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麦子：我并不是谁的英雄，女权运动只是过自己生活

编辑前言：从 2012 年发起影响全中国的占领男厕运动之后，李麦子与夥伴的行动自此受中国媒体瞩目，她们强调女权、强调行动。2015 年计画在多个城市发起对公车性骚扰的抗议，却被警方关进看守所，引起国际关注。她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者之一，四月“进击的女性主义”专题，邀请麦子为女人迷读者走笔，带你进入中国女权运动现场。

2017 年，纽约时间 4 月 2 日，我站在纽约街头，发起了反对对女权主义者的污名的行为艺术。

这构思源于上周末，我们在纽约做的“女权行动主义工作坊”，主题就是如何策划一个行动。创意也是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大家共同讨论完善得出的。我们用方程式的方式呈现，诉求是反对对女权主义的污名，但是更多的是基于中国的语境。因为，社交媒体对女权主义者的污名有增无减，即充满智慧的公众发明了“直男癌”之后，又有一些人发明了“女权癌”和“女权婊”。骂女人是婊子几乎是国际通用的，川普竞选前经常骂 Nasty women，并且藉由此攻击希拉里（台译：希拉蕊），因此，我们的活动就在 Trump Tower 门口举办。

女权主义行动派的起点：我厌倦了教异性恋如何使用保险套

2008 年，我高考滑档来到了长安大学读书，从此开始了在西安的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机缘巧合 2008 年底，我开始接触性教育和 NGO 这个概念，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便开始用同伴教育的方式，在大学开展性教育。

那时候学校是一个偏理工科的大学，学风相对严谨，保守，但是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以打游击的方式开始了我的志愿者生涯。后来，我在大学成立了性教育团队，并且挂靠在学校的心理协会名下，我历尽千辛万苦搞定了心理谘询中心的副主任，因为她在妇联做过，答应做我们的辅导老师。 2010 年，我厌倦于每天教大学生如何预防爱滋病，也厌倦于教异性恋如何使用安全套（编按：台湾称为保险套），我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做 LGBT 运动。因此，我作为联合创始人和另外三个人在一家麦当劳，成立了西安 Relax 同学社。那时候，我很年轻，在我看来，只要我敢于尝试，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成的。

大学生活，校内外的社团工作占据了我非常多的时间，而我就是一个学渣。翘课、挂科、缺考、补考、清考这些事儿我都干过，现在想想真是惭愧！于是，因为我希望在同志议题上凸显女权视角，所以我建立了同学社，我希望女权主义理念是贯穿在我们的工作中的。另，我希望女同性恋在运动中的身份得到凸显。

因为那时候开始接触 NGO，所以我就参加了很多 NGO 组织的年轻人培力计画，我参加了很多计画，有些计画是一年为周期的，那时候我认识了五湖四海的朋友，大家都很有理想，希望大学的时候能够多做一些公益事业。 2011 年，在一次培训上，我接触了行为艺术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那就是北京益仁平中心，他们的培训看上去很简朴，但是内容却让我耳目一新。在那之前的几年，不管是性教育还是女同性恋公众倡导，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公众教育的内容。而他们则是用本土的民间的力量，去敲动政策的改变，并且他们成功的在乙肝议题（编按：台湾称为 B 肝）上取得了突破。 2009年《就业促进法》出台，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消除了制度性障碍。因此，我便对于这种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从“受伤的新娘”到“占领男厕所”：行动，确实能带来政策改变

2012 年，我们开始做第一个行为艺术“受伤的新娘”，那时候，我和韦婷婷（另外一名女权五姐妹）以及肖美丽三个人扮演新娘，在 2 月 14 日情人节这一天上演了行为艺术，并且我们在前门大街以 March 的形式行进了 20 分钟。活动结束后，警察来清场，并且说我们是一群不正经的女人，我真是哭笑不得。但是，活动结束后，我很开心，街头喊口号“打不是亲，骂不是爱，远离暴力好好爱”，“爱不是暴力的藉口”等口号让人非常舒压，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非常不喜欢集会游行示威的国家，因此我们那时候内心也怀有小小的恐惧。但是，事实上，保安只是让我们快点儿走，并没有明令禁止我们搞活动。有些时候，界限在哪，真的很难说。

图片来源：女声网

第二天，很多主流媒体、网络媒体报导了我们的行动，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女大学生，所以很吸引媒体的眼球，活动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这也是我们的政策倡导的重要环节，媒体的参与。

受到第一次行动的鼓舞，我开始筹备第二次活动，占领男厕所。

最开始涌现这个行动的想法是在 2010 年，那时候有香港的朋友提出了占领男厕所和无性别厕所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新颖，值得尝试。因此，同年的 2 月 19 日，我去广州，动员了一批女大学生，和我一起加入了占领男厕所的行动中。

不可否认，占领男厕所是所有行动里最成功的行动，因为行动后，各地的厕所政策开始松动，北京，南京，西安和广州都不同程度的出台政策，要扩建女厕。最重要的是，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与住房建设部出台了《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明确规定，厕所比例应为 2:3（男比女），以及人流密集场所要按照性别比增加厕位。

规定出台后，我拜访了住建部的一位杨处长，他表示之所以会着手修改这个政策是因为，每年都有很多人大代表的提案，而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在两会前，用邮件和信件的方式给全国的两会代表邮寄我们的提案。2012 年，我们收到了不少两会代表的回覆，并且这些代表真的提交了两会提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女性人大代表仅有 20 %，但是在开两会的时候，媒体爆出，人民大会堂的女厕也在排队。这也凸显了女厕不足是普遍性问题。

街头、男厕、与看守所：国际劳动妇女节，我在监狱中度过

事情在 2015 年急转直下。那时候我们计画在三八妇女节开展一个反对公交性骚扰的街拍活动，而且活动从 2014 年年底就开始招募志愿者，全程在微信讨论，而我们的微信被监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就在活动即将举办的前一天，多位志愿者被约谈，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四位女权姐妹遭到警方刑事传唤 24 小时后，被关到北京海淀区看守所。

我们五个人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 37 天，并且为了防止我们互相打气，通气，我们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 37 天我被审讯了将近 50 次，而警察似乎也只放了两天假，抱怨接了个专案很辛苦。

一开始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的理由是我们涉嫌寻衅滋事，30 天后，看守所预审处向检察院提交资料的时候，我们的罪名被改成了“聚众扰乱公众秩序罪”。着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就是被定性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而被判刑四年，因此我有理由认为海淀公安想如法炮制我们的案件。

释放女权五姊妹的声援图

令人高兴的是，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对我们五个人进行批准逮捕。终于，37 天后，我们被释放了，我收拾了看守所所有的衣服和被褥，除了一些食物和洗发水留给了号里需要的好室友，剩下的都被我用两个袋子装出来了。当女警员看着我肩上扛着被褥，手里提着脸盆等洗漱用品的时候，她惊呆道：“我从警十多年，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但是，那时候我的内心只有骄傲，我骄傲自己能带着我在看守所的全部家当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

看守所有很多门，我出来的时候凌晨十二点，第一道门开了，负责我的两位武警刷了自己的卡，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李婷婷。”
武警：“犯的什么罪？！”
“我没有犯罪！”我斩钉截铁的回答道。

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和警号。说实在的，他们两个对我并不是最坏的，我对他们并没有怨恨，对我最坏的人，是一个叫刘大丰（音译）的科长。

两位武警听了我的回答，迟疑了一会儿，打开了第二道门，迎面就是我爸的一个熊抱，那一刻真的有点儿羞耻 Play 的感觉，因为我和我父亲的感情并没有那么亲密，因为一些过去的不愉快，我跟他很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情感。

“东西我都要留着！”我抱着我爸对他说。
“行了。”意思是他表示领会了我的意思。男人嘛，总是要表现的一切都在自己控制中。

回到家之后，朋友们跟我细数了过去的一切事情，让我尽快的融入社会。

在我被捕之前，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如果你在中国做 NGO 工作者，那么就代表着你要冒着被认为是敌对势力的风险，被抓起来。许志永被判刑后，我就察觉到了这一点，某一次回到父母家，我向母亲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如果许志永因为带动异地家长维权被判刑，那么我和他做的事情差别并不大，我也可能会被抓。”

我家一家人都是心大的人，妈妈只是劝我改行，做更稳定的工作，但是她知道我的性格和我的执拗，就没有竭力劝我。

一语成谶，3 月 8 日，我第一次躺在看守所的床板上，内心惊叹：“ 2015 年 3 月 8 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我在监狱中度过，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啊！”在经历了超过 24 小时的审讯和入所前的各种检查手续后，我在狭窄的空间里沉沉睡去。

我强调的女权主义，是必须强调权利和权力的

我是女权主义者，也是一名女同性恋，这是我不可分割的双重属性。在看守所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儿，再也不用焦虑各种项目报告的事儿了，真开心！

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中国对于同一个英文单词 Feminism 有两种不同的翻译，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而我认为，（在中国脉络下）女性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表达，而且听上去没有那么激进。而我认为，我强调的女权主义是必须强调权利和权力的，而且个人及政治，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回避政治，尤其是我们还活在一个专制整体之下。

很多人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被媒体称作“女权行动派”？我认为很多时候这就是行动的好处，行动不是单一的元素，而是和社会，媒体和文化产生对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很复杂的，这些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女权行动派不仅是媒体的宠儿，也是学术研究的宠儿，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涌现的年轻世代的女权主义者们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尤其是在后 2015 时代。

麦子说自己是个国际婊，“就是我反对一切形式荡妇羞辱。”

可是，当下的中国能谈女权的空间确实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正如中国的其他权利空间一样，人权律师被打压、民运人士被判刑、以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完败，都表示中国正在在经受紧缩公民社会的现实。从前的行动被禁止，到最有影响力的女权另类媒体“女权之声”和其他个人女权帐号被禁封几十天，都体现了中国对女权主义的舆论审查，并不会因为街头行动的停止也停步。而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寻找我们能够掷地有声的空间，就成了一个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不是任何人的英雄

对我来说，并没有所谓冒险做女权运动，我并不是谁的英雄，反而我认为女权运动中出现权威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儿。我只是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应该做的事儿，女权不仅仅是政治正确，她还关乎你的生活方式，她为你的生活订立了边界，而你就要用智慧和头脑去生活下去。

是的，拘禁的经历我形容为：“女权主义让你受苦了”，而我也坦然接受了这样的不公正的关押。对于我来说，做一个体制的受害者，不断的诉苦反而让人觉得没有力量，而我则希望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不忽视它，不轻视它，在女权运动这条路上一路走下去。

直到我哪天真的累了，我会停下来。也许在五十岁的时候，我会去做动物保护。因为动物权利在中国真的太糟糕了，我又是一个猫奴，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