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带你读《最贫困女子：不敢开口求救的无缘地狱》，在日本，许多少女透过卖春找到在社会生存的安全防护网，许多单亲妈妈在离婚后成为社会的弃儿、只能生活在性工作底层。让我们一起阅读日本最贫困女子现况，反思台湾性工作者的未来路。
“面对困难，有的人会求救，有的人不知该如何求救；有人看了就让人想帮忙，有的人看了就教人不想帮忙。尽管两者的痛苦一样，后者的疼痛却会遭到无视，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日本最贫困女子》
残酷发生在她们身上：因为想麻痹卖春衍伸对男子厌恶感而吸毒的她；因为母亲殴打继父性侵为了自救跑去卖春的她；患有重度智障在一部部汽车里为陌生男人口交的她；因为学姊“介绍”而在校园成立的卖春组织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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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日本最贫困女子》前，出版社夥伴再三提醒我，是本后座力很强的书。读完后，我做了一场恶梦，梦见自己就是那被父母拳打脚踢、被社会体制遗弃而不得不离开家乡的少女，那男人自诩为救赎的眼神历历在目跟着精液射了出来，我痛苦地从睡梦中醒来，而这些被国家放弃的少女，还不能醒。
你会问：“这是她们自己选择的，有些人的人生也过得很好啊。”以下说明，你将会了解，卖春，是这些女子人生能为自己做的最尽力也最符合现况的选择。
（图片来源：来源）
谁是日本最贫困女子？
在日本，法律对蓬勃性产业的制定很暧昧，一方面在《风适法》属合理规范，但酒店经纪人却在《职业安定法》下属于违法产业，又以《职业安定法》来说性产业是违法的。2013 年，美国国务院统计了从事性服务的外籍女子，日本是首要性产业工作者输出国家，很本经济专家和刑事专家估算，援交的经济规模可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每年 59 亿元人民币，许多媒体大肆报导日本年轻女性为娱乐和追求奢侈品而“援交”，新闻画面没看见的是，首相安倍证实的国家有 16.3% 贫困孩童，以及 3.5%~4% 的女街友，这些人，就是成为日本最贫困女子的最佳潜力股。
本书作者罗列出这一类族群可能具备以下三种无缘与三种障碍：家缘、地缘（社区照护）、与制度的缘分；精神障碍 发展障碍与智能障碍。
案例中多年幼时遭受性侵或家境清寒的少女，以及生活贫困到近乎街友的女性，性工作为何成为她们在这个社会上最安全的防护网？
单亲妈妈去卖春：无法重回家庭与职场的女性
首先看到一类最贫困女子为以卖春维生的单亲妈妈，他们的共通点是无法获得家人协助、罹患精神疾病、难以获得公家或民间协助。因为这一类单亲妈妈极度害怕与孩子分离，或是没有办理行政手续的尝试，以及这类女性通常在家庭成长经验中缺乏安全感，具有强烈依赖恋爱体质。
书中提到了一位母亲的案例，她与先生离婚后，因要顾养小孩无法找全职工作，精神状况不佳连续割腕五次，鼓起勇气去酒店应征工作却被破口大骂“减肥和整完型再来”。所以她不能寻求社会的性工作系统，只能私下卖春，她透过交友网站议价，一次约一千五台币不等：“交友网站的人很奇怪，有人逼我喝奇怪的药，把我绑起来，趁我睡觉时射在里面，挨打跟被踢的次数不计其数，因为我长得不可爱。”
日本女性在传统角色中扮演贤妻，一但走出这个角色、不再是丈夫的妻子，他们难以成为世人眼中正格的女性、更难以在职场中找到一席之地。尤其这类女性面临早婚后离婚经验，缺乏求生技能，本书故事中的母亲案例，更是在家暴环境中成长，心理状态构成现状的脉络极为复杂。
在日本，有一半的单亲家庭生活于贫穷，这些家庭大多由女性持家。日本单亲妈妈的普遍困境根据 2011年报告中指出：“单身女性中每3人就有1人面临贫穷问题。其中单亲妈妈每3人就有2人，高龄女性每2人就有1人。”其背后原因为部分单身女性遭同居人施暴，致使精神状况出问题，无心工作，还要花费大量的医疗费治疗......。
日本的低收入户比率以单亲妈妈、未婚生子的单身女性为多。女性除了生活困境，更要面临社会歧视，除了典型歧视迫使女性不易回到职场，卖春的单亲妈妈处境更严困，因为资本不够无法进入种外貌与学历的日本阶级社会，又因为投入性产业备受单亲妈妈族群的切割排挤，他们被指责“为何自己堕落至此？”但很少人关心，一位单亲母亲在社会与家庭间被推挤的现况。
性工作底层现场：重度 SM、肛交、排泄物
然而你会问，这些没有资本的单亲妈妈跟性工作产业的交际花有什么不一样？
本书作者采访将性工作当作赚取零花钱的年轻女性，这类年轻女性非常歧视上述因贫穷不得不去卖春的女性，行内流行一句话：“卖春卖身要素人，色情行业要专家。”色情产业的专业化也让部分“外表不漂亮”的女生难以进入较好且系统化的性工作产业。
“红牌小姐可不想跟那些以为躺在那给人插，就能赚到钱的女人被看成是同一挂。”他们这么认为，女生长得漂亮年轻，很会化妆是一种努力，所以那些“丑的肥的”，只能领取微薄卖春费、甚至遭受更惨的性虐待遇的女性，不能挤身到他们的“性交易阶级”。底层的卖春者还包含因智能障碍投入性产业的女性，多半被这套社会机制拣选至 A 片拍摄中身体忍耐度要非常高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三大 NG A 片现场（重度 SM、肛交及排泄物）。
（翻摄至《日本最贫困女子》）
书中想关注的对象，就是图中的“生存型”性工作者，他们共同的特质就是“没有朋友没有亲戚家人的援助”、“即使接受体制帮助也不会获得更好得人生、反而可能陷入虐待循环”，看到这，对日本最贫困女子的想像，或许你也能稍有同理，而不是大力指责该女性不力争上游、不自己争取。
事实上台湾团体在面对“生存型性工作者”于 1997 年提出以下四点要求性工作除罪化：“一． 我们的工作正正当当，为什么要剥夺我们的工作。二． 我们是在为社会贡献，不是制造社会犯罪。三． 废除工娼决策过程粗糙，我们完全没有时间面对准备失业。四． 社会局救济和转业方案，根本不是一条生路。”最贫困女子要求的并非性权，而是生存权，用性权讨论人权生存很可能是假议题。
国中少女的卖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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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书中大量讨论的对象是从事非法卖春的少女，她们儿时因遭受霸凌与性虐待没有去处，母亲当皮条客劝女儿卖春的例子不胜枚举，想要逃家的念头促使她们不顾一切都要往外头活。对未成年的最贫困女子来说，如果小时候有去处，就能脱离“介绍卖春工作的地缘关系”。逃家少女们是自主远离制度的一群人，他们有过逃家后接受社会安置系统，最后又被送回施虐的双亲身边的经验，这样的经验让这一类少女深感被背叛，这种对制度的不信任感因此左右他们的人生。
案例中有不少国中少女经学姊转介加入援交应召系统，那是从校园里自主生长的卖春系统，少女向外寻求情感慰藉的社群以及经济援助，卖春系统在同侪间形成了支配与压榨的关系，曾被压榨者，也会成为支配的“学姊”，号召学妹去卖春。这些少女卖春多是为了逃家，他们多半在家庭的暴力下成长，有曾被父母将手指向外凹再也不合掌的女性、也有头部骨骼被殴打凹陷的童年。
少女逃家后走上街头，未成年的身份只要被抓到再被社福机构送回家就“完蛋了”，因此他们必须寻求非法的性交易方式，通常只有提供住宿的援交应召站能符合这群少女的需求，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让少女安顿。
卖春这一张“安全防护网”提供少女现况所需的一切：确保食物与住处的现金工作来源、手机（未成年少女不能购买易付卡，应召站提供少女易付卡）、以及一个陪伴在身边的夥伴（酒店经纪人）。在生活保证或是情感上，性工作似乎是唯一支持少女逃家生存的系统了。
为何要性工作合法化？让法律也能服务社会底层
作者针对日本现况提出两个尝试也提供我们思考，当社会制度不能提供底层生活者更好的生活选择，我们如何面对大量的性工作者？如何翻转角落中被歧视不被媒体讨论关注的族群？
其一尝试为性工作合法化，这个讨论在台湾也同步进行，另一是恋爱系统化，接下来我想先以“性工作合法化”比较日本与台湾的性工作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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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看向台湾，要走上这条路会有许多的窒碍难行。我们必须把性工作除罪化与女性情欲自由两件事分开来谈，本系统最大目的应该是服务那些因“三种障碍”与“三种无缘”不得不以性产业维生的女性。若以“性工作是好赚，时间又短，快速赚大钱的捷径，长好看一点女人一天就可人帐近上万元现金，不缴税....”等论点批判这类最贫困女子无疑是把他们推入求助无援的地狱，因为最贫困女子从事性交的环境与所得与以上描述性工作者是差距甚远的。
性工作合法化不仅是提供系统化的性产业，更是让性工作者都能置身更安全的劳动环境，也享有与劳工平等的资源，让贫穷底层的女性至少可以在被社会配额的金钱上获得更多与常人一般生存的额度，更有可能因此累积走出性工作网的资本，让世代逃出女儿承继母亲职业投入性产业的循环（因性工作者步入中年时通常会再度陷入贫困，家中经济压力重回子女身上）。
另外透过此系统也提升环绕性工作者的环境品质，例如酒店经纪人不能任意剥削性工作者、公司与劳工本身要有合理的定价与条款。性工作社会化也是为了改变大众对性产业的歧视，也扭转最贫困女子孤立无援、不敢向社会求助的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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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贫困女子》反思：台湾性工作权益的下一步？
看回台湾性工作者的态度，2009 年，“娼嫖除罚化”的立法院提案昙花一现，该法案以推动修法，以性工作者除罪化作为目标，研拟性工作者相关法令及配套措施，并要求内政部应协调卫生署提供性工作者免费之传染病筛检、同时加强对未成年性工作者、人口贩子、媒介性工作者等的取缔。
虽然法案未过，但由此检视“性工作除罪化”最大目的其实是在管理性工作业者系统，促进底层权益。性工作者的政策保护一直没有落实，近年听见的性工作者议题为下：2014 年，性工作者古迹文萌楼进行都更，日日春协会以“性工作者要平等、不要被歧视”进行反废娼运动、保护文萌楼；2015 年台北市政府的“波多野结衣”悠游卡引发性工作者歧视讨论；而去年，一位万华进行性交易工作的 MIKO 因为警方“钓鱼”以违反《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29 条起诉，性工作保护团体走上街头.....。
当日本社会以《最贫困女子》掀开真相，台湾最贫困女子的身影与群像依然模糊，或许是站壁的流莺、或许在万华私娼寮，或许，是我们尚未得知的无家可归的少女，答案不得而知，因为大众仍将议题锁定在“妓权后的性自主泛滥”，遏止着贫困族群从体制找出路的可能。
在本书的阅读中，我再次复习社会普遍的不幸，那淡淡笑着聊继父在童年时性侵以一句“还插不进去啊”收尾的女子；那个口口声声说想杀了帮她介绍客人的母亲、却又离不开母亲的应召女郎；那一群无家可归、渴望从卖春中找到丈夫的少女。
她们被家庭遗弃，被社会排挤，甚至被同行的性工作红牌歧视，如果说性产业工作者是女性阶级里的底层，那，这一类女子，就是活在地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