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申请放榜，建中生冒名受访新闻引起各界讨论，曾是建中校友的作者以自身经验分享，带我们看事件背后台湾单一化的价值观的危机。
作者｜侯宗佑
看到建中学生顶替采访的风波，犹豫了很久，最后想想，还是以一个老校友的身分出来 murmur 吧。
虽然觉得已经过了十几年，再谈高中大学生活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但有些话，也忍了十几年了，一直没敢讲。
我读过建中，我读过台大医科，我曾经也站在那个位置被受访过——不管是在建中通过高中课程免修提前到台大修课，或是我拿到国际生物奥林匹亚金牌，或是我 75 级分申请上医学系，或是我高三时被选为指考入闱出题的试考生，或是我班上的同学自杀身亡而我当时正好是这个建中数理资优班的班长。
但同时，我也读过台湾私立大学，我也读过国外的学校，我想我以下要说的，并不是完全来自于单一的视角与观点。当然，一切也只代表我自己的经验，但我相信有这样经验的也不只有我吧。
先说结论，唯一应该被批评的，不是学生，不是建中校方，不是记者，也不是媒体。而是被台湾社会过于单一化的价值，加上单一化的升学制度所绑架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不只压迫到所有书读不好的人，同时，跟传统媒体所批判的“升学主义挂帅，只图利了少数明星学校的资优生”并不一样，这价值观其实也压迫到了所有人以为的既得利益者 —— 这些资质优异的学生。
这次事件中，我知道有些记者朋友当然忿忿不平。当然，事实上就是你们被高中生耍了，但我也要说，有些网民将责任归诸于记者并不公平。
学生来了，又穿名字制服，我个人会倾向认为记者的确已经尽到了查证责任。之前警察临检都已经吵得沸沸扬扬，我们怎么可能要求记者采访时，还要受访者出示证件？
当然，少数记者公布姓名、甚至人肉查出学生申请的校系给予威胁，或是以瑕疵的逻辑导出“连采访都作假了，到时候出社会还得了”的结论。这些作为对记者的职业声誉影响如何，我想大家自己心里有一把尺。跟这些少数人士的作为相比，“被建中学生恶作剧”对记者名声的影响，的确可以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而建中校方需要负责吗？如果是其他学校，我也许会觉得要。我知道很多学校有了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会通知记者赶快来采访，这时候学校可能必须负有确认的责任。
但建中，又是另一回事，每年放榜后，如果就我当初记忆，记者是会自己联络建中的。学校只负责通知学生到庄敬楼接受采访。至于学生要不要接受，我记得十年之前我就有选择权。我想今天应该不至于倒退才对。这状况底下说要学校负责，我觉得顶多只能说学校选择的学生，多样性不够充足，但要说为造假责，实在也说不过去。
最有趣的，算是学生的角色了。事情大致是真的，内容大致是真的，只是另外一个人说出来而已。我不觉得换个人说对公共利益有造成任何的损害。相反的，藉由这样的恶作剧所凸显出追逐大考成绩的荒谬，所引发的这些社会讨论，反而促进了台湾人对这种社会风气的反思。
因此，我自己是觉得称之为对社会有正面帮助的行动艺术都不为过。虽然我自己也觉得当事人自己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单纯的恶作剧。但作品完成就脱离作者了，行动艺术自然也不例外。
对，这是一个事件，但真的有人受害吗？如果在舆论错误指责记者、指责学生之外，并没有任何人受害，那我也觉得是不是可以不用急着去抓出“是谁做错了？”
真正错的，有问题的，就是台湾社会过于单一化的价值，加上单一化的升学制度所绑架的价值观。这价值观对所谓多元适性发展的戕害已有很多人讨论，我就不重复。但这样的价值观，对这些所谓的菁英跟学霸就是好的吗？我要说，也未必。
事实上，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所有会念书的人，也只是信奉这套价值观的人的工具。
（图片来源）
我高三时的那个画面我记得还算清晰。当我跟一群申请上台大医科的人站在庄敬楼，然后记者开始问我们有谁要说说怎么准备考试，为什么想要当医生。我下意识第一个反应是马上退后，离麦克风越远越好。
因为我一点都不想当医生。
但我不能这样说，我知道我如果这样说记者会怎么报导，我知道有多少人会说我不知好歹，有多少人想考考不上。而你竟然说你不想当医生？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霸占名额？
当然，在我们之中也有志向就是要当医生救人的同学。到今天，我只要看到这些同学还是彷佛看见他们头上发着圣光。我无比敬佩，但是说实话，这样的人并不多。就算在台大医学系，也有相当比例的人跟我一样，其实最想做的并不是行医。而我在那个当下其实就已经很清楚，我比较想从事跟创意创作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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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当下在记者前，其实我们都无比清楚媒体想要的故事是什么，我们每年都看过。考上台大医科可能连结的形象有两个，一个是家境清寒，可能父母还有一位不在了，每天在灯下努力念书不懈。另外一个是，“其实跟平常大家想像的书呆子不一样，他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因为掌握了方法，其实每天只花一小时在念书”。
对，后面那段就是我在另外一次被采访的内容。但我实在很不愿提起的是，这其实也是一个谎言，跟穿着别人制服一样的谎言。
一来，我并没有多才多艺；二来，其实周一到周五我念书的时数是零，我一直都只有礼拜六念书。这也跟念书方法没什么关系，每个英文单字我只要用笔写五遍我就可以背下来，而且到高三都不会忘记，请问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应付考试？
可是这不是记者要的故事，也不是社会大众要看的故事。他们喜欢看到我们很努力（以便拿来教训自己孩子），喜欢看我们分享读书方法（以便说服自己表现不如人是因为没有掌握到方法）。最喜欢说的，当然就是“学校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社会大学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对，出社会中当然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学习成就本身仍然是一种成就。出社会赚钱、做到很高的职位、服务很多的人，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这些仍然不是学习成就。就像有人觉得你赚钱没有郭台铭多，你不会回答“可是我很健康”。这是两件事，可是有些在意到不得了的人，反而最喜欢说成绩不代表未来成就。我不怪他们，他们很多人在这样的价值观底下，早已受伤了。这是他们疗伤的过程，我完全理解。
至于不到一岁就会认字，小学中年级学完微积分，国中通过一大堆检定⋯⋯这些神童式的故事，最近不太流行。要说，可能要等死了以后出传记，或是得了什么国际大奖，甚至是为情所困而自杀或情杀，才适合放在新闻里面，制造出“天才却无法与人相处，无法融入社会、无法处理感情”的另外一种典型报导。
当时站在麦克风前的我，头脑里还有好多疑问。为什么被采访的是我们呢？为什么是 75 级分的台大医科学生呢？
我们班有其他同学早早立定志向，要读数学系、物理系的同学 —— 他们当然没有 75 级分，但不是因为考不到，而是因为不需要。他们很多人很早就不修生物课，也从来不准备社会科。为什么不是采访他们？
在 18 岁的年纪，因为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知道自己不需要一窝蜂的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 —— 这不是比 75 级分困难多了吗？不是比我这个“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都先考考看吧”的人厉害多了？
抓出台大医科的人来采访，每年新闻的语气总彷佛暗示“如果考得上的话，所有人都会想念台大医科”，如果选择了自己所爱的科系，好像也必须先考高分，才会有“她本来可以上台大，却选择了就读 XX 系”就我看来，实在无比荒谬。
你可以说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有人想要上版面出名都没办法，我们却得了便宜还卖乖。但我也要说，把人就这么推上台供大家观赏或膜拜，其实是一件残忍的事。舞台灯光照亮的背后总有暗面，而那暗面其实也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灯光只照着这边而不是那边？”
我永远不知道答案，社会已经帮我决定了。
一个考上医科的学生，他是清寒家庭值得报导，而“他是同志，未来在这个国家不能结婚”就不是故事的一部分。即使后者可能更困扰他，即使历届学科奥林匹亚的奖牌得主，摊开来是同志的比例可能让你大吃一惊，至少远远超过护家盟声称的 5%。为什么？是谁来决定什么应该被写进故事？谁来决定什么才是“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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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TaiwanSceneryGallery）
我当初要重考设计系时，家人对我大吼“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奇怪的事，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而我那时也不解的回应“你当初很开心我拿生奥金牌，这难道就跟别人一样吗？”为什么有些“不一样”可以，有些不可以。我到今天面对这些问题能够处理，但我仍然不能完全同理，明明我都只是在做让自己快乐的事。
我们这样的人，很难有自己的梦想。有太多的“因为你可以，所以你应该”。
从小开始，我就学会看透那一双双灼灼的目光背后，其实有着多少在这价值观背后因为失败而痛苦的灵魂。当他们终于找到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梦想的人，就又着魔般的把自己的梦想想尽办法附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替他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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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比赛，去通过检定、去学父母亲小时候没能学的才艺、去上台、去考大学、去拿第一名、去让自己外语讲得流利无腔调彷佛自己不是台湾人、去念常春藤、去当医生。
甚至当我考上医学系的那个暑假，还收到两对父母寄她女儿的照片，说有机会可以认识一下 —— 其中一对甚至到我会出现的地方堵人。天知道他们的女儿当初才高一，为什么要把自己想当医生丈母娘的梦想加在她身上？
我只好笑笑说“对不起我要上课，以后都有机会认识啊。”然后留了一个假的电话。我又说谎了，建中医科生又说谎了，但我真的不想伤害别人的梦想，即使这样会让我自己很受伤。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一一说服他们放弃自己的想法。
整个社会都受伤了，而我没有能力做所有人的医生。
所以我也格外感激在求学阶段，真正问过我想要什么的老师们。实践大学设计学院决定拒绝媒体采访“一个台大医科同学重考进入实践工业设计系就读”的新闻，以免给设计新鲜人的我过多压力，他们觉得即使满级分进来，也不该是重点，读完自由的设计学院后，能做出好设计才是他们的教育目标。台大心理系老师跟我说其实我喜欢的领域并不奇怪，国外早就有人结合设计跟心理的研究，而且这领域其实对人类可以很有贡献。
当然最特别的还是建中。
我的高中老师花了很大力气，创造了一个从不计较成绩的风气。我一直到最近整理杂物才发现当初其实还是有发成绩单，而段考成绩单上我竟然是考全班第一名。
我真的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显然老师的努力 ——“成绩很重要，但你喜欢做什么，才是更重要的”—— 是很成功的。
一路以来，也协助我跟家里沟通自己的梦想跟性向。
（图片来源）
我后来回想，才知道我们的老师花了多少力气在保护我们，避免我们背负太多不属于我们的责任，避免我们受到不合理的不成文规定或价值的约束。他们跟教官说不要管我们中午在教室看漫画打桥牌，他们在教室前面直接放一叠公假单，跟大家说想要离开学校就自己签。
这样的做法不是放任，是信任。信任自己的学生，也信任就算被偶尔滥用，让有需要的学生拥有去探索自我、任意运用时间的自由的重要性，远大于少数学生签公假单去打网咖被抓到的麻烦。
我相信老师会这样跟教官为自己的学生辩护：“如果学生签公假单去打网咖，那是因为他现在需要打网咖。”这种兴利大于防弊的精神，出了建中，在这个国家我再也没有感受过。
你问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出了校园却没有为大家带来什么利益，那也许要反问这个社会给了这些人才多少信任。是的，这些人在专精的能力之外就是一般人，但在他专精的领域上，如果我们用太多不必要的程序、文件、报告、稽核来困住他，那么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人才，而是会盖章的猴子。
可是建中的老师们相信我们不是猴子，他们相信我们比他们更有能力去面对无法用今日定义的明天，因此他们做他们能够做的—给予足够的支持与信任。而这样的做法也的确让一些看起来像猴子，本来也以为自己只能长成猴子的人（像我），能够脱胎换骨。对他们，我充满感激。
但这样的师长，毕竟是少数。在家中，在外面，还是要每天面对无止尽的情感勒索与梦想勒索。这令我感到困扰，但这并不完全是勒索方的责任。我妈妈因为自己高中每天被老师讥嘲“你们这些三流女中的学生！”而希望自己儿子上第一志愿，她要负完全责任吗？当社会风气还是会问“今年某某校上几个台大医科”，一个尽责的记者如果不报导我们的故事，不能算渎职吗？
归责于一个家长，一群记者，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彷佛自己从来就不身处其中，彷佛自己对于改变现状从来没有责任。
我常常觉得我们是一群 X-men，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超能力。社会一方面宣称这些超能力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听话、愿意遵守规则），可是二方面，我们心里清楚有人多想要拥有、或是利用我们的超能力。我们也知道有另一群人为了害怕我们滥用超能力而设下重重的障碍跟约束。
至于剥掉超能力后，我们跟一般人一样真实的面貌 —— 这却没有人在乎。
（图片来源：#TaiwanSceneryGallery）
所以有些人批评资优生冷漠，没大没小，自我中心。很多时候，那只是一种面对勒索的自我保护机制。冷漠是一种，戏谑恶作剧是另外一种，像我这样习惯带着社会化笑容，常常被称赞“跟其他资优生都不一样”的类型，其实也只是另外一种。都只是为了保护真正的自己，舞台灯光照不到的那一个自己。
我看到很多人讨论，在现在的升学主义下，成绩不好的学生的故事如何被忽略，即使他们也有同等精彩的人生。我想补充的是另一个观点。当然，我知道自己不是建中最资优的学生，尤其我的数理天份在数理资优班更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我也知道如果没有家里提供的经济支援跟学校的帮助，我不可能有这样的表现。但如果我因为我的资质百分位是 99.9 而不是 99.99，就宣称我不是资优生，也未免显得矫情。
我想提出的是，在现在的升学主义下，受害的不只是成绩不好或成绩普通的学生。有一群资质优异的学生，站在舞台上背负整个家庭、学校、社会的期待，但他们的面貌同样无比模糊，而脸上的泪水，永远不及胸前的徽章耀眼。
如果没有人是受益者，还要继续吗？
我们一起来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