也因此生辅老师想到小雯时，会觉得有些可惜。
晴晴的离院则更具戏剧性：“接到我因为翘课被记过的通知，当天院长就要我收拾东西离开。一旁的生辅老师哭了，叫我去求院长，我脾气拗，想说你要我走，我也不想待。”
晴晴表示，她是机构自收的个案，背后没有权责单位、没有主责社工、没有结案流程，其角色身分就像是院方领养的小孩，“这反而让我感觉在机构里的位置比较尴尬。”安置机构若以父母的角色自居，或许安置双方都更易经历类似亲子关系中的“失望”与张力，“例如，我知道他们希望我们可以走在他们预备好的道路，可是我们就是会有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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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安置机构立案时就具有宗教背景，生辅老师提及，机构在成立之初，的确常私下讨论，期待将安置生培养成宗教领袖或相关人才，并且将此未言明的“期待”呈现在活动规划上。晴晴说：“每天都要晚祷，动辄 30、40 分钟，周六要参与教会服事。参加一期我觉得很好，可后来每期都要参加，内容都是一样的东西，就比较没有意义。”
“当时的我们其实已经是小大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出去上班、工作、赚钱，也是为了自己。”晴晴说。小雯也提及：“周日一定要去教会，规定大家都要奉献，一天的零用钱也才 20 元，硬要剥夺这部分，当然会觉得不想去。”然而，相较于其他院生，被机构自收的晴晴似乎更容易被任意安排与对待：“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希望我跟其他院生一样是经过法定安置的角色，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工作关系。”
对“家”的渴望蒙蔽亲密关系陷阱，现实压力雪上加霜
“后来我先去住朋友家，同学都知道我的状况。因为这么突然的转变，学业没有办法顺利完成，至今还是有点遗憾。”离院后的晴晴继续打工过生活，认识男友后，搬去与男友同住。
“很多安置生遇到另一半时常会觉得：‘他是我的家人’。而且掏心掏肺，只要男生说‘我会娶妳’，下意识就觉得自己将要有一个稳定的家了。”然而，事情并不如她们想像得顺利。小雯当时的男友不但会花她的钱，还要她当借款的保人；晴晴则是发现男友碰毒：“他还会打我，再后来变成我在养他。”
“在安置机构里，老师往往只说：‘妳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我们反而更好奇。”小雯认为比较实用的建议是：“当一个人让我相信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可以付出多少？”对她来说，或许该把假设的前提改变：“女孩子出去，可能会发生性行为，不要告诉她们‘不可以’，而是告诉她们怎么保护自己。”
晴晴则是在男友当兵后，一人收入支应不了房租，开始去酒店上班：“一开始做得不好，觉得很恶心。小时候再苦，也从来没有这样奉承人。”但晴晴很快就习惯了酒店的劳动，甚至做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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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份工作一定会面对 2 种选择，一是陪客人“玩”（喝酒）；二是可以“赚更多”（性交易），过程中一定会有人游说：“妳不能都一直喝啊，一直喝对身体不好。有的客人（性交易）很快啊，你做一个之后回来还可以做下一台。”
“我的个性比较男性化，之后客人多半都知道我是比较爱喝的，所以我做到的都是‘只’爱喝的，最担心的那部分也就不存在了。”有趣的是，晴晴认为这段工作经验对她有正面的影响：“当时老板知道我小时候的经历，会强迫我存钱，每个月会提拨我薪水的一部分当储蓄，离职时才全数交给我。”
同样在酒店待了一段时日的小雯，则一度觉得自己快要堕落：“这份工作必须‘卸下所有’去跟别人陪笑，久了妳会知道自己不快乐。但我很有主见，不是别人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后来还是选择离开。”之后小雯在服务业发挥所长：“同样是赚钱，现在的工作让我快乐、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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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生活的“时间贫穷”阻碍青少年最重要的人际发展
回想过去被安置时的日子，2 人不约而同的表示“没有自己的时间”：“每天都很紧绷的照表操课：几点到几点是读书时间、几点到几点要晚祷、几点到几点吃饭、几点到几点把饭煮好、几点到几点你要洗完澡、下课后几分钟内要回到家⋯⋯”
小雯认为这样的时间分配对生活影响甚钜，许多院生开始会接二连三装病、拒学：“下课之后是国高中生与同侪建立关系的关键，在学校人际关系好，上学才会开心。但是，剥夺了我们跟同学相处的时间，又规定回家后不能玩电脑，想用社群跟同学聊聊天也聊不到。朋友会觉得‘算了，妳很麻烦，每次都约不到。’”
“没有时间出去玩、在学校没有自己归属的族群”，这些在大人眼中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大幅影响儿少就学意愿：“对那个年纪的我们来说，没有经营好学校的人际关系，其实会很痛苦。有些院生会不愿意面对而翘课，或是假装出门，结果跑去网咖。”
对此，曾华源建议，必须让少年“走出去”发展社会网络：“不能只在院内发展、隔绝于外，这些观念都在慢慢改变。”方昭夫则认为，安置期程中一定要发展孩子“自身”的需求：“他们有没有想做的事、想过的生活？这群孩子的家庭支持系统太薄弱了，安置机构必须有能力协助他们思考、准备未来。”
在电影《珍爱人生》的原着小说中，有一段对“安置”的生动描述：“安置存在于你过去的生活和未来想要的生活之间。”安置的“目的”隐含着通往未来，然而“时间”是成本，体力、精力也是成本，在以院内活动为主轴、机构本身愿景为目标的服务规划下，青少年的能量被占据，青年前期应有的探索和准备往往被延误。
若回到“类家”的思考，一般家庭似乎也鲜少被建议用紧凑的时程去照料孩子。在如此看似扎实的活动规划及宗教服事下，“安置”的初衷──协助少年发展阶段性任务、为进入青年前期作准备──实难顾及。
“管理”与“自主”的空间，取决于机构经营者
对曾华源来说，工作人员的能量与专业性是否能发挥，端看院长或机构负责人的理念：“常常都是这个角色，影响了全盘。”晴晴和生辅老师就都提及，当时的工作人员会因院生与机构的冲突而难过，也会给予院方建议，“但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存在于基层工作人员与院生之间的张力，似乎不该只聚焦于工作人员的问题解决能力或“脾气控制”，因为机构整体的方针及规定，形塑了“管理”与“自主”空间的拉扯。方昭夫建议，新手若要进入安置领域，当以开放性高、尊重社工、生辅专业的单位为优先。
“这样极端的‘非预期离院’案例，实务上的确存在，评鉴时无法从‘结案原因’看出端倪，可能会写：‘服务对象不服管教’、‘经常无法配合机构作息’等理由。”另一方面，曾华源也认为许多青少年往往具备许多特质，挑战了机构的管理，让工作人员相当辛苦。
无论是对于院方、工作人员或安置儿少，或许都不宜做个人层次的归因，但少年却往往是最易被个人归因的对象。如同小雯和晴晴，在看似相似的际遇下，许多人会归咎于“少女堕落”、“不学好”或“浪费社会资源”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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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少女发展亲密关系、投靠男友、以肉身为资本在短时间内解决经济困境，或许只是在走一条“阻力最小的路”，使她们的生命史呈现如此的重叠与类似。她们的困惑及感受，真实反映了 7 年前的安置困境：“当生活都围绕着机构，或跟机构紧紧连结的时候，某种程度也是被限制住了。我要到社会闯过了之后，才会知道原来有些事情不可以、有些事情有可能。”小雯说。
晴晴则没有太多怨言：“感恩机构给我好的环境和照顾，不用担心三餐没得吃。”而她们共同的盼望，还是希望这样的“安置少女历险记”，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现行必须接受安置的儿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