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娴公开坦承不孕,她哽咽说继续努力,我们心疼打气的同时,还想问,生育科技是否真从香火紧箍咒中,解放了女性?


图片来源:小娴脸书


“因为基因变异,我天生没有子宫,难以生育。”情人节前一天,小娴公开坦承自己没子宫导致不孕。这则新闻顿时成为全台最热门话题。有人心疼她、打气说“继续努力”、有人怪她观念守旧最好快改、有人讶异她不孕敢嫁独子、更有人说她是做戏。

坐在电脑前,看小娴受访的憔悴神情,我百感交集,经过一轮心疼、愤怒到无力的情绪回圈,我想起自己仍有一支笔可以写,可以为小娴、为现在或未来将面临生育压力的女性,撑一个自由的空间,这么做,也是为了我自己。

母亲该是女人的选项,不是义务

说来有趣,原来在21世纪,女性宣布不孕也能惊呆一整个社会。

小娴说,她十七岁时右边的卵巢被医生诊断长了瘤,必须切除,检查也发现她先天没有子宫导致无法生育。新闻影片却在此时加入一段令人寒毛直竖的旁白:“她只剩一个卵巢有功能,却很幸运地找到人生另一半。”彷佛女生一旦不能或不愿生育,她便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值得一个好伴侣、与幸福人生。

生儿育女在台湾,仍被视为女性天职,“女孩-妻子-母亲-熬成婆-升格祖母”是华人女性被期待填好填满的线性履历,即使是付出一切栽培女儿的父母,多数仍会在她长到盛开的岁月,于耳畔轻声补上一句:“成为母亲,才是完整的女人”。成为母亲确实可以是极幸福之事,但我们能否保有不生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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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早前柯文哲市长的“未婚女人危国论”,还是去年卫福部对女性 “25-29 岁是黄金怀孕期”的生育号召,这个社会总把生育责任推向女性,或责怪、或提醒,妳必须谨记自己的“有效期限”,别忘了家族还在等妳延续香火、社会需要妳增产报国。

当生育被视为女人的义务,不论是不能、还是不想生育,我们都得花费许多力气给出一个正当理由。许多女人在过程里惊愕地发觉,原来我的子宫是(未来)丈夫的、是公婆的、是国家的,唯独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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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生育自主权

联合国大会在1979年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简称CEDAW,Convention of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将妇女权益由政治等公领域,扩向个人、家庭生活等私领域,而“生育自主权”即是其中一项重要指标。

以目前科技来说,只有女人能怀孕、生产。女人是否能自主决定要不要生殖、如何生殖,是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一大表征。(注一)

女性主义当中,基进女性主义者的重要理论根基之一,即是视女性的生理母亲身份与生育责任为性别压迫的重要根源。其中,点燃生育自主权讨论的基进女性主义者费尔史东,更曾激烈反对女性被自动视为生理母亲。她主张透过科技解除女性的生育身份,例如避孕、或是体外人工生育,让女性的性器官不再背负生育责任,因此消除依生理性别而定的性别分工,让生育责任由社会整体共同分担,妇女解放才能完成。(注二)

费尔史东的论述在1970年代引发巨大冲击,毕竟她的说法略显粗暴、对深受生育之苦的真实女性缺乏关照,许多草根基进女性主义者也不能接受她的论点。其他人则批评她落入了生物决定论。不过,她的说法也激发更多女性生育自主权的讨论。例如,科技的进步,真的能帮助女性解除生育压力吗?或者,反而让社会对女人的肚皮更加锲而不舍呢?

当生育科技遇上香火紧箍咒

小娴在受访中,曾多次提及并感谢丈夫与公婆的体谅,但她还是坦白说了,“有方法就要去努力,毕竟我先生是独子,我⋯⋯不想让先生的家人难过,他的家人很渴望抱孙,我一定要努力”,说这段话的时候她一度哽咽,你看见她如何用力地爱着家人、也看见她的疲倦。

生育科技,本被期待赋予女性更多协助与资源,但当科技遇上父权社会的传宗接代期望,香火紧箍咒的作用时间延长了,没有“做不到”,只有“做不做”的“决心与毅力”。人们以为,既然科技能够介入指引,妳更该全力以赴,于是想拼生育的女性只能抓紧生理时钟,再疲累也要追求不保证受孕但数值略高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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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药、打排卵针、赴美取卵、做试管、等孕母,小娴夫妇前前后后试了三次,砸下一共430万元,未来还要继续努力。这不只是一场费时费力又烧钱的马拉松,事实上,它让女性的心理受到极大压力,对身体也并非全然无害。

当媒体习以“进步”的语调包装生育科技,副作用却往往未获得相应报导。从人工生殖、代理孕母、到冻卵,我们鲜少听见这些科技是否足够安全?林芳玫教授就曾批判媒体报导生殖科技的不负责任,副作用、并发症以及低成功率的的资讯不明,“所谓的神奇科技,活产出生率也不过是两成,大部分女性不仅没生到小孩,还赔上身心健康、金钱、时间”。

女性主义者说的“强迫生殖”困境,仍套牢在华人女性身上。

生育科技的理想图景,是替女性减轻生育负担、增加资源。但当现实情况是,代理孕母多为经济弱势、第三世界妇女,这是否反而助长了对女人的(跨国)性剥削?传宗接代的父权价值,是否更加难以击破?这些难题,都有待更多对话、更有系统的讨论、聆听不同女性的声音。

架好的舞台,媒体论述与大众期待

看着小娴疲惫的脸,与红着的双眼,身为女性,我着实感受不孕之痛,同时脑中却也浮现另一种情境:在媒体前谈不孕,女性是否有空间表现得一派轻松潇洒?若真如此,我们的社会能接受吗?这个社会是不是期待她哽咽、落泪,期待她说“我会继续努力”,然后摸摸她的头,温声说“继续加油”后转头就走。

又或许,当媒体聚光灯落在小娴身上时,社会剧本已塞入她手中,在这里,她的表现不能溢出社会对女性不孕的期待。当我们还在疑惑她是否意图炒新闻,否则何必自爆不孕?小娴却要略带抱歉地小声说,“我想,不如一次讲完以后,未来大家不用一直再问这一题就好”这样痛苦的自我揭露,为的只是不想被打扰的小小请求。我们的社会无能给出足够的支持,她找不到逃逸路线,只好正面以对,全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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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许,今天是男方跳出来谈自己不孕,社会将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会称赞他勇敢?还是嘲笑他“雄风不振”?咦,等一下,为什么我们鲜少看到男性跳出来坦承自己不能生育的报导?明明卫福部在2015年的统计,已经说明了男性的不孕机率已超越了女性啊。当媒体追问小娴夫妇何时生子时,我们目光总是望向小娴、她也自然地接过麦克风,彷佛生子是她一人的事。我们也必须问问自己,是否我们也协助搭建了一个歪斜的性别舞台,要她走上去。

在舞台上,小娴最后说了“没办法生育会有遗憾,但人生还是有很多事情,不是只有这件事,还是可以勇敢”。是的,我们还想对小娴、以及所有女人说,我们明白孕育生命对女性生命经验的创造性,能够生育是幸福,不能或不想生育,也是幸福的,妳努力也好、不努力也罢,妳可以勇敢,更可以为了自己而不勇敢,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每个女性都能为自己,善待妳的身体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