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演艺圈的想像总是光鲜亮丽，好不快乐。但是影视产业下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如此吗？让陶晶莹与你分享从第一次签唱片合约，经过漫长等待，踏入演艺圈内奋斗的过程、所见所闻。无论到哪里，随时准备好自己，因为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我染上了躁症。倒不是正式地被医生诊断、宣判，而是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受到的那股压力。经纪人以为是工作压力造成。她们却不知道，其实只有在谈工作时我的状态是平静的。当这个工作被排入行程时，我就开始焦虑。越接近工作日越严重。
真的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急躁，应该是进入这个娱乐圈以后。贵圈啊，真是操碎了我的心。
首先，第一场苦难便是大一签了唱片合约，一直让我等到大四才发片。那时我不过是个大学生，没有智慧型手机、没有网路、没有社群媒体的大学生。日子就是上课、赶公车，和同学骑机车上猫空、去动物园。所以，签了唱片合约真是件大事，感觉生命突然变成金色的，感觉在我面前的是一座浮在云端的大城堡，一段奇幻旅程。
同学们听说了这样的事，又听说我成了张雨生的同门师妹，眼睛发亮地将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询问着、好奇着，彷佛她们的同学就要一炮而红，变成大明星。
这样的情形并没有维持太久。
单纯的我们，并不了解演艺圈的节奏和生态，我们的想像很简单∶签约、出唱片、上电视、红。实际面是，我一等就是三年。同学们兴奋的程度慢慢减低，从“你什么时候要发片？”变成“你真的有要发片吗？”那时，我最大的压力便是同学的眼神。他们从好奇、羡慕，到怀疑，然后渐渐忘了聊这件事。
他们大概觉得我在骗人，而我，也觉得自己受骗了。他们不知道的是，每个月，我都换了一把零钱。在学校侧门旁，一排餐厅的骑楼下，打着公共电话。那电话是淡蓝色加上银色线条，胖胖的，如果不是心情低落，它应该有些 Tiffany 品牌的优雅可爱，但在记忆里，我拨着公共电话的画面，都是黑色的。
有时候我一个人拨打，有时候有同学陪。我打给签约的制作人，他说，快了、快了。后来，他说，应该是下个月吧。第一年我是相信的，所以挂了电话我是雀跃地离开。后来，每个月我都被告知是下个月，这样听了两年，二十四个月之后，我才算有一点点了解这个行业。在此刻回忆起那些等待，主场景就是那幽暗的长廊，和那具公共电话。如要仔细想，应该是从意气风发到愤怒不解，然后一定掺和了自我否定、重重的打击，生活像是从准备要飞的狂喜晕眩，到希望落空的怨怼和自我放弃了些什么。
多年后，进了演艺圈才知道，我当时签的是制作公司，不是唱片公司 in-house。唱片公司面对的是不同的经纪公司、制作公司推出的新人名单，他们会看中较有潜力，或是较符合当时商业市场的来发片，更遑论他们还有自己签约的重量级歌手要定期发片。
多年后，我看到唱片公司主管墙上的大白板才了解∶上面一个个大牌的名字，写着何时拍 MV、何时要上那个最热门的综艺节目，他们的名字是在轨道中的巨星，有的是太阳，有的是金星、水星。而我，连冥王海王都不是，感受不到任何引力，我被远远抛在外太空，不过是那亿万繁星的小亮点，寂寞地漂浮着。
等到大四下，终于进录音室，唱歌、发片。又因为不是大家眼中的美女，所以，只能当一个被奚落的丑角。我拚命抢话、抢发言机会、抢镜头。立刻就被亟需新人的主持界网罗。
第一个合作的大哥是倪敏然先生。他对节目很有想法，一想到立刻就要做，常常激烈地与工作人员沟通，那时飞进我世界中的争吵、对立，和三个字或以上的脏话，撼动了我的宇宙。
第二位合作的大哥是曹启泰先生。他的嘴巴总是连珠炮似地没停过。一开机，他叭啦叭啦地串流程、介绍奖品，当时，我们从中午到晚上，一天可以录游戏节目《好采头》五集。下了节目，启泰哥还是不停地讲——讲他的老婆小孩、他的人生、他的婚顾公司，和他起了几个会。
第三位合作的大哥是徐乃麟先生。一样是个人未到声先到的急性子。常常在化妆室就听见他由远而近的∶“快！快！快！”这三个字搭上他拍手掌的节奏，像极了清晨批发的渔市场，节奏刀起刀落之间，生意成交。
我后来的几年也常常用乃哥的节奏说快！快！快！或许也不用催促，因为没有多久，我就做起现场 Live 直播。下午 5:30 播娱乐新闻到 7:00，然后赶去广播，做另一个现场，8:00~10:00 的直播。
那是一段没有朋友、没有人生，只有工作的日子。常常赶得连好好吃个便当的时间也没有。一次，发现便当里有只小蟑螂，只能先把它挑开，然后不吃那个格子里的菜，仍然把便当吃完。因为我连去找一份新食物的时间也没有。
我要上现场了啦！快快快！
于是，工作人员递资料慢了我急，新闻还没剪好我变脸，每天急的下场是——猛爆型肝炎。躺在病床上，我被迫思考人生的轻重缓急，那时的生死交关吓醒了我，因为，我才三十岁。出院付帐单时，看着那数字，可以换算成无数峇里岛阳光灿烂的日子，或是纽约、伦敦、巴黎看不完的秀，我知道我人生接下来的选择了。
后来，我尽量不急，尽量开心。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只是把那份焦虑内化，不让别人看出来。不想影响别人、不想给周遭工作人员压力。
于是我在等待的小空档玩“Angry Bird”，看那横眉竖眼的鸟儿比我还气，心里便好受一点。或者玩“Candy Crush”，消糖果，一排排、一列列，两眼发直，忘记时间。要是大一点的空档，我就去附近的商场，什么“Z”牌、“U”牌、“F”牌、“B”牌、“G”牌的快速时尚都逛，翻翻看看，好过在棚里枯坐。
远一点的人看不出来我心里急，近一点的人还是感觉得到。
经纪人、助理怕我不开心，下载夯剧让我看，准备零食、泡面开趴，有时候甚至在后台布置了微微酒精、各种水果酒，让等待变成了姊妹聚会。
等待本来就是人生中必定会遇见的事，在演艺圈更是充满了各种磨人的等待。等太阳等海浪等雾散、等飞机过等垃圾车走等火车来、等迟到的大牌、等弄错的道具、等没出现的导演……
通常若是不可控的意外，我的心是平静的，无奈地接受着。但若是因为不专业的因素，我的心就开始不平静。先是惊讶于看见的荒谬，内心小剧场在海边的大石头上对天大喊∶“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有一群忧国忧民的文青围坐一桌，讨论这个圈子人才流失到底有多严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云云。最后，心急如焚的母亲登场了，这样就不能接小孩了，豆明天还要考试，谁帮她复习？
然后就山洪爆发。然后就想着退休，去种田、去看云看海啊什么的。
但奇妙的是，在私领域的我，却有无比的耐心。对孩子、对老公、对朋友。
公和私的我，在两个极端的状态。工作时，像高铁、像杀手。追求速度、效率。回家后，像是在南洋路边米粉小摊旁悠闲的狗，时而懒洋洋，时而追逐着鸡，或向小孩摇尾巴。
是我把演艺工作看得太简单所以无法接受无尽漫长的等待？是否我仍像当年的那个大学生一样，不了解体系的庞大运作只着眼在自己的小环节？抑或是演艺工作充满了如此不得不的等待？
多年前，日本男子偶像团体当道，一批批的花美男出唱片兼巡回演唱会，还能拍广告演偶像剧，我好奇地问了一个在日本工作的圈内人，为什么他们能同时做这么多产品却仍神采奕奕、皮肤身体都是最佳状态？
那工作人员说，因为这些当红偶像都时间紧迫，所以，其他配合的幕后小组都先自己排练好了。
他解释，比如说发专辑的同时仍要同步拍偶像剧，那么他们便会在偶像本人出现前找替身，把走位、台词顺几遍，现场摄影师也跟着走几遍，灯光道具早已定位，导播也熟悉节奏后，预定拍摄时间一到，偶像出现。他已经背好他的台词，待替身示范他的走位后，拍摄便顺利进行。
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国境界啊。我看过众家一线演员等临演的情形，因为剧组不肯多花钱，只发临演来半天，但众家演员早已把前面戏分演完，执行制作说，那你们聊聊天等临演吧！也听过拍了一整天的临演觉得太累，一群人开始吵闹要走人，最后甚至报警的闹剧。也有节目准时开录，却因为送道具的人睡过头，全棚空等。还有迟到惯了的美艳女星，好不容易只迟到半个小时，正当节目组暗自庆幸时，那女星开始补妆，一补，就补了两个小时。
她的妆好了，我们的妆全等花了。
也碰过制作单位发我六点通告，因为江湖传闻他们很会延迟，当天也有一场日本大师的音乐会，我心存侥幸地问制作人∶“可以晚一个小时吗？”制作人斩钉截铁地说∶“今天一定会准时！一定要六点到！”悻悻然把票送给朋友去听。那朋友听完整场，再加上安可曲，然后很有良心地来棚里探班，发现我还没录影。那天原本六点的通告，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半才开录。
经过这么多摧残后，我发誓，只要我长大，一定要减少这种事发生，一定不让工作人员或其他艺人在棚里浪费生命、虚度光阴。凭什么让不专业影响专业？
但人性是很奇怪的，积习难改、积非成是。电视台内的工作人员习惯了过去的工作节奏，有些人一开始还会私下抱怨∶“录那么快干嘛？连抽根菸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但这种高铁速度一上轨道，怨言变成了惊喜的赞同∶“哇！下班了还可以和家人吃晚饭！”或是“下班了还可以去玩唉！”
于是，在能力范围内我加紧速度、提升效率。在我还是得无尽、无意义地等待时，我练修养。
看剧、写书、练字、聊八卦、看书，也顺便练演技。演我很快乐、演不在乎，演了解这就是演艺圈的常态。我的演技很表面，所以远的人看不出来我的焦虑，近的人还是感觉得到。我以前看过大哥级主持人打或踢工作人员的，这么比起来，我还算是忍得不错。不过我还是不聪明，毕竟有些人还是察觉得到，可见我压的还是不够深。就不能微笑优雅地说，没关系啊！大家加油哦！臣妾做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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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那忿忿不平的种子已深埋在心里。为什么不专业可以影响、干扰专业？每个人对职业道德的要求不同，又或者，这已经不只是工作心态的问题，而是人生哲学的问题？
体谅。
体谅别人偶有的风雨；体谅别人惊慌时的不知如何判断；体谅他人正在学习；体谅他人力有未逮。如果可以温柔地等待孩子的尝试错误，那么，也应该这么对待别人的孩子。
学，我也正在学。学着和我的躁，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