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于萧红,只是对男人说话的一种手段。她当然可以不受约束,萧红哪怕一生萧瑟,都要留下灿烂的美的身影。

去看电影《黄金时代》,除了因为萧红的才气,也因为她与香港的因缘。她一生风尘仆仆,最后十余年间,从呼兰县、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重庆、西安、辗转到香港;就是在香港,生命最后一个多月,因着战乱,病中的她辗转迁移十处。但也是在香港这最后的两年,正是她创作的黄金时代。不再是商市街的贫与饿,在这儿她有一处静心写作之地,她完成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也留下了未竟之稿《马伯乐》。

为爱改变形象

曾经萧红与萧军连暖身之衣也不够,买顶帽子与袜子也要在饥饿与欲望间挣扎。萧红后来与端木蕻良一起到了重庆,萧红已任教授,倒可给自己做一身好看的旗袍了。胡风之妻梅志所写纪念萧红的文章〈“爱”的悲剧——忆萧红〉就提到了萧红如何给自己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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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回忆女子,也就与男子的回忆不一样。梅志有多处写及萧红的衣着。比如说萧红因与萧军感情有变而决定到日本去,梅志这样写:“是天气正热的时候,萧红到我们住处附近来做西服,说是要到日本学习去。这时我想她已经从爱的纠纷中摆脱了,我为她高兴。”

梅志说萧红不只做了西服,连发型也改变了,倒是梅志看不顺眼,觉得不适合萧红:“可能是为她饯行,还是别的场合,我又见到过她。这时她不但穿上了新衣服,还烫上了蓬蓬松松的头发。西服是便宜料子,又是小店做的,穿在她身上我感到反而失去了她过去的平淡朴实,那一头烫发也没有两条粗辫显得大方。我想她可能想彻底改变一下旧容貌了;不但是想换个生活环境,连形象都想改换一下吧。但是依我看,她这一改,倒有点不伦不类,很像当时的朝鲜妇女了。”


图片:《黄金时代》

她有自己的审美力

萧红到日本后过得寂寞又郁郁,不久鲁迅离世,萧红更是在日本待不下去,很快就回国,梅志在许广平的新居常常遇到来访的萧红,“她恢复了过去的样儿,穿着简单朴素,头发也是平顺的短发,使我感到她又平易可亲了。”

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后,到了重庆,经济上宽松多了,给自己做了一身好看的旗袍。电影里也有这一幕,地点却由重庆改了香港,改成了 1939 年初春,萧红到胡风与梅志于香港的居所探访他们,她穿一件十分合体的黑丝绒长旗袍,告诉梅志:“是我自己做的,这衣料,这金线、还有这铜扣子,都是我在地摊上买的,这么一凑合不是一件上等衣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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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梅志所记,萧红“将金线沿边钉成藕节花纹,那有凹凸花纹的铜扣被她擦得锃亮,使这衣服显得光彩夺目,穿衣人也就颇有神采了。”梅志还称赞萧红有审美力,也忆记另一件萧红亲手缝制的毛蓝布旗袍,只用白丝线绣上了人字形花纹,就显得雅致大方。

美与人生

萧红确是有审美力的,但在乱世,穿衣就不是放在最前的事项了。《黄金时代》谈自由,有时谈女性的自由总不免与她一身衣着扯上关系,或许写作的女性从西方的吴尔芙到中国的萧红、张爱玲,都免不得为经济而烦恼,而一身整齐的衣着,某程度上也反映了手头宽裕。

鲁迅于上世纪 20 年代写下〈娜拉走后怎样〉,他要说的就是除了觉醒之外,女性还需要有经济支持,而这就得待社会改变,妇女可参与到经济活动里去,否则娜拉走后,免不了堕落或往回头路走。

20 世纪初,正是女性思变的年代,东西方亦然。自由之诉求,最易见诸外在打扮。比如说西风东渐,服装最先出现变化,甚或有男装女穿, 19 岁的萧红就曾剪短头发,拍下一张穿男装的照片。而萧红出生翌年,当时的临时政府议定了“民国服制”,男穿西式或袍褂式、女穿对襟长衫加长裙,但也挡不住西服对女装的影响。

上海就十分流行上衣下裙的“文明新装”(亦即学生装),裙子亦逐渐缩短至膝下一二寸,因此影响了各地女子穿衣。


上世纪 20 年代的欧洲,女装的解放与女权深有关系。其时,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也一样经历同样的解放。

《黄金时代》里也见萧红离开学校后,仍是穿黑色学生裙,可见其风行。萧红于衣装是有留意的,就是在商市街最穷困窘迫的日子里,仍可见她对美的想望,虽然这想望有时伤了她的自尊。

她与萧军搬到萧军学生住处后,她有不少着墨于学生姐姐的服装与如血的口红。《商市街》里还记下她写信给旧学校里的图书先生,图书先生带着小女儿来访,“那个穿红花旗袍的小姑娘,又加了一件黑绒上衣,她在藤椅上,怪美丽的。”这个小女孩有点不耐烦,不停嚷着要爸爸快走,萧红说:“小姑娘哪里懂得人生!小姑娘只知道美,哪里懂得人生?”

萧红却必得懂人生,因为她写信是去求助的,最后图书先生放下钱走了。萧红穷,故她不能只知道美。

女子装饰心理

萧红谈衣装,直达核心。她谈古代氏族男女的装饰,写有〈女子装饰的心理〉。她先从原始人谈起,“原始人装饰的用意,一方是引起异性爱悦,一方是引起他人的敬畏。事实上,各种装饰是兼具此两意义的,这实在是生存竞争中不可少和有效的工具。”

萧红指出原始男子的装饰较女子讲究,因为其时没有确定的婚姻制度,无恒久的配偶,男子要得到伴侣较女性为难,故得处处突出自己。萧红从此处想到自身所处的时代,“但在文明社会中,男女关系与此完全相反,男子处处站在优越地位,社会上一切法律权利都握在男子手中,女子全居于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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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男子可以自由行动,女子却受约制,就只得“藉种种手段以取悦异性了。这种手段,便是装饰。”这种种装饰手段,不只在于化妆、服饰,大概也在于各种姿态上。此所以女性自由之穿衣,大抵得在女子不再处于被动地位之时,装饰才不再是取悦他人之手段。


萧红 19 岁拍下的穿男装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