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蒂·史密斯 12 月 30 日生日,70 岁的她像强悍坚韧的符号,象征尚未逝去的光辉年代,永远在向前,永远有想望,永远都要革命。人们喊她摇滚教母,而我们知道,她不过是用一生换一个对理想的执念,无论是爱,无论是音乐,又或是生命。

那是什么感觉

1946年12月30日,芝加哥,我在一场巨大暴风雪中诞生。就在我父亲奋力帮着敞开车窗的计程车爬行过密歇根湖岸大道之时,母亲分娩了。我一生下来就是个骨瘦如柴的孩子,父亲费了很多心力才让我活下来,他一直把我捧在冒着热气的洗衣盆边上,好让我呼吸。我想当我七十岁生日那天,带着乐队、儿子和女儿走上芝加哥里维艾拉剧院的舞台时,我就会想起他。

尽管前些日子因为总统大选,群情激奋的气氛吞没了我们,我仍试着让自己在12月专注于工作,照料家人,为新的一年做准备。年底回芝加哥前,我的2016年还有最后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完成。9月时诺贝尔奖委员会找上我,希望我能到颁奖典礼上演唱,向今年的文学奖获奖者致敬。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谁会获奖,我只是考虑到可以去斯德哥尔摩待上几天,住在俯瞰水面的美丽旅馆——那将是个值得荣耀,也适合沉思和写作的机会。我答应了并选了一首自己的歌,想着那首歌很可以搭配管弦乐团。

等巴布·迪伦获奖并决定接受的消息传来时,上场演唱我自己的歌曲就显得不再合适。一切出乎意料之外,我内心开始涌现冲突感,他将缺席,而我能胜任这个演唱的任务吗?我这么唱会冒犯巴布迪伦吗?他可是我最不愿冒犯的人了。既然已经许下承诺,我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演唱<暴雨将至>,这是我从青少年时代就喜欢的歌,也是我去世的丈夫所喜欢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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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歌曲后,我就抓紧每一个空档练习,想确保自己能谨记并传达出每一句歌词。我的儿子就是个蓝眼孩子,我愉悦又坚定地练习着,用原调唱着这些词句,一遍又一遍。我决心尽我所能,完全按照这首歌被创作出来时的原样演唱它。我买了套新西装,修剪了头发,真心觉得我准备好了。

典礼的当天早上,我一醒过来就有点焦虑。外面倾盆大雨,而且越下越大。我一边穿衣打扮,一边自信地复习着歌。我在旅馆大堂见到了一个可爱的日本女人,她穿着正式的传统服装——缀满刺绣的淡黄色及地和服,踏着木屐,还有一头完美的发型。她跟我说她是来向自己的老板致敬的,她的老板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可惜这天气不尽如人意。妳美丽极了,我对她说,无论多大的风雨也无法改变这一点。等我到达音乐厅时,外面开始下雪。我和管弦乐团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彩排,我被安排到一间单独的更衣室,里面还摆着一架钢琴,有人送来茶和热汤。我能改受到人们对这场演出的期待。所有的东西都出现在我面前。

我想到了我的母亲,是她在我还不到16岁时买了第一张迪伦的专辑给我。她是在一家廉价商店的折扣品中翻到,用自己当服务生的小费买下。“他看起来像是你会喜欢的人。”她对我这么说。我一遍又一遍地放这张唱片,最喜欢的就是<暴雨将至>。我激动地想,虽然我没有活在诗人兰波的时代,但我起码活在巴布迪伦的时代。我想起了我的丈夫,想起我们一起演唱这首歌时的样子,脑海中出现他拨弄琴弦时的双手。

忽然,上场时间到了。管弦乐团在俯瞰舞台的包厢里,国王、皇室家族和获奖者也在那儿。我坐在指挥旁边。晚会开始。我坐在那里,想像着过去的获奖者走向国王接受奖座的情景。赫曼·黑塞、汤玛斯·曼、阿尔贝·卡缪。接着,大会宣布狄伦获得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我感觉到心脏重重地撞击着。一段感人的授奖词之后,我听到自己的名字,便站身来。像是走在童话故事里一样,我站到瑞典国王王后以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头脑的面前,带着一首歌,歌里的每一行词句都像被编码后般注入我们时代这位诗人的人生经验与活力。

开场和弦响起,我听见自己唱着,第一句还过得去,有点颤抖,我想还能定下神来。结果跟我想得不一样,我的情绪在这样的强度之下崩溃了,完全不受控,淹没了我。我从眼角就能瞥见电视录影机巨大的臂架,还有台上的尊贵的男女们。这样压倒性的心慌,让我无法继续下去,我并非忘记这些已经成为我身体一部分的歌词,但我真的完全无法把它们演唱出来。

这奇怪的状况不但一直不退,还残忍地待在我身上不走。我只好停下来,向大家道歉,然后重新尝试在这种情绪中用全部的身心来演唱,我仍然唱得踉踉跄跄。我很清楚,歌曲的敍事开始于“我在那十二座迷雾的山边跌跌撞撞”(I stumbled alongside of twelve misty mountains),结束于“但当我开始唱歌的时候我会清楚我要唱的是什么。”(And I’ll know my song well before I start singing.)回到自己的座位时,我被失败感耻辱地啃啮着,同时我也怪异地意识到,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且真正地活在了这首歌词的世界里。

当天在诺贝尔奖的晚宴上,我坐在美国大使对面——一位美丽、健谈的伊朗裔美国人,她负责在晚宴结束前朗读狄伦的一封信。她读得完美无瑕,我不禁想,狄伦有两个强壮有力的女人站在他这边啊,即使我表现的支吾颤抖,她可没有,而我们都是心无旁骛,全心想着为他的作品服务。

隔天早上醒来时,我看到外面仍在下雪。早餐时,我遇到好多位诺贝尔奖科学家,他们跟我打招呼,并对我前一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出错挣扎表示赞赏,他们告诉说我表现得很好。我回答他们我希望能再好一些,不不,他们回答我,我们可不这么希望。

对于我们来说,你的表演就像是象征我们这些人常年都在作的努力挣扎。人们的善意言辞持续不断,到最后我接受了这个看法,我到这里来的任务是真实地表现人们的情感。我们为什么对工作有所执着?为什么要登台演出?最重要的不就是为了让人们快乐和有所感受。除此之外,歌曲别无所求,创造歌曲的人也别无所求,那么我为什么要有所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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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丈夫弗雷德去世时,父亲告诉我,时间并不会抚平所有创伤,但时间会带来忍受苦痛的方法。我后来知道,这句话对于世间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是真理。遥望未来,我确定暴雨不会停歇,而我们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这一年将尽,12月30日,我会在我所出生城市,与我的乐队、儿子和女儿演唱《马群》(Horses)。

所有我所见过的、经历过和记住的事情都会与我同在,而我此刻所感受到无比强烈的懊悔也会与其他人生时光揉杂。成为七十年的瞬间,七十年的生而为人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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