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剧场空间设计师陈成婷，真诚至极的女子，大家出国都为撑面子，她大胆谈旅居留学如何教她放下自尊，在绝境长出自在而独特形状。
我们都想做一种人，那种为了扩大自己的经验边界，放下恐惧、提起憨胆，什么都不想就往外闯。即使怀里没有任何计画，即使连目的地语言都还不会讲。
两次入围 WSD 世界剧场设计展的剧场空间设计师陈成婷，就是这样的女子。
七年前，她一句德语都说不完整，怀抱着对德国剧场前辈的憧憬，靠工作存够二十万就飞往德国。一待就是七年。
晒成麦色的成婷穿着白色无袖上衫，钛锗项炼圈在颈上，手腕戴着跑步黑手环，臂膀肌肉隐隐可见，像只精实但温柔的豹。在外闯荡多年，她身体自然勾勒出江湖轮廓，勇敢、义气、泰然但轻巧。
从海外巡游回家，有些人从自卑小鱼变成傲慢大白鲨，有人在广阔世界碰撞交流出自己形状，鲜明而闪闪发光，成婷是稀少的后者。你很难不受她吸引、很难不想跟她说话，问问她经历了些什么。
门开了不要怕，要走进去！
成婷一开始破题便说，成为剧场空间设计师是意外。“我小时候其实是学舞的，没有美工底子、不会画图！”她六岁跟着台艺大舞蹈系老师学芭雷，跳到民族舞与踢踏舞，因为舞，进入剧场的时间很早。
一个舞者，不会画画却转身往幕后钻，做剧场空间设计师我说牵强，她说若人懂得聆听自己声音，会发现很多事本来就没道理。
“我对于走过布幕来到台上这件事情，喜欢，却一直有压力。”小时候在台北县艺文中心演艺厅有大型舞展，比起上台表演，她的身体更记得剧院后台的冷气与灰尘、舞台灯光打下来烧到灰尘的瞬间，在后台跑来跑去曾是最快乐的事。
于是她不顾自己的转折与众人背反，人们拼命想从幕后走到前台，她却选择逆着前进，从舞台上往幕后去。
“小时候好喜欢后台的那些东西喔。后来看到北艺大戏剧设计系简章上有布幕、灯具的照片，受到吸引就觉得去考考看吧。才发觉比起跳舞，做技术这件事是我更可以掌握的。”她说着眼里有光，彷佛能看见 17 岁的成婷紧捏简章的模样。
可是，不喜欢画图这件事，确实曾替她带来很多挣扎与痛苦。
“人真的不能骗自己。我没有美工底子，手绘水彩透视图常装死，打心底抗拒自己不会的事。”后来老师告诉她，“不要担心，妳该是做什么事的人，就会走上哪一条路。”
这句话影响她一生，“在每一个犹豫关头，我都会试着提醒自己放下吧，当你不执着一定要成为什么的时候，自然会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会得到相应的机会、走上相应的路。”
她曾在复兴高中戏剧班当兼任讲师，学生问她怎么走到今天。“我就说我没有计画啊，哪一道门开了就走进去。想这个有什么用，计画赶不上变化。”她张开双臂，笑了，“这样讲很坏对不对，可是真的就是这样。”
我没有计画啊，计画赶不上变化，哪一道门开了就走进去。
去了德国，她逐渐明白一个人最需要的能力不是计画未来，而是识别当下。像攀岩必须抓紧眼前石头，稳定自身才有余裕判断下一步。
在台湾语境里，人生一定要做好规划，“要按部就班、几岁就要结婚，沿途必须一直证明自己、刷存在感、按照工作和收入界定自己是谁等等，出国之后转换语境，所有东西都拿掉重来。”
她太想在德国体会毕娜鲍许（Philippine Pina Bausch）、莎夏瓦兹（Sasha Waltz）等人怎么生活、如何走过。她看 Thomas Ostermeier 合作的剧场空间设计师 Jan Pappelbaum 把结构分明的玻璃素材与冷冽金属放在舞台上，对比当时仍以飞柱与布景为主的台湾剧场设计，大受刺激。
“可是我到柏林第一天，冷得要死，冷到有点生气，坐地铁穿过大街，看到办公大楼的建筑与 Jan Pappelbaum 的舞台设计是一样的，才发现那就是他们的生活，他只是把生活拿出来作为创作元素，为一出戏服务场景。”生活与理想不在他方，必须安放在当下，这是第一个文化冲击。
成婷说话声音低沈但有感染力，可以松开听者紧绷的筋骨。但她说自己原是拘谨的人，花了好久时间才放开自己。
出国不是高飞，是走低直面软弱
“刚到德国的第一个礼拜，我镇日躲在学生宿舍里，连去超商买东西都要深呼吸好几次才走得出门。”
谈初抵德国的生活，成婷超乎意料的坦白吓我一跳。留学生往往都极优秀或爱面子，大方对陌生人侃侃而谈异地挫败，我心想眼前这个可能是几无恐惧的人。
她没听到我的小剧场，继续说。
“结帐要专心注意收银机数字，他跟你讲，你可能听不懂而反应不过来。他再问妳要不要袋子，你就紧张得要死。”她模仿当时自己结巴状态，以坑坑疤疤德语说话自我调侃，这人可爱。
“在台湾我伶牙俐齿，在德国念研究所完全进入失语状态，就这样过了三年。”成婷不是德语最差的外国学生，但自尊与完美主义勒着她，与其出错出糗不如躲。
描述当时情境，她的身子微微蜷缩，“听不懂的时候我努力记关键字，这时教授就一定转过头问，‘成婷你觉得呢？’我说不出话，教授就叹一口气继续讲他的。后来我就一直往角落退。”
准备硕士口考之前，“有时早上起来坐在床边不想动，或是坐起来，想到要去学校了，眼泪就开始掉，半小时内决定去或不去，两种情况都发生过。”成婷大方搬演留学生最不堪的内心剧，接通我在英国读书记忆：有时亦希望睁眼就天黑。
我问她是否曾有种族上的困扰，她很快坦白有，“德国虽因纳粹历史对种族议题小心翼翼，可是小心不代表耐心。柏林工业大学喜欢灵巧善言的设计师，我没有办法，我念到很怀疑自己，不确定念这个书要干嘛，没有任何竞争力可言。我在剧场懂得比他们多，可是在校园却没有竞争力。”
她在台湾有扎实的学校训练、自己跑外头小剧场接设计工作接地气、在音乐咖啡厅学会架音响，抵达德国之前已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德国好像没什么能教给她，只教给她生活与自尊的挫败，教她面对自己的无能与软弱。
可是因为直面自己，反而逐渐交上一批好朋友，她形容他们是奇珍异兽，轮廓鲜明、活得很有自己形状，她也教同学台湾的扎实功夫，“后来这些朋友帮我松开拘谨的那一面，我们随时可以在大街上即兴，工作上也给彼此很多帮助与机会。”这一段经历替她验证，做剧场终究是为了与人交流，让各自生命经验与身体记忆碰撞或交融，扩张彼此想像与身体边界。
理解自己是谁，就有灵光乍现瞬间
柏林念研究所的最后一年，她在包浩斯设计学院参与了两年的工作坊，认识许多空间设计学生和年轻编舞家，也遇到后来一起成立 p_a_r_a_r__ 沈浸式剧场（注一）的墨西哥夥伴 Karina Suárez Bosche。
“来德国前她已是墨西哥很有经验的编舞家，我在台湾也很有经验，工作坊结束后她邀我一起做毕业作品，以专业自我要求为前提，作品今年在 WSD 入围，后来也去墨西哥、挪威巡回。”
Photo Credit：Raphael Hünerfauth
陈成婷剧场空间设计作品：in/the/back/no/words/hearing
Photo Credit：André Wunstorf
陈成婷剧场空间设计作品：in/the/back/no/words/hearing
毕业以后，她为了维持生活、留在德国，曾搭夜车跑遍整个德国的市立剧场、投出近百封履历应征剧场设计助理，更曾在柏林地铁站内的麦当劳小摊打工，身上留着当时烫伤的疤，她笑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麦当劳的印记，只是我的比较大一点。”
以最低限物质生活，把时间空间与精神留给创作与朋友。
2015 年，她和 Karina 受上海艺术中心国际艺术节邀请，人家替她安排讲座，成婷以 8 个字收敛创作核心：空间演绎、身体记忆。
“对我来说，空间必须跟身体与记忆达成联系。身体不是什么恢宏的叙事，就是生活的身体，你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你的身体记忆是什么，这个记忆会堆叠你在空间里做出行动。”
今年与女节合作《母亲-放我在妳鞋里》，力求不矫造的家庭氛围，演员一走出来就开始切芒果，说：“余妈妈买了三十六颗芒果放在冰箱里。”观众一听就笑了。“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妈妈，会在夏天碎念乡下某某人的芒果很香，要赶快吃。母亲形象马上浮现眼前。”
一旦拨通观众记忆，身体自有回响，剧场乍现灵光。
“这跟舞蹈有关吗？不一定，跟共同记忆有关。这是我给自己在工作上的挑战，我必须理解我的观众是谁，以及我自己是谁。”
“空间演绎”则是从德文翻译过来，“原文比较近似于‘搬演情境’。舞台设计师在德文是场景设计师，创造场景、演绎空间的人，思考要他要让空间说什么样的话。”
好的设计不必聒噪，也不必急于展现设计痕迹。
“我可以做一个设计到后来完全看不出设计，只要符合剧场概念，真实、诚实、与人连结，没有不可能。”说完她笑了，彷佛在说“妳看我松成这样，真是没救了。”可是好潇洒。
与巴黎剧院合作欧洲工坊，我们都是漂浮之岛
参与欧洲工坊，她说其实也要感谢耿一伟老师。
“老师年轻时曾在捷克念书、生活，他懂旅居的苦闷，看到我就说‘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你再撑一下，不要急着回去，这里资源很好、养分很好，要得到这个国家的精髓至少要六年。’第四年他要我撑，现在已经七年了。”
七年，她的身体仍是台湾式的，也终于浸透德国。
在耿老师牵线下，她与另一位留法的台湾剧场导演洪仪庭、以及葡萄牙编剧里卡多．内维斯一起参与巴黎剧院创立的“欧洲工坊艺术节”。
图片来源：2017 台北艺术节 欧洲工坊
“欧洲工坊艺术节支持欧洲的艺术家驻村，每年共同透过艺术，讨论欧洲当今最大议题是什么。”成婷耐心解释。
“例如今年法国大选，极右派与左派角力紧张，法国剧场人希望透过外国人的多元视角，重新检视欧洲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平衡各方说法和理论。”
这三位艺术家，各自站在不同文化位置望向欧洲。洪仪庭善于料理法国文学、法语韵律与冲突美感；成婷的身体很台湾，她曾在江之翠南管剧场学习南管身段，也习惯从身体和视觉出发；葡萄牙编剧里卡多是个乐观开朗的同志，“我们聚在一起理清各自文化脉络，合作前我们聊了整整一周，带给彼此冲击与创作火花。”
后来，他们决定舍弃“一人编剧、一人导演、一人舞台设计”的专业分工，进行三人共同创作。
“法国有个点心叫漂浮之岛，奶泡球漂浮在糖汁中间。很像我们三人各自状态，我们都是在岛屿出生，到欧洲生活也是自己一座孤岛。”
葡萄牙虽在欧洲但位居边陲，从来没进入中心，“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岛，有时候靠近岸边，有时又飘回来。我们三人必须找到自己定位，才有观点，带观众去经验欧洲可能是什么。”
巴黎演出，他们得到很好回响。回到台湾，新的挑战开始了。
“回到台北语境，很多东西要修改，巴黎的演出曾达到许多会心一笑的瞬间与共感，完成度很高。台北观众规模是巴黎的五倍、又是售票，必须让观众看到更完整的状态，但我们的东西不会是奇观式、漂浮的。”
成婷说，她希望看完这出表演，你会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与欧洲紧密牵连。
“没有什么是遥远的，不论在哪里，生活都是平实得不得了，”她相信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体生存挣扎，都将产生蝴蝶效应、诞生在我们的经历之中。“难民或 ISIS 都是，并不因为发生在欧洲而跟我们无关。”成婷语气热切，我能感受她有伸手连接彼此的渴望。
“我也不是超左派社运份子，没有要把大家摇醒，我没那个能力，只是把一些很诚实的经历告诉你，例如在德国最严重的种族歧视经验，或是福克旺的教授给我一封拒绝信，虽是拒绝却充满对人的尊重。”
为了创造连结，她太能交出自己，这场专访她无保留，我停下来问她做剧场是为了什么。
她说，剧场可以是任何事。
“做剧场的人，就是想要当下性。对我来说，当下性意味着人的温度、能量瞬间。我们在剧场里期待的就是不停发生的能量瞬间。一个作品有没有能量亮点，表演者知道、观众知道，因为这是同时在观和看的关系之中发生的。”
做剧场，就是想要当下性。当下性意味着人的温度与能量。
她在墨西哥的养老院看过半瘫、眼神空洞的老人，为了想参与戏剧表演的当下，从干涸身体努力挤出力气拉扯场景布条，看到的瞬间，她眼泪直直落。
“我很清楚知道，创造当下，我这辈子就是要做这件事。”
不要忘记给自己空间与时间好好活
剧场人创造当下，可是看戏的观众要有余裕和能力感受当下。最后我问她，台湾的身体与情感教育稀缺，怎么办？
她想了想说，可是我们又情感丰富得不得了，很需要从外在获得情感刺激。我说所以台湾人很滥情，她又替台湾人说话，“是因为自己不太好意思分享出来，才会以比较能被社会常规接受的方式表达情绪。”我直说这些表达方式来自平板的影剧，再往前逼问她一些，怎么办？
她说，“移动。”
“用最俗烂的讲法，就是脱离舒适圈，去吃一点平常不吃的、过一下没那么方便、没网路的生活。自己打水，用水桶洗澡，或是三天不换衣服，不管有没有要出国，可以练习进行 3C 断食，离开每天一定要看的电视剧和网页。”
或是，去看一出舞台剧，我想这样替她补充。尝试不透过媒体中介，感受演员、看见灯光、道具、布景，让生命与当下的密度共振。
她在欧洲仍有许多朋友使用传统笨蛋型手机，也没有脸书，“很多德国人抵制脸书，因为不想失去生活的当下与真实，当然他知道会遗失很多讯息，但宁愿用传统的方式看报纸、打电话、传简讯与人互动，也不要在社群网站上吸收资讯，因为得到重要讯息的同时，也被迫夹带着十几个垃圾讯息。”
成婷说我们太习惯同时处理很多讯息了，容易失去分辨重要与不重要的能力。“我们不给自己空间这件事，有点太严重了。”
在台湾，我们都太贪心，什么都想要、活得太快，太想奔赴未来，因而与当下失之交臂，于是什么都感受不到。
成婷说做剧场是创造当下，在这个全世界都推促你活在未来的时代，活在当下是多麽困难却又多麽简单、多麽微小却又多麽巨大，多麽谦卑却又多值得骄傲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