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洁晧以《辅大性侵事件相关记录与评论》记录了媒体/自媒体关注事件的始末。当所有人都在意该不该道歉,陈洁晧想说,作为一个幸存者,她更需要的是理解与支持。

文/陈洁晧

见证辅大性侵受害者的伤痛-从回应内在感受到重建连结

近期收到很多信件,不约而同都提到辅大性侵案牵动了他们个人的情绪,我想起自今年五月底开始关心这个事件以来,自己的身心状态。起初我带着些许的抗拒,跳着看完受害者男友所写的公开文,然后开始思考着,我究竟能做到什么?这只是个社会的性暴力事件,而我,只是个旁观者。我能相信受害者与其男友的指控吗?如果里面有一丝一毫夸大的成分,我是否会成为诬陷无辜者的帮凶呢?如果今天这个性侵的女孩没有得到帮助,她会不会陷入困境之中?

突然,我跌进了漫长的回忆里,想着我在话还说不清楚的年龄,在四个人性侵我的奶妈家里,焦虑地看着我的母亲,等她带我远离这个恐怖的地方。

而她,对我的恐惧与要求,没有任何反应。

我就在那里待了三年。

我想起当我威胁奶爸、奶妈要把事情说出去时,他们威胁要打死我的恐惧;我想起我遇到的每个成人,我试图要说每一句求救的话,喉头就卡住,眼泪就止不住的一直流。没有人懂得我在哭什么。我想起每个寂寞的夜里,我睡在奶爸、奶妈身边的恐惧。我想起每天望着日历,等待绿色的假日那天父母探访二十分钟的日子,是如此漫长,长到今天闭上眼睛,那个月历数字的颜色依然浮现在我眼前。时间,像是未曾前进般,困着我、困着未来、困着一切。

我后来知道,这叫做创伤情境的重演(flashback),是遭受创伤的幸存者一生的梦魇。这是强制性的反应。要勾起创伤情境,需要的只是一个与创伤回忆有关的象征。有时只是单纯的一个感觉:冷,让我忆起当时我在冬天里等待妈妈的孤单。有时是个单纯的物品:画笔让我忆起我在那三年里我要不到一张纸、一枝笔画画。有时是新闻:网路上传来性侵事件。有时是个人:那个冷酷的面孔让我想起别过脸的母亲,对我的哭泣没有任何反应。

我陷入了严重的恐慌:如果今天这个性侵的女孩没有得到帮助,会不会就像当年的我如此绝望?当时我有一种冲动:如果能帮到这个女孩,拼上我所有生命我也觉得值得。我可以转身,当一个旁观者,冷眼看着另一个创伤事件被冷漠而粗鲁的对待,但我没办法。至少今天没办法。

所以我开始搜集我能在网路上看到的一切有关的讯息,正面、反面的评论与报导,相关人物的发言与关系。在做这件事时,我并不知道我能得到什么。真相?观点?八卦?其实我最迫切的,是拯救我内心那个孤独的孩子,不要再感到绝望了,我,成年的我,在试图做些甚么,去挽救另一个困境中的人免于绝望。如果一切都只是误会,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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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事件越发展越大,我也越感到崩溃,因为讯息四面八方而来,我也越陷入童年创伤的情境中无法自拔。当时许多读者也寄信给我,说他们看到这个事件的发展,感到止不住的哀伤与愤怒。这些信件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我和太太开始重新检视我和其他幸存者之间的情绪,我们试图转换一个方向,去安抚这些类似的痛苦。我们改以私下通信与会面的方式,试图在个人的交流中,互相给予关怀与温度。我发现这个方式,与网路上公开的愤怒挞伐不同,却有效的安抚不同人的焦虑与痛苦。

七月初,我在情绪感到相对稳定许多时,和太太与姊姊一家人开始计画已久的日本旅行。神社、寺庙、古城,一切如同梦境般,我没想过我可以对这个世界感到如此自由与快乐,我以为我复原的进程是如此的宽广与令人期待。

在大阪的夜晚,我收到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的邀约,他们邀请我去担任与谈人,谈性侵与复原。当时我直接联想到辅大性侵案与民阵、日日春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如果要谈到辅大性侵案,我并不是最能深入剖析事件争议的人。再加上虽然我刚出书公开我童年性侵受害的过往,但我创伤所遗留对陌生人的恐惧尚未消失,也尚未准备好面对无法预期的现场互动,而且与谈时间我也不在台湾。

几个因素和太太简短讨论过后,很快就决定委婉拒绝绝他们的邀约,希望他们不会被我的回覆拖延活动的时程安排。然后我们就继续我们的快乐旅程。

第二天日日春在他们的粉丝专页上写了我的名字,说我不克参加,并点名其他几位无法参加的人。我陷入莫名的恐慌之中。是我不懂人际互动吗?还是我得罪了他们?他们是在对付我吗?

我瞬间又跌入了三岁长期孤立无援的感受,感觉我一定是做错了所有事,才会全世界都抛下我,让我孤独的去面对恐怖的恶意。太太当时安慰了我一阵子,她说了很多话,但我完全听不见,也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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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期间紧密的人际关系,让太太的姊姊和姊夫马上就察觉到我的状态。吃饭时我说出了我的忧虑,一开始大家被我的忧愁所笼罩,沉默了像是几世纪长的几秒钟,然后姐夫开始痛骂这些莫名其妙的台湾人,一点正常的互动与邀约的常识也没有。在感受到姊夫愤怒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莫名的安慰。理智上我一直都知道这不是我的错,但情感上却觉得如此的孤独,全世界总是对我的痛苦保持沉默。

姊夫的愤怒在那一下打破了那个沉默,我含着泪水在餐桌上跟大家说:“你这样一说,我真的觉得舒畅很多。”大家都笑了。吃完饭,侄子(四年级)拍拍我的肩膀说:“喂,不要理他(那些莫名其妙的台湾人)。”我笑了。那天我们在大阪环球影城开心的玩,没再想起任何台湾的事。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如此神奇,当你说出内心最沉重的负担,关切与共鸣让你感觉如释重负;冷漠与否定则使人感到孤立而脆弱。

相信如果我在脆弱时听到“不要站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的回应,即使在理智上我明白是对的,情感上我也无法脱离创伤情境中的孤独与无助。是否这就是那个女孩在受伤后面对系所、工作小组与排山倒海而来的行政程序与论战时所感受到的孤独?我不知道。这只是我的投射与想像。

九月二十一日,受害女孩下午发了一封道歉信。在公车上看着她的道歉信,不断想着她。她孤独吗?她需要帮助吗?这封信的意义是什么?但这次没有再陷入我的创伤回忆情境之中,这是复原之路上的一个小进步。

深夜回到家中,脸书上所有人都情绪大爆炸。也许,那封道歉信隐含更深的意涵。个人层次上,我全力支持与赞同性侵受害者想做的事,以及要走的路。虽然我不在那个陪伴她走过伤痛的重要信任位置,我在一个距离之外,但我依然关切她的伤痛与复原。在群体的层次上,我看到了这个事件的发展再次勾起了许多人的伤痛。

当天深夜我收到五、六封信,每个受伤的朋友都再次说起这个事件如何触动他们伤痛的感觉。部落格上整理有关辅大性侵事件的记录,点击率一个晚上飙到接近二十五万。

我感受到某种深刻的呼唤,是我内在那个寂寞而受伤的孩子在呼唤我,他告诉我,我要做些事情打破沉默、建立连结。

我打开自己的部落格,看着我和太太一起整理的《辅大性侵事件相关记录与评论》,里面的纪录停在七月初,去日本之前。但笔记上密密麻麻的连结似乎在告诉我,在见证伤痛的路上,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我开始继续整理这个事件的笔记。我内心的孩子在告诉我,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看到最后。作为一种见证,也是一种提醒,当创伤发生或创伤情境再现时,给予适当的支持与同理,创伤的能量便能释放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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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适,但痛苦与哀伤不至于长久阻塞在身心与关系之中。也许我们无法给予每个人支持,但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亲友因为某些事件而充满情绪时,我们可以倾听身边那些未曾被见证的故事,并安抚那些未曾被理解过内在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