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致力于让任何性别都能做自己。在推翻职场刻板之际,一起把眼光放在男人的处境,还有追求平等这条路上我们遇到的状况。

为什么这么难以改变“薪资差异”?

男性薪资更高的原因之一是男性的工作更危险⋯⋯“玻璃天花板”指的是女性面对看不见的障碍,无法获得高薪职务。“玻璃地窖”指的是男性面对看不见的障碍,无法离开最危险的工作。——渥伦 · 法若(Warren Farrell)

女性运动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强调同等权力,却很少提及同等责任。

因此,年轻女性误以为自己可以“拥有一切”,并因此受伤。忽视同等责任使得女性要上级的同等权利,却不要男性做危险肢体工作的同等责任。我们看不见那些男人,讽刺的是我们多么倚赖这些男性每天的辛苦工作。例如,你手上的这本书是几项最危险、充斥着男性工作人员的工业产品:伐木和采矿。在警界,我们可以看到大部份警力是男性,每年死于自杀的警察多于死于任务的警察。

有些人会说,在职场试图往上爬的女性会遇到男同事的阻碍,环境中有性别歧视。但是最新研究显示,职场中,女性同样会对女同事表现性别歧视,包括雇用、薪资和专业辅导。

例如,《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发表了一篇荷兰的小型研究,发现女性之间的态度包括支持和偏见二者。研究者检视资深女警的态度,以及“女王蜂”的行为。

在实验中,一半参与者要写工作中某个觉得身为女性是不利的时刻,或是她们感觉到性别歧视的时刻。另一半参与者要写她们个人能力受到重视,性别不是问题的时刻。然后,两组人都需要描述自己的领导风格,觉得自己和其他女性有多相似,她们是否觉得性别偏见在警界是一个问题。

这些女警的回答反映了她们有多么专注于自己在职场的性别认同。有女王蜂行为的女人和职场其他女性没有强烈认同。研究者引导她们思考性别偏见。她们的领导比较倾向男性风格,认为自己和其他女性不同,不认为性别偏见是一个问题。和职场其他女性强烈认同的女性同样也受到引导,相信性别偏见存在,她们会有较为强烈的意愿辅导其他女性。

研究者建议,希望有更多女性在上层职位的机构,必须面对职场的性别偏见。

研究者贝尔 · 德克斯(Belle Derks)说:“如果你只是把女性放在上层职位,却没有对组织中的性别偏见做任何事情,这些女性会被迫和同侪保持距离。”否则,这些女性可能忽视性别偏见,或不协助女性下属。

“如果你让女性处于这种状况,必须选择自己的机会或群体的机会时候,有些人会选择自己。为什么必须做出选择呢?男性就不需要。”

如果我们调整危险工作以适应女性,而不是女性去适应危险的工作,其问题就是一起工作的男女会对工作需要他们做些什么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无法兼容—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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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检视荷兰研究的方式是把大家心中的性别偏见视为遗传上的态度,是长时间演化发展出来的,让员工能够符合工作的需要,例如觉察状况、愿意身体力行地对威胁作出反应。如果女性感觉到男同事的对立,可能只是这个职业里每个人都需要忍受的某种石蕊测试。

同侪需要知道这个人—无论男女—是否能够胜任,是否够强悍,在关键时刻可以“支持”他们。

沃伦 · 法雷尔指出:战斗训练需要男人不重视自己的生命⋯⋯结果呢?骚扰和欺侮就是为此存在的准备工作—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彼此欺侮骚扰:他们在阉割彼此的个性。战争机器若能使用标准零件会运作得最好。因此,欺侮和骚扰是“男性军队”中战斗训练的前提。

但是在“女性军队”中,骚扰和欺侮会受到抗议—和“重视个人生命”有冲突。如果军队将男性和女性分开,这些差异就比较不是个问题。然而,我们告诉男性,女性是平等的,但是如果男性平等地骚扰欺侮女性,他们的事业就完蛋了(往往家庭生活也毁了),这只会让男性更觉得女性要“鱼与熊掌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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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职业比其他职业危险,女性通常不会大批进入不安全的职业。需要真正发生的改变是让危险的职业越安全越好,或是,如果对男女双方有不同的标准,就需要分成全部女性和全部男性的两个团队。男性得到的保护不够时,就会强迫他们采取看似偏执顽固的态度。

事实上,我们应该检视一下,危险工作的环境为员工创造了怎样的氛围。关于“系统与情况的力量”的几十年研究显示,我们无法只检视桶子里的“坏苹果”(或个人),我们必须检视整个桶子,或情况本身——然后将分析往上提升,发掘是谁“制造桶子”(影响系统的元素),有深刻的权力来创造、改变和终结影响个人表现的情况。

同等关系并不性感

女性运动创造了更多均衡的女性,却阻碍了两性关系的运作,因为没有和男性一起走这一段路。男性的问题大多受到忽视或淡化。这是不对的。男女双方都需要诚实正视对方如何面对无力感,愿意让对方探索权力的各个角度。

美国男性上级长官中,88% 已婚,大部份的妻子待在家里。女性上级长官则只有 77% 已婚。60% 男性长官的配偶没有全职工作,只有 10% 的女性长官的配偶没有全职工作。男性平均有 2.2 个孩子,女性平均有 1.7 个孩子。有些女性长官说“我需要妻子”,但是并不愿意让丈夫待在家里担任全职家长、厨师、家庭管理员和孩子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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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有一篇文章《更平等的婚姻拥有更少的性生活吗?》(Does A More Equal Marriage Mean Less Sex?),作者是心理学家萝莉 · 盖特里伯(Lori Gottlieb)。她解释了为什么双方平等分担责任是很实际的做法,却无法造成更好的性生活。在一项研究中,男人在家里做了某些“女性”工作,例如洗衣、烹饪或吸尘之后,性欲会较低。他们做了“男性”的工作,例如丢垃圾、修车之后,性欲会较高。照着传统角色分工会让人对性生活更感满意,至少女性如此。

盖特里伯又说,如果丈夫做百分之四十的家务事,而妻子赚百分之四十的收入的话,离婚率最低。盖特里伯也指出生物人类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海伦 · 费雪(Helen Fisher)的一项调查。费雪告诉她,女性对性满足的期待改变非常多。费雪在 2013 年的调查中问“你会跟各项条件都令你满意,但是他不吸引你的男人共度一生吗?”60 岁以上的妇女最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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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引起很多回响,例如特雷西 · 摩尔(Tracy Moore)的回应《如果平等是最大的浪漫杀手呢?》(What If Equality Is the Biggest Bonkerkiller of All?),但很少人考虑到整个社会。一般而言,女性仍然受到传统男性的吸引。她们仍然习惯看到男性扮演不同于她们的角色,赋予这些角色性别色彩。当男性视女性为性对象时,女性也将男性视为获得成功的对象。

虽然典范在改变之中,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改变长期以来的文化认知。看到男性做传统上不是男性做的事情时,女性的性欲也会消失。没有人告诉女孩子,长大以后必须赚够多的钱来养活丈夫和孩子⋯⋯大家告诉她们,丈夫的薪资会支持她们,以及她们的孩子。所以女性仍然视男性为成功的对象,如果男性做了传统上的女性活动,就不符合物化的形象。最终,或许我们追求的是平衡,而不是平等。

平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能需要抛开比例— 六十比四十 、五十比五十 —开始诚实地思考并发声,平衡个人优势弱势与责任。每个人的平衡都不同,所以,平衡的另一面—在大众领域—面对别人怎么做的时候,不会觉得不安全或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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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将“妈咪战争”变成“家庭障碍的战争”。对你而言的最佳安排可能对别人无效,反之亦然。这样做并不政治正确,但如果能让我们更接近大家都在追求的快乐和意义,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