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台湾酷儿文学的地标,从小说、评论到同志的纪年史,读纪大伟在台湾文学的遍地开花。

我首先注意,纪大伟脕上带了只黄色 G Shock。巨大,亮晃晃,藏在直纹西装外套与松了第一个扣的衬衫底下的,儿童座标。采访在三楼,天光正好,纪大伟的脸很亮,他搁下鲜红书包,脱下色彩,挺腰坐定,是有这么点教授本色。

如何阅读纪大伟的新作《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这样一本可做砖头砸人的书,惦在手心挺重,那可是一甲子的台湾同志:多线的,复杂的,鸡兔同笼地高手过招。

他说自己没写二十年,倒是陆陆续续梳整了十来年有,翻开书页,他以研究之姿,在品行优良的文学世界玩耍,像画家波洛克,扯开单一的棚内场景,反手甩上斑斓颜色,邀请暧昧,欲望复杂,企图大字撂在书名上,同志文学史是台湾的发明,是教科书里没教过的历史。

访谈纪大伟,多数时候,他左手画圆,右手画方,我们在许多对话框奔走,像打开好几个 App 同步运转。他正襟危坐又古灵精怪,我那才知道顽皮一词不只适用儿童,他一路走来,可都是卖力找碴,写书如是,教授如是。

发明的同志文学史:孽子与逆女,是台湾的老梗

我从书名上的“发明”两字选择问起,他说故意放得这么小,你还注意到。“我也是故意的,分开处理‘台湾’这形容词。台湾或是性别,都是很常见的形容词,你听听女总统、女摄影师,同志身份也是啊,这是同志学者、同志作家,有时候让人很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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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不耐烦,也在想,可不可能在摆脱不耐烦的同时,也去正视这个身份。所以书名我落了主标与副标,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而且等一下,我在台湾谈自己的文学,还不能理直气壮啊?”

他郑重其事,细细梳整同志文学与台湾历史的互文,“你看,一说到同志,人人就说孽子与逆女,这就是台湾的老梗嘛,台湾用文学写同志历史。美国讲同性恋优先讲同志运动;新加坡就说政府管控;泰国重点放在夜生活;日本可能就提宝冢...”

如数家珍,纪大伟说,长年被边缘化的台湾,有根生的不自信,什么都觉得是国外的先,国外的好,而同志文学不是模仿,台湾同志历史与同志文学互利共生,把同性恋文学写成历史,是台湾独特的脉络与处理方法。

纪大伟又是一笑,“在台湾,你要找同志,就往文本钻去,啊当然报纸上也有,不过报纸都在写情杀,同志在文学里恋爱、欲望、情窦初开。”

《孽子》里那句,“你一身的肮脏我替你舔干净,一身的毒我用眼泪替你洗掉。”如甩不掉的同志咒印,发明一词是这样被想像出来的。闭上眼睛,在孽子与逆女之外的,广袤的,未被分类的,魍魉的,隐匿的,同志叙事漫天飞舞如萤,纪大伟一把抓了下来。

我会说,名之同志,同志文学史一书的书写脉络,也很是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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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前辈”:同志不需活得像品行端正的大头照

白先勇成为白先勇之前,他经历过什么,有人想过吗?纪大伟爱极挑眉噘嘴。“他总在高中时翻过报纸吧,那时候报纸上充满同性恋的新闻,先是读者,才当作者。”

《孽子》非横空出世,纪大伟寻根推理,推翻“台湾同志文学肇始自一九六零年代白先勇等人”的独尊线性历史,那样怕是太乖了,背课本啊,他主张回望五零年代,暧昧萌芽之际,一切尚未定型。

他随口飘去聊世纪福尔摩斯,你看福尔摩斯跟华生,前一两季多精彩,那没说破的暧昧美感,后来大力卖萌卖腐,我就没这么看了。

正确固然很好,但世界要有邪魔歪道张牙舞爪。书里书外,纪大伟都态度明确的拒绝简化,“很多人谈同志文学,包含学者在内,都冀求主角情欲鲜明,最好还要是个行的正、坐的端的角色,我很受不了,拿主角替同志族群代言啊。”

说一则纪大伟式的笑话。

“如果有篇同志作品,同志是配角,大家就说喔这不是同志文学;如果作者是异性恋,就说这也不算;如果是负面角色,就说那这也不算,这很好笑唉。”

这样说吧,大家对同志太紧张太焦虑了,赞成或反对,都要拉某种代表下水。“可是很怪,”纪大伟滔滔不绝如江海,“想想你的脸书大头照,你不会放学生证样的大头照吧,你故意拍得模糊,用个滤镜,文青样的,对吧?”

他停了一会,“那,为什么台湾人希望同志文学里的同志都是大头照,要立正站好?”

纪大伟说话很轻,句句却像热辣掌印,搧在规矩样版的同志人类学标本上,“我时常想,我们对文学的欣赏,怎么会这么保守?”于是《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在正规历史埋下戏耍与挑逗的线索,任读者细细去寻。

历史的复杂性:我要推崇鱼目混珠与不清不楚

“大概文学跟台湾考试有关,大家习惯要个标准答案。”他自己下了结论,“不过恶俗 Kuso,那些实验性的东西还是有。脸书上啊,BBS 上啊,我也说他们是文学的代表作。”

瞧,液体现代性,流泄出考试网状结构的漏网之鱼,扭动身躯,游向四方,一如不具传统,没有标配,难以固定的同志现代性,诗里,表演里,游行里,游向雾里的乌托邦,那迷茫的,同志文学的未来展望,“同志会存在,文学我就不知道了。”纪大伟的声音如雾里回音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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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大伟的许多玩笑背后,其实都很严谨。他质疑传统也抗拒菁英,他拒绝简化也欲望复杂,人是很立体的,三教九流都有,历史也是,不是你不想要的,都割舍出去扔,不是只有“伟大的人事物”才够格进入历史殿堂。我们要看公众,才能反映人生的复杂。

他想了个比方,“我要推崇鱼目混珠,分不清楚其实是好的。”他歪头又再噘了嘴,“你不知道对方是好还坏,就像不知道他有没有性病,我们一直都活在鱼目混珠的状态下,我们不会都是严选,全是珍珠,那太脱离生活经验了。”

那样的假,他不要。

性别主流化与同志主流化,那些健康阳光正面的形象照外,“我们必须承认,同志是杂种的,同志文学也是杂种的,里面一堆俗男俗女啊,很多人只想恋爱耍废啊。”

谁都不知道历史真相,但是混杂一起,不清不楚,比较贴近历史事实。纪大伟自陈,虽有挑战野心,但仍有缺失,“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没有做到,比方说,我当然知道我还是非常汉人中心的。这本书也还很台北中心,台湾的文学也很台北中心,描写的生活也多在台北。总会有处理不到的地方,我就承认,也是真相。”

他像不按牌理出牌的导演,对经典套路喊 cut,他说等等,我们习以为常的演法,需要商榷,于是重头摇摇晃晃地,艰难而快乐的做戏。

写作,我最初是刷存在感,现在是觉得不甘愿啦

聊同志累了,我们就聊写字。“为什么要写字,说起来有点肉麻喔,从前是寻找自我,现在是自我实践。”

二十几岁,纪大伟写字,在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阅读自己。写字时反覆掏挖,建立自信,观望不足,感受自己。写作之于那时的他,是建立与自己的亲密关系,“写作让我看到自己许多黑暗的地方,也能够面对自己的黑暗面。”

他笑起来,“透过写作我想证明一件事,我是一个值得活下来的人。大概也是刷存在感吧。”

现在写,意义上多少有点回馈意味。捧着《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那是他满满的不服气。凭什么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同志的历史啊?凭什么同志的历史一直被推挤在主流历史之外?现在他知道了,要四处去讲,发明,巡回,从台湾再到香港。

“书再怎么卖,顶多几万块,但同志历史被打压,学校不教同志情欲,我不甘愿,我偏偏要去讲,护家盟逼得我啊。”他露出满足神色,“当然,我知道我是有点幸运,写同志文学史,我意念是真实的,书写也是诚实的,我很高兴有这样的奢侈可以相信我写的东西。如果不诚实,是没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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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诚实,没有意思。把小时候没想明白的事情想透了,搞懂了,他在字海泅泳,扎实写下来,这样道地的情深与肉麻,我不住起鸡皮疙瘩。

昔日的恐怖校园,今日的婚姻平权战场

纪大伟的日子也忙,作政大教授,想起自己念台大外文时,遇过张小虹老师,五官于是盛放。启蒙他的不只是《后现代女人》的叛逆热切,还有在那恐女的年代与校园里,张小虹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情感动量。

“当时台大外文,根本很恐怖。怪物教授跟学生说,没事不要上女老师的课喔,会阳痿会带衰,要用符水来清洁洗澡。没事也不要去后门的女老师研究室,很阴,对身体不好。”

听来好像远古传说,纪大伟眯起眼睛,“小虹老师啊,以前她的课根本演唱会,她讲女性动能,也讲同志,那年代,没几个人敢公开讲同志,而她气场奔腾啊。”

大抵他带着同样热切从外文到台文,再到踏入政大校园,没想太理会教授身份的潜规则。他跟学生开宗明义,“我承受不起你们把我给的分数当作惩罚手段或道德谴责,觉得教室无聊,去做别的事;坐在教室里想聊天,用 line 聊。不要问我翘课没到扣几分;不要跟我告状;也不要跟我喊冤;不要说旁边的人没我认真,怎么跟我拿同分?”

不要喊他老师,好滥用,叫大伟或 David 就好。

校园内,另一个战场悄悄拉开。婚姻平权这几年喊得大声,先前他观望,“婚姻平权运动的诉求单一,就是讲结婚。可生老病死都是问题,很多人连霸凌活不下去,还想结婚啊。也有许多人是单身鲁蛇,对我来说,讲结婚好像不是最迫切的事。”

而一时之间,护家盟与传统派伸手入校园,阻挠性别友善课程,婚姻平权突然成了全面开战的大平台,昔日恐怖的校园,会不会今日再复兴?纪大伟很明白自己的战斗与守备位置是教育,“当老师的人要去干预与抗争。”他轻描淡写,撂下狠话。

“同志没有必要再过得这么委屈,是不是?”

该怎么书写纪大伟?该怎么阅读《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我静静冲一壶茶,再翻书页,看见摆荡在冷静与热切之间,游走在叛逆与温柔之际,横亘在过去与未来的多线历史,纪大伟模糊而清晰,一个人,也能够众声喧哗。

我想我会记得他始终斑斓的颜色,黄的,红的,艳放的,瑰丽的,如一朵不曾也不会凋谢的花,在低彩度的世界里恣意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