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伊朗女权运动家马希赫・阿琳娜嘉德，从发起“我的秘密自由”鼓励伊朗女性揭开头巾的运动起手，翻转父权主义加诸于女性之限制，争取女性权益与自由平等。
随着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议题在国际社会持续引发关注，当我们谈及穆斯林群体时，相应的宗教、性别问题也愈来愈显得无可回避。人们关心穆斯林国家的女性权利问题，并就此展开了更加深入的讨论。
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不同地区、群体中的女权问题是好事，但也许身处异乡的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也不该代言她们，给出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穆斯林社群中的女权问题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我们需要更多、更耐心地倾听穆斯林女性自己的声音。
身在伊朗的权文武给我们发来了这篇采访记录。身为多年来致力于改善伊朗穆斯林女性权利状况的活动家，马希赫・阿琳娜嘉德是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国家的女性权利政策问题，又是为什么选择了她现在所做的事业？也许我们能够从这位了不起女性的叙述中，感受到穆斯林女权主义者的力量。
马希赫・阿琳娜嘉德
6 月 7 日，在伊朗与比利时的男排比赛中，伊朗女性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38 年后首次被允许进入体育场现场观看比赛。我藉此话题找到了着名伊朗女权活动家马希赫・阿琳娜嘉德（Masih Alinejad），跟她探讨了后核协议时代（编者注：指 2015 年 7 月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协议，长达 10 年的伊朗核制裁自此被取消）伊朗性别平权运动的发展前景与策略，以及 Alinejad 发起的摘除头巾运动的现实意义。
马希赫・阿琳娜嘉德，1976 年出生于伊朗里海沿岸。伊朗着名记者、女权活动家。早年担任过驻议会记者，并曝光过多起政府官员贪腐案件。2009 年绿色革命失败后，她流亡美国。现为 VOA 波斯语频道节目主持人，并频繁做客 Radio Farda、Manoto 等伊朗境外独立媒体，点评妇女权利、社会公正等议题。
2014 年起，她在脸书上发起“我的秘密自由”（My Stealthy Freedom）运动，鼓励伊朗女性在公共场合悄悄揭掉头巾拍照并上传社交网络，推动伊朗女性着装自主权。目前该页面已经获得超过百万各国粉丝支持。
问：
伊朗政府在伊斯兰革命后首次允许女性进入体育场观看比赛，您从性别平权角度，如何评价这一事件？您觉得在未来 4 年，鲁哈尼政府第二任期内（编者注：2017 年 5 月 20 日，鲁哈尼击败对手莱希，成功连任伊朗总统），会有更多推动女性权利的政治举措吗？
首先，所谓伊朗女性获准进入体育场观赛其实是一个谎言。这次被允许观赛的女性其实都是排球运动员、体育协会或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女性亲属，而非所有伊朗女性。伊朗政府不过是挑选少量女性进入体育场，然后以此作为政治宣传的材料，搪塞国际社会对伊朗性别不平等的批评。
不过，尽管如此，这些被精挑细选的女性获准现场观赛，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积极意义。考虑到伊朗进步女性的选票在这次鲁哈尼成功连任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推动其改善妇女权利的压力是存在的。
但我们要注意，鲁哈尼 4 年前在竞选第一任总统职务时为了捞得选票，大打性别平等牌，但他当选后，政府妇女与家庭事务部长 Molavardi 却称为了遵守宗教信条将不再推动此事。所以，如果这届政府继续实行靠口号捞取选票、当选后向宗教保守势力妥协示好的政策，对于未来 4 年伊朗女性权利能否改善，我并不乐观。
问：
伊朗核协议签署，伊朗慢慢向西方世界大开大门，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和旅客进入伊朗。在您看来，伊朗女权乃至整个民权运动的政治生态会在后核协议时代得到改善吗？
伊朗经济对外开放是把双刃剑。
一种可能是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加强监督后核制裁时代的伊朗，继续充当伊朗性别平等问题的支持者。西方政府可以要求本国公司与伊朗公司的协议中增加女性参与就业、取消强制头巾等条款，外国非穆斯林国家女性旅行者在与伊朗当地女性的接触中，也会带来新的性别平权观念。
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外国投资者只考虑自己的腰包而无视女性权利问题，那么与西方接触的获益者就将只是伊朗政府而不是伊朗民众，伊朗女权运动的未来反而可能受到沉重打击。
很遗憾，最近的事件表明，后核协议时代伊朗女权正朝后一种可能的方向发展。制裁解除前，欧盟主席阿什顿女士访问伊朗期间，曾积极为伊朗女权和民权运动发声。制裁解除后，更多的西方女性政治家来到伊朗，但却不再就性别平等问题向伊朗政府发难，因为她们更想让本国公司进入伊朗市场。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欧盟安全事务代表穆格里尼女士，为了能够获准进入伊朗、从伊朗未来经济发展中分得一杯羹，甘愿屈从落后的、歧视妇女的伊朗伊斯兰法律，佩戴头巾。来到伊朗后，她跟伊朗政府只商讨贸易合同和经济合作，任由伊朗人权和女权的议题被核协议后雪花般飘来的经济合同掩埋。
我很担心，后核协议时代伊朗女权与民权运动的未来就跟今天的沙特一样—— 政府对外国投资者十分友好，外国女性政治家或商人甚至可以在公共场合不带头巾，但在通过与西方交往获得大量资本后，对西方的媒体和政治机构施加影响，让其对本地女权状况噤声，从而可以为所欲为地镇压本国女性权利和民权运动。
Masih Alinejad 发起的“白色星期三”运动
问：
伊朗女性思想相对中东地区其他穆斯林国家来说要更加前进，但据我个人观察，她们更多是在个人口头而不是集体行动上追求性别平等，比如更愿意通过婚姻而不是独立奋斗改善自己的命运。您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我坚信，伊朗女性也是高度负责任的群体，每天都在抵抗和挑战性别歧视的法律。
你要认识到，伊朗的体制是一个对女性施以高压的体制，女性的集体政治行动受到很大限制。伊朗精神领袖甚至下达宗教裁决禁止女性骑自行车。在政府核心岗位，女性的参与也受到限制，鲁哈尼内阁成员中只有两名女性部长。
面对这个限制女性政治参与的高压体制，做一个言论上挑战强制佩戴头巾的女性甚至需要拥有比民权主义行动者更大的勇气，因为她挑战的是宗教体制的红线。曾有议员在国会中提到头巾问题，但两天后就收回言论并公开道歉。高压的体制下，即使是女性议员也不得不在自身性别议题上退让，面临比政治家更高伤害与风险的普通伊朗女性就更难就女性议题有组织、有行动地抗议。
关于大多数伊朗女性想通过结婚改变自身境遇，我并不认同。你可以看看统计数据，伊朗女性在工程师、医学和体育等各领域，虽然受宗教限制在参与度和收入上不如男性，但贡献非常大。伊朗女性尽管在法律上倍受歧视——不经丈夫允许不得独自旅行、继承权为男性一半、不得担任法官、不得出任总统⋯⋯却取得了与其他国家女性一样甚至更巨大的成就，引领国家进步。
问：
在伊朗这个法律和社会结构上反对男女平权的国家，您发起的一些关于穿戴的女权运动，如“我的秘密自由”（鼓励女性在公共场合秘密摘掉头巾然后拍照上传到社交媒体上）、“白色星期三”运动（鼓励女性在每周三佩戴白色纱巾对抗宗教所代表的黑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女性争取性别平等？您为何针对宗教文化议题而非政治和经济议题——如政治参与、就业平等——发动平权运动？
就这个问题，我想先给出一个概括性的回覆：如果一个政府不允许女性自由选择脑袋上面穿戴什么，又怎么会让女性根据自己头脑里面的想法在其他领域上的议题如就业、遗产继承权和政治参与上的平等做决定呢？伊朗女性首先必须要在关于自己的身体和穿着的议题上自豪、大胆、高声地发表看法，才能获得力量去争取在其他议题上发言的权利。
我发起的秘密自由运动，根本上讲不是为了通过法律手段争取取消强制头巾政策，而是让那些因为反对强制头巾政策被境内国家媒体屏蔽 40 年的女性获得发声的渠道，让她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还有很多跟她们一样的人在为穿戴自由而奋斗。挑战男权政治结构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女性相信自己有力量，相信自己的声音和身份能得到传播。如果女性的声音能够更多的在媒体上传播，压迫女性的人就会有所忌惮。
Masih Alinejad 穿着印有“我的秘密自由”运动照片的 T 恤
我和其他伊朗女性反抗的不仅仅是强制头巾，我们反抗的是所有男权主义体制。我们通过头巾议题打破伊朗官方媒体对女性权利的噤声，发现其他女性议题上的战友，更加团结地在各个男女平权议题上奋战。
对于你关于女性权利优先议题的质疑，我想问：作为一个人，你早上准备起床上班，但穿衣服时却有一个人过来告诉你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然后给你穿上他认可的衣服，你会怎么想？你这一整天会有怎样的心情？是考虑跟办公室老板争取收入平等权，还是先想到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穿戴？这就是 40 年来伊朗女性的境遇。每天早晨，政府、法律、男权社会掐住了我们的脖子，由他们决定我们该如何穿戴。
这种对女性精神上的伤害、对我们真实身份的剥夺，从 7 岁上小学时起就开始了，我们被迫在强加的谎言和虚假的身份中生活。在高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力量，去追求性别平权。我希望，通过“我的秘密自由”运动，让下至 7 岁的女童上至 80 岁的老妪彼此团结起来反抗政府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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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星期三”运动海报
头巾议题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台阶，一个通往夺回女性其他应有权利之路的台阶。伊朗媒体多年来宣称，如果女性不佩戴头巾，就会失去安全、被男性侵犯。也就是说，女性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不带头巾在公共场所自由行走，而在伊朗必须佩带头巾才能安全，难道伊朗男人是禽兽不成？这难道不也是对男性的污蔑吗？
强迫所有女性带头巾和强迫所有女性不带头巾在道德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剥夺女性对自己身体和穿戴的选择权，所以强迫戴头巾也是对自愿戴头巾女性的污蔑。
剥夺女性的对身体自由选择权就是剥夺她的生命。如果一个女孩走在街上，却要由别人支配她身体的穿戴，她便与行尸走肉无异了，何谈争取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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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您觉得，女权主义为了在伊朗更深扎根、获得更长远广阔的发展，未来是否需要本土化，即融合伊朗传统道德和伊斯兰价值，并做出部分让步？
我在伊朗生活时，常常思索，由于西方女权主义的反对者在伊朗政治结构中十分强大，伊朗国内所有（在女性议题上）变革的道路都被堵死，因此只有通过与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合作，改变才有可能发生。我认为，只有世俗政府（编者注：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中摆脱宗教控制，俗称政教分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维护性别平等，尊重女性权利。但目前，鉴于伊朗当下状况，我出于策略需要选择与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合作。
比如，以西方女权运动为模板的“性别平权百万签名”运动遭到伊朗政府严酷镇压，议员甚至不能在议会里商讨此事。而 Shirin Abadi 以一个穆斯林女性的身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编者注：Shirin Abadi，伊朗女性律师和人权活动者，2003 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奖的伊朗人和穆斯林女性），关于伊朗女性权利的话语讨论才慢慢放开。她甚至能与一些议员会面，商讨改变法律中的一些性别歧视条款。
由于法律中很多性歧视的条款可以追溯到沙利亚法，貌似只有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才能通过与宗教权威人士对话、讨论，给变革带来一些可能。而这些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也确实正在遗产继承平权等方面做出着努力，改变男权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