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卷调查着手,理解社会结构下台湾的亲职教育,看见北欧国家的教养经验,期待给予社会更多元的亲职想像。

家中宝宝刚出生,谁来照顾?有些家长偏好“自己”带,而这“自己”有九成以上是妈妈。那工作呢,要离职,还是换离家近、不常加班的工作?爸爸一份薪水养得起一家吗?请上一代帮忙,会不会吵架,每天往返接送会不会太累?请别人照顾,信得过、付得起吗?这应该是怀胎十月中,所有家长左思右想、百转千回的大哉问!

我们(注1)做了一份调查,想知道台湾现在育有两岁以下幼儿的家长,最喜欢的托育安排为何?结果发现,虽然有四成家长认为“在家专职育儿”最理想,但有六成的家长希望可以找到妥适的方法继续工作。

注1:《105年度建构托育管理制度实施计画之成效评估方案》,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委托研究。

结果发现,事与愿违者不少:家长属意祖母照顾的仅约两成,但实际上是祖母在照顾的却逼近四成;希望兼顾工作的家长虽有三成,真能如愿以偿的却只有一成!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明显看到“性别及阶级”的影响:对那些无法摆脱沉重母职与低薪、长工时的劳工家庭来说,照顾成了逃不掉的义务;而经济稍宽裕的家庭,才有资源去选择育儿方式。

推荐阅读:双薪家庭当道!荷兰“安亲妈妈”到府育儿服务

养儿育女的第一个囚犯困境:性别化的照顾选择、处处可见的义务性母职

是否注意到,这些所谓的“选择”,影响的不仅是“家长”(当然多数是妈妈),也牵涉许多长辈(当然很多是祖母)的生活安排,以及保母和幼稚园老师的劳动样貌。而这些“照顾者”,不论有酬无酬、亲属或专业,九成五以上都是女性!

以台湾五都育有婴儿家长为例,当问到“你是否赞成女性从事全职工作?”答案随身分而不同。50% 的受访者赞成结婚但还没生小孩的女性,可以全职工作,但只要有了学龄前小孩,赞成比率骤降到 14%。

这个支持女性工作的态度转变,也如实反映在就业行为上:2011 年,台湾当代有偶的女性在成为妈妈前的劳动参与率高达 75%,当妈妈后(子女均在三岁以下时)降为 61%。可见从“妻子”到“母亲”,至少把一成五的女性“挤”出职场。当然,在性别文化尚未完全解构的当代,多数疲于奔命的是女性!有人轮替的双亲尚且如此,无人可换手的单亲处境又有谁看见?

推荐阅读:瑞典震撼教育:六星期的课程,胜过四年的台湾大学教育

优质、平价与劳权,养儿育女的第二个囚犯困境

在家户内的托育选择,会面临照顾与工作的两难,也可能有照顾责任性别化的疑虑。那把孩子送给专人照顾,又会遇到怎样的困境?

以收入中上的家庭来说,也就是收入约为 68000 元的家庭,相较于全台保母收费的中位数 15000 元,托育费就占这些家庭所得的 22%。也就是说,那些月所得低于 68000 元的育儿家庭,连第一胎都无法送托,哪来生养第二胎的能力?甚至第一胎都无法送托。这种情况下,谁会被迫留在家里无酬承担那份多数人付不起的劳动?

如果放任市场机制决定服务价格,所得/阶级这把刀,把有类似照顾需求的家长,硬生生地切成零碎的光谱。下页图就活生生展现了,当这个社会仍只把托育当作私人的“妳/你家的事”,那么,托育安排就不是个人选择,而是活生生的性别与阶级的交织产物。

推荐阅读:与体制分手!我和孩子的自学教育之路

怎么解这个性别与阶级交织的套?


实际照顾安排——依家庭收入分(2013 年)(配图二)

托育:从婆婆妈妈的家务事,到政府市场联手的天下事

北欧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光是“双薪”不足以兼顾照顾与就业,“整个国家一起养小孩”才是王道。福利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减缓不同家庭与阶级衍生的不均等,让儿童受照顾的权益不受出身影响,让父母在就业与照顾间有选择的“自由”,不用只凭运气(长辈有无)、拚实力(薪水多寡)、等老板慈悲、看同事脸色。

台湾连续几年荣登世界最低生育率的“殊荣榜单”,每年新生儿数量从动辄四十万一路下滑腰斩到二十万以下,政府开始意识到状况,2001 年“社区保母系统”成了督导访视、协助媒合、处理保亲争议的公正第三方。这些措施试图让服务品质更标准化,赢得家长的信任。2008 年政府补助聘用证照保母的家长 3000 元以减轻照顾成本,透过国家的补贴减轻家长负担。

推荐阅读:【性别观察】第一夫人与无薪娇妻,谁来买单我的情感劳动?

2014 年“保母登记制”再上层楼,保母必须要登记才能执业,否则会被取缔罚款,把托育服务从台面下的黑市工作变成正式劳动力的一环。这个制度也同时明定,政府应该介入管理保母托育收费,让保母拥有合理的收入,足以养活自己,也无从哄抬价格。

“回归自由市场”的论述效果

然而,补助政策一路叫好又叫座,随之而来的定价企图却饱受挑战。但如果资讯不透明、规范不清楚、管理不落实,自由竞争的结果可能是压低成本、提高价格以扩大利润,未必是有品质的服务。政府能不能把关,落实辅导规范与管理,才是关键。况且,照顾真的可以像商品一样,完全以市场法则运作吗? 只要国家角色与企业责任在照顾这件事上继续缺位,不管家长怎么安排托育,都不算是真正的“选择”或“自由”,只是阶级与性别交织的产物。台湾的托育,要从受困于性别规范与阶级条件的这端,走到人人都享有各种可能且能够真正“选择”的那端,不管在财政上、制度上、法规上、治理上、空间上、观念上,都还是漫漫长路,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关注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