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子宫外包时代,孩子不再只是自己的孩子。代理孕母如何面对自己对宝宝的情感?他们被限制不能与宝宝建立情感连结,医师会指示代理孕母将自己的子宫想成一个容器、袋子、手提箱,是在她们自身之外的东西。来看看去情感化的生育过程,作为一个“被失格”的母亲,他们如何情感劳动于去除自己的生产记忆。

我从孟买飞到亚美达巴德的这趟路上,有一位《印度斯坦时报》记者阿帝加.盖许与我同行,盖许曾报导拓展中的印度代孕产业。他自愿与我同行,并担任翻译。当我们抵达“阿坎萨诊所”,十二双精致的印度女凉鞋整齐地排放在入口阶梯前,鞋头朝前。经诊所院长帕托医师招呼过后,我跟着一位胚胎学家走到楼上一间小办公室与两位女士吉塔和莎洛谈话,这两位女士都曾怀着其他女人的孩子。

吉塔是一位二十二岁,有着浅肤色绿眼睛的穆斯林美女,育有三个女儿。如同所有代理孕母,吉塔身体健康、已婚、经过丈夫同意,且已是一位母亲。一位医生解释:“如果代理孕母自己有小孩,比较不会想要争夺为客户怀的宝宝。”

吉塔见了她的客户两次,第一次十五分钟,第二次大约三十分钟。客户承诺她,只要顺利生出宝宝,就能得到5,000美元,而钱就这样一笔一笔地存进了她名下的银行户头里。

我问她,怀一个最终必须放弃的宝宝,她作何感受?“我避免让自己与宝宝产生太深的连结,”她说:“当我开始想着体内的宝宝,我就转移注意力去想我的亲生女儿,就在这儿。”吉塔轻轻抱起腿上圆滚滚的小女孩。“我就是这么做到的。”

生下孩子后,代理孕母禁止对孩子喂奶,以免加深感情。在孩子被送走前有幸可以抱抱孩子的代理孕母都表示,感受到了强烈的情感。另一位名叫莎达的代理孕母说:“孩子哭的时候,我也想哭,很难不对孩子产生感情。”

代理孕母与孩子以及与客户的感情──这个主题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一再出现。例如,一位代理孕母安嘉莉怀的宝宝出生后,欣喜的加拿大生父母亲自来到印度带走孩子,这时,安嘉莉这位虔诚的印度教徒才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后来她在电话里告诉阿帝加:“我的客户是穆斯林,但我是印度教徒!我怀了穆斯林的孩子九个月,我有罪!他们给了我很多钱,但我得带着这个罪度过余生。这真是天大的错误,早知道就该等等其他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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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的九个月来,安嘉莉将自己视为“怀”着孩子的人,没特别去想肚子里的孩子身分为何,这点很符合帕托医师的指示。但现在,她瞭解到“肚子里的宝宝是印度教徒”这件事对她来说有多重要。

既然是贫穷让这些女人不得不走上代孕之路,我们无法确定她们究竟是开放市场里的自由人,还是生育工厂里被剥削的劳工。她们被付钱做工,而要得到工资,必须同意某些条款,这些条款将严重限制她们怀孕期间的各种权益,而这就削弱了她们的自主权、自我,并降低她们想与宝宝建立情感的欲望。

她们越不与宝宝建立感情,就越觉得自己只是个容器,越不觉得自己是在给予一份礼物。在阿坎萨诊所,每位代理孕母都有不同的故事,但相同的是,交易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化特性──生产、控制及效率──都削弱了她们行为的赠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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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限制代理孕母与宝宝建立情感连结,也同样削弱了代孕的赠与精神,例如帕多医师指示代理孕母将自己的子宫想成一个容器、袋子、手提箱,是在她们自身之外的东西。代理孕母无权决定是否拿掉“多余的胎儿”或是否剖腹产。在阿坎萨诊所,几乎所有生产都是剖腹产,表面上是为了“减少感染”,但也可能是为了麻醉代理孕母,减少她对生产的记忆。

无论代理孕母如何看待自己,她们确实在情感劳动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要做到诊所的要求──对肚子里一天天长大的宝宝漠然,既不自然也不符合人性。如同莎洛曾说一句不太有说服力的话:“如果有人在我手中放了一颗珍贵的珠宝,我也不会想要据为己有。”其他代理孕母则用各种常理推断来加强自己对孩子漠然。“你永远不知道孩子之后会怎样,”一位代理孕母表示:“孩子最后可能离开你。”

离开前,我向亲切的胚胎学者芭达卡请教诊所是否提供代理孕母任何心理谘商服务。“我们会向代理孕母解释科学程序,”她回答:“而她们也都知道自己将面对哪些事情。”芭达卡向下望了望,手在我们之间的桌子轻碰了几下,轻声说道:“到头来,母亲还是母亲,不是吗?在产房里,有代理孕母、医师、护士和护士助理,通常还有生母。有时我们全都哭了。”


纽约时报书评编辑首选《外包时代:当情感生活商品化,自我价值将何以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