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告诉我女儿》：身为女强人，你不需要有罪恶感

对于有机会代表美国这件事，我总是心怀感激。在我的任期内，大家视我为外交大使、国务卿，更重要的是，我打破了女性在职场天花板（glass ceilings）（注13）的束缚与规则。

在我外交事业的高峰期，我虽身为美国国务院的领导人，但只要碰到跟花钱有关的事，我就得听我 3 个女儿的，在这方面她们可是精打细算。

“妈，妳真的需要再买一双鞋吗？”当我的女儿安妮审视了我一个月的开销和购物清单之后，她这样问我。我在 1993 年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97 年成为美国国务卿，女儿们也开始协助管理我的财务状况。国务卿工作时常需要频繁的海外出差，关于管理私人财务，我实在分身乏术。因为这层原因，我和女儿们彷佛角色互换，同时也让我们双方都深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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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最紧张的时刻，发生在 1996 年——我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身分前往克罗埃西亚（Croatia）的旅途中。那时距离签署终止波士尼亚（Bosnia）与赫塞哥维纳（Herzegovina） 战争的“岱顿和平协定”（Dayton Peace Agreement）还不满 4 个月。我带领联合国代表团亲自去看看该协定对于巴尔干半岛（Balkans）人民生活的影响。

在武科瓦尔（Vukovar） 的某一站， 我们下了车， 在一个由塞族人（Serb）控制的城市中走逛。就在我们靠近露天传统市场时，我听到有人大声辱骂：“妳这个婊子”——这句话无论是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或是英语，都一样难听。就在我们上车后，人们开始朝我们扔掷石头。在离开该地区后，车队的车子也差不多快被砸烂了。

那天稍晚，CNN 以“欧布莱特在塞尔维亚惨遭石头袭击”为题进行报导。这条新闻让我的女儿们着急地向国务院猛打电话，想确认我是否平安。

几天后，我回到家，被女儿们好好地训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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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这太不像话了。妳不能自己一个人跑去这么危险的地方，竟然也没和我们说一声。这样太不负责了。”这些话听起来应该是我对她们说的——当她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夜间外出逾时晚归，我可能就会这样叼念她们。看来她们很生气，我的行为令她们忧虑。

这些经验加强了我们彼此间的家庭连结——这是我更想透过行动而非语言来传达给她们的。对于一名职业妇女来说，最困难的，就是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家庭永远是最优先的。我女儿们成年后对我的照顾与关心，充分显示她们清楚接收到这个讯息。

当我的双胞胎女儿爱丽丝与安妮进入青少年时期，凯蒂还不满 10 岁的时候，我开始离家工作。我在将近 40 岁时完成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而且我还是个单亲妈妈。

我取得学位的时机真的再好不过。因为当时反对性别歧视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已经通过，女人正是可以在职场上大展身手的时刻，我的学历证书也准备好了。当参议员爱德蒙・莫斯基聘请我担任他的立法事务办公室主任时，在国会山庄上，我是以“欧布莱特博士”，而非“莫斯基的朋友玛德琳”被介绍的。

在事业持续发展的同时，维持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变得益发困难。我经常不在家。对我们大家来说，这都是一大改变。但让我感受到最多压力的，倒不是我的女儿们，而是其他的女性朋友。有许多女性朋友让我感觉自己是否做了错误的决定。

我总是说每个女人的中间名叫做“罪恶”，因为我们太喜欢对彼此进行价值批判。

许多年来，在华府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亦即在一个团队里，通常只有 1 名或最多 2 名女性职员的缺额。这样的限制在拥有企图心的女性之间营造出一种不健康的竞争环境，也不利于女性之间的支持互助。

令人庆幸的是，现今有愈来愈多人了解到，女性的力量对所有人来说其实都有正面帮助。我相信那些在上位的女性更有义务教导和支持彼此。若非希拉蕊向比尔・柯林顿的引荐，我无法担任国务卿此一职务。希拉蕊支持我并非因为我是女人，而是她相信我就是那个能有效传达比尔外交政策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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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想来很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确实有人真正怀疑一个女人是否可以胜任国务卿这个职位；也有人担心阿拉伯世界无法接受一个女性国务卿。甚至，有些外国媒体对于这个任命案的报导相当粗暴，举例来说，塞尔维亚族就以“老，但危险”来形容我。

随着时间的演进，人们这样的态度也跟着改变了。透过我最小的外孙女在多年前所做的一个观察，这样的变化显得特别清楚。“外婆担任国务卿这件事有什么好奇怪的吗？”她问。“只有女人可以当国务卿啊！”我当时才了解到，在她的世代，这个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我的任期于 2001 年结束后，康朵丽莎・莱斯（Condoleezza Rice）自 2005 至 2009 年担任国务卿，接着则由希拉蕊・柯林顿自 2009 至 2013 年担任该职。

现在，我的女儿们都拥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我们经常谈到，当我的工作将我从她们身边带走时，她们是如何长大的。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不管我的行程有多紧凑，我们都会想出办法找到时间陪伴彼此。我很骄傲于爱丽丝、安妮和凯蒂的专业都与公职服务相关，而且都在尽其所能地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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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或许是一个母亲能从孩子那里所听到的最好的赞美。这让我得以自叨念她们而产生的罪恶感中，永远解放出来。

注：Glass ceilings 直译为“玻璃天花板”，其实是一种譬喻，泛指企业内无形而人为的障碍，阻碍某些人（特别是女性）在职场上的跃升。这个名词首度出现是于一九八六年《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中，描述女性在企业或组织高层中升职面临的困难，自此即普遍被使用于描述此种情境。

玛德琳・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教授。在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一年期间，欧布莱特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国务卿。自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这段期间，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此之前，欧布莱特是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与白宫幕僚之一。她也是美国参议员爱德蒙・莫斯基（Edmund Muskie）的法案分析师。她撰有五本书，包括二〇〇三年出版的自传《从难民到国务卿：欧布莱特回忆录》（Madam Secretary: A Memoir）等。二〇一二年，欧布莱特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