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昀修与性平教育协会监事苏芊玲老师深谈性平教育，回溯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起源，反思性平教育的目的，开展未来教育方向。
作者｜李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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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女书店，架上摆着《第二性》、《性别打结》、《向光植物》、《同志文学史》，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的办公室就在店内左手边一扇门半开着。现任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监事的苏芊玲老师接过我的访纲，低眉看过后随手拿了笔，轻声说：“叶永鋕的鋕打错了。”
这短短一句话里情绪饱涨，像是怜惜的捧着一株不该再被尘埃沾附的花，而或许任何一株花在她眼中都是如此。
从去年底到今年，台湾正经历喧闹的年岁，争辩的内容从婚姻平权一路推衍到性平教育，宛如沿着透明的脉络一般直指向社会对于性的害怕与无可理解。当一方对之畏如蛇蝎，而另一方视为救命稻草的性平教育被拉上争辩的主舞台时，透过了解性平教育的法源——性别平等教育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或许更能帮助我们去理解性平教育究竟有怎样的想像蓝图。
缘起
在性别平等教育法还未正式立法前，其前身为“两性平等教育法”草案，当时由陈惠馨、沈美真、苏芊玲、谢小芩等四人负责研拟。但回顾整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发展，苏老师将此过程称为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比较是民间团体倡议的部分，从 1988 年妇女新知基金会开始检视教科书，那时也是民间教改的呼声最热烈的时候，所以就一直延伸到 1994 年的 410 教改。”
而就在 1996 年底发生了彭婉如事件，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性侵害防治法快速的通过，其中第 7 条订定了各级中小学每学年应至少有 4 小时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课程，课程中里便包括了两性平等教育。于是 1997 年的 3 月，教育部成立了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开始推动两性平等教育。
苏老师提到说当时便有委员察觉到如果社会压力不再或委员会改组后，这项议题可能便无法延续，遂提议立法以保障议题：“教育部就委托了刚刚说的草拟小组开始草拟法案，一直到 2004 年法案正式在立法院通过。所以从 1997 到 2004 我会把它称作第二个阶段，是开始进入变成政策一直到性别平等教育法的立法完成。之后的可称为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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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性到性平
不过，从最初的两性平等教育法转变为性别平等教育法，一般常见的说法是受到叶永鋕事件的影响，实际上却又是如何呢？
对此，苏老师沉吟了一阵：“⋯⋯我会说都有。前期台湾的妇女团体推动所谓妇女权益时，看到的还是男女两者在各方面权益的落差。可是台湾的同志运动其实也很早就开始，大概 1990 年代就有同志运动，所以那个两性的概念事实上慢慢地已经被丰富，就是说当我们去想像性别时不会只有生理上的男女两性，会包含比如说性倾向。”
但她也坦言当时比较没有看到性别特质的部分：“叶永鋕事件其实为台湾的人，特别是关心性别教育的人开启另一个门，让大家更瞭解性别特质事实上也是性别重要的一环。事实上很多霸凌不只是男性对女性、不只是对性倾向不同，也包含对不同性别特质，所以我会说一半一半。并不是说因为叶永鋕事件大家才突然感觉说两性不足以符合性别的多样或多元，可是它确实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推手，教育部也才推动性别友善校园的概念，这时才把两性平等教育法草案改成性平教育法草案。”
看待的眼光
只是，为何性别平等教育法几乎花了一半的篇幅在建立性平事件处理的程序，直接与教育内容相关的条文反而不多呢？面对我的这个疑问，苏老师一声长长的感叹：“台湾有很多东西的进步常常都靠某些非常大的悲剧在推动。譬如说最近的林奕含好了，要靠一个年轻作家她的死，我们才去看到说好多学生跟补习班关系这么密切⋯⋯其实我刚才已经举了两个名字，譬如说靠彭婉如的死，我们才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靠叶永鋕的死我们才发现说原来校园里因为性别因素的霸凌有可能会这么严重。”
而实际上，校园的性平问题也是由于 90 年代时许多师对生的性骚扰、性侵案不断曝光，才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是当时并没有特定的法条来处理这些事件。
“如果校园里确实存在这些事情，那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处理的流程，所以第四、五章事实上是把在校园里处理性平事件的 SOP 非常钜细靡遗地列出来。那这东西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校园的性平事件非常多样，程度也有轻有重，如果非常严重的事件有可能会造成老师或学生被剥夺身分。意思是说学生可能被退学、老师可能被解聘。就是做出这么大处分的一个东西，它的正当程序一定是更重要。”但同时，苏老师也强调：“如果只把它当事件处理而没有拉回到教育的层面，我们只沦为每次都在补破网或每次都只能处理下游的问题，其实跟教育法或教育的概念不合嘛。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看性平教育法，有些人好像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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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际上在她眼中，性平教育法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机制的建立跟名词的解释都在第一章，第二章其实就已经去谈到校园的教学环境跟资源，比如说硬体人力等等这些东西。第三章才是课程教材跟教学，所以一二三章在我的说法里会说它是基础工程，那这些基础工程做好的话，那四、五章的事件其实就会大大减少，或反过来说我们透过处理事件要去看到前面有哪些方面是可以变成教材或落实的。”
她举例说：“假设学生跟学生约会，当他们到一定的亲密关系时，男生可能会觉得说这是男生该主动的事情，男生应该比较积极主动一点，多数时候女生可能也被这样教导。可是真正互动的时候，女生可能心里没有那么愿意可是没有好好表达，或是她已经尽力表达了可是那个表达在男生看来很消极，反正他们就把事情做了。做完后女生想想不对，我并没有想让他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违反了我的意愿。那假设知道学校有这样的管道她可能去做申诉，男生可能被找来时也觉得一头雾水，他说没有我就做了男生该做的事情而已啊。”
“假设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就会知道说在源头教导的时候就教错了嘛，你就会知道说我们的头脑里面被装了什么东西，我们拿什么东西来判断别人、来规范自己、来跟别人互动。”
透过此次与苏芊玲老师的访谈，我们理解性平法承载了怎样的期许而来，或许我们也将能理解到如何以一种更柔软的眼光去理解法条乃至于社会的他人。我想，不管对于性平法、性平教育，抑或生命本身，每一株花都值得开头那轻声一句：“叶永鋕的鋕打错了。”里饱满的怜惜，以及更好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