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你好，希望你一切都好，如果你是在台湾 Metoo 之后，读到这篇内容。我们希望让你知道，任何运用职务上的权力，侵犯性别／性／身体界线的任何行为，都应当负起责任与受到谴责。
依照过往原则，作法不是下架文章，而是在这里更新相关简易始末：张铁志在本次台湾的 Metoo 社群讨论之中，受揭露曾犯下性骚扰。
我们仍在思索，此次是否要与过往原则不同，直接下架。然而也可能引来负面误解：“以为下架就能假装不曾刊登这个人的内容，假装没有发生。”
因此，我们没有下架这篇内容，选择加入以上这一段对话，现阶段出发点与目的，是如实呈现与纪录，在许多幸存者诉说经验之前，整个社会（包括我们）对此人的认识与认知，并且加上这一段前言，请大家能自行评估判断，要以什么角度来观看这篇内容、是否要阅读、如何评价这个人曾经说过的话。这些注脚，都由你来下。
最后再次说明，任何人，对他人进行性别／身体上的侵害或骚扰，都是我们谴责与不认同的行为。女人迷自 2011 年成立以来，我们不断在倡议讨论、提供解方，为的即是减少这样令人遗憾心痛的事情发生。
再次谢谢你读到这里。
如果你也曾经受到相关性别上的／性的骚扰或暴力，在女人迷，你的声音会被倾听、同理、重视。
如果你有树洞诉说的需要，也欢迎在“写下你的痛”性侵倾诉匿名留言版，留下你的诉说；或者在“女人迷讨论区”，留下你的想法、讨论、任何你想说的话。
“如果没有这种小确幸，我认为人生只不过像干巴巴的沙漠而已。”村上春树在小说里这么说。
“小确幸”确实是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与青年世代的关键字（注），它既是商品行销的流行口号，也是台湾发展停滞不前的代罪羔羊。然而，太多对“小确幸”的批评都是对其根源与意义的不理解。
一种主流论述（特别是来自财经界）喜欢把小确幸是和大志向对比，他们认为台湾年轻人太小确幸，只向内看，只想开咖啡店、蹲在社区、做小东西；真正志气的青年，应该要走出去，不论是去中国、去澳洲、还是去西方。
这一来是不了解小确幸之所以是小确幸的理由，二来不了解小确幸翻转的时代意义，甚至不知道小确幸可能比去上海打工的人更国际化！ 首先，很少人注意到两种小确幸的区分，一种是消费意义，一种是作为工作。两者有某些相同的背景，但也有很不同的意义。
有一些人指出过，小确幸出现的社会脉络很大部分是来自台湾经济的崩坏与世代不正义。尤其，年轻人薪资停滞，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加上物价与房价上涨，贫穷化的年轻世代只能透过简单的消费来感受那“微小而确定的幸福”，不论是美食或旅游。小确幸因此成为一种生活风格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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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者，小确幸的现象是大人们造成的恶果，是他们的父辈世代没有让台湾经济转型、是他们让贫富不均日益恶化，所以被挤压的“鲁蛇”世代只能选择那些微小幸福。
上一个世代没能推动台湾经济前进也影响小确幸作为一种工作选择态度：与其去选择低薪工作乃至大量的非典型工作，很多年轻人更宁愿选择微型创业，以及返乡创业。
另一方面，除了经济环境崩坏，这个小确幸世代其实代表台湾社会的前进：他们比父辈们更具有更多元的价值，他们不以竞争力、赚大钱为最高价值，而是宁愿选择更能实践自我的工作。同时，不论是开独立小店（以反对垄断连锁）、追求环境友善、本土农业，他们其实是这个新时代价值的创造者。或者更精确地说，他们是过去二十年的革命的后代：因为战后台湾的发展模式就是威权政治加上经济成长主义，但是八十年代以后的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冲击了过去单一的主流价值，让环境保护、社区改造、多元平权、民主参与等改变台湾社会，年轻世代可以说出生就承接了这些价值，并且让这些价值开花结果。
更进一步来看，所谓在台湾开店的小确幸世代是内向、去外国打工才是大志向，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对立：除了着名的面包师，台湾的咖啡师也拿下世界冠军，台南的霜淇淋店在日本拿到比赛大奖，这证明他们的国际水准。此外，台湾的许多农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也有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他们是真正国际视野、在地实践。也有许多民宿或生活小店的经营者是走过地球许多地方，然后回到故乡，开启了他的梦想。而且，他们许多人是在追求“职人精神”：把一杯咖啡做好，把水果种好，把一种工艺做到更精致。
这些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特殊，台湾熟悉的日本有更多青年选择这样的工作，欧美更是。因为，这些“先进”国家具有更多元的价值，而不像发展中国家只以拼经济作为最高价值。认为去国外打工更有志向，实在是一种过时的想法。
所以去批评年轻人不往外走是没有意义的批评：有能力、愿意往外走的人，自然会出去，而愿意留在台湾或者返乡从事更草根工作的人，当然也是一种生命选择，且是真真切切地改变台湾。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世代一切就很好，内向封闭就是对的。台湾社会整体当然视野狭窄、缺乏国际观，但有这问题的人不是只属于一个在台湾工作的年轻人，也可能是一名去中国工作的创业家，因为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和媒体提供多少思想的养分，广阔的视野。这是台湾整个社会的共业。
结论是：小确幸世代是台湾过去发展路径依赖的产物，上一代没有让台湾经济向上提升，却批评年轻世代的小确幸心态，是很荒谬的；另一方面，小确幸世代也是此前社会改革者的后代，让他们有更多元的生命价值。但他们当然有其局限性，只是这个局限性的根源不在于他们，而是在掌握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媒体资源的大人们。
注，以联合报系来说，在 2006 年出现第一则以小确幸为关键字的报导，到 2010 年还只有三则，后来就被倍数成长。见邱子珉，《从“小确幸”现象看台湾八○后世代的失权》，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所硕士论文，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