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大性侵案的性别反思：培力性侵受害者前，轻轻捧起伤痛

辅大性侵案于 5 月 29 日在脸书披露后，媒体沸沸扬扬发烧，而利害关系人辅大社科院院长夏林清、民阵人士也频频出招，包括开记者会自清、要求朱同学出席所谓的民主对话、媒体回击、下战帖——值此性平法通过 13 年，励馨召开说明，期许台湾社会能多倾听性侵被害人的心声，并抚慰性侵被害人的伤痛。

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表示，辅大性侵案被害人巫同学沉寂一年多，最近终于打破沉默，亲自在网志上诉说她的幽微状态，文中沉重呼吁，“要把伤痛轻轻捧起来，陪进爱与支持，这是需要小心翼翼与仔细， ……”。

这是多么重要的声音，在辅大性侵案中，最重要的性侵被害人的声音却在后续的事件与发文中被掩盖，纪惠容认为，学生最大的伤害应该是对他具有情感的老师与学长姊对他理解的断裂与失落，而身为辅导学生的某些师长们，却忙着撇清与辩解，急着召开座谈会和所谓的民主对话，却忽略了学生的伤痛，作了最错误的示范。

纪惠容表示，这些日子以来，为什么辅大心理系部分人士，站着重要位子，给人看到的，只有这些自称所谓的“民主对话”？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如此严重忽略被害者的伤痛？是否这一小撮人对性侵受害者培力的方法论有问题？为什么教育部可以在事件被揭露之后，忽略性平法处理原则关切，选择沉默？

励馨基金会副执行长王玥好也指出，性侵被害者的复原有三个阶段，一是建立安全感，恢复被剥夺的权利和控制感，第二阶段是转变创伤将其融入生命经验，第三阶段是重新融入社会，每个人历程长短不一样，但需由被害人自己发动，选择，如果安全感没有复原就直接进入其他阶段，容易激化更复杂的创伤反应，而性解放建构的性侵害论述是一种理论，不应该强迫被害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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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玥好表示，大学校园常以“校园自治”的名义规避参加性平人员培训，以至于目前在性平人员的训练上，大学是缺席的。而在此事件中，辅大心理系自行成立工作小组对辅大性侵案进行调查，不但于法无据，而且在被害人的急性期，也不适合以“不要踩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对被害者进行培力，因为任何培力都必须奠基在承认受害者伤痛的基础之上。

律师赖芳玉则强调，“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第十九条规定：“经媒体报导之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事件，应视同检举，学校或主管机关应主动将事件交由所设之性平会调查处理。疑似被害人不愿配合调查时，学校或主管机关仍应提供必要之辅导或协助。学校处理霸凌事件，发现有疑似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情事者，视同检举，由学校防治霸凌因应小组依前条规定办理。”

因此，他针对辅大性侵案提出两点质疑，一、辅大在性平会架构之外又多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是否有其合理性与适当性？二、进到性平机制的调查案是否会引起另外一种权控？当性侵案被申诉后，在校园中反被工作小组检讨，公审，而此间是否存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而且这个小组中的人又都是被害者在意的同学、师长？此外，性骚扰也包括性别歧视，当有人公开在网路上或形成舆论时提到“酒后乱性”、“踩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时，就疑似是一个性别歧视的案例，应该进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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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在《性侵害防治法》及《性别平等教育法》中明订，任何人都不可揭露性侵被害人的隐私，法律立法的目的本是保护当事人，但是当事件被传开后反而变成八卦事件，所有知情的人都在讨论被害者的穿着与行为，让被害者更痛苦；因此在校园的性侵和性骚扰事件中，外界更应该关注的是，被害者提出申诉后是否进入安全平等公开保密的环境，否则极易落入校园的权控及性别歧视的环境。

台少盟秘书长叶大华表示 529 朱文公开后，陆续收到检举函，站在“闻声救苦”的立场而主动关切此事。随着事件发展至今，她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考量到当事人的权益及最佳利益是否被保障，也就是辅大校方及心理系处理该性平事件的方式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在性平法的制度设计中，性平会的组成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中立性，即使系所设计了辅导、协助当事人的措施，也不该架空性平会小组的功能，更不能调查兼辅导，角色混淆，让当事人遭到二度伤害。此外外界质疑的是，工作小组和被害人进行的究竟是对话还是公审？她表示该案已进入性侵案司法程序，依法除非涉及公共利益否则不得任意公开讨论以免侵害当事人隐私权益。

但所谓符合公共利益的讨论必须要考虑到比例原则及公共性，相关公开讨论不该是让大家猎奇或是担任判官角色，反而造成舆论公审效应！此外舆论已经引发公审效应时，主管机关教育部及辅大校方应当要发挥吹哨角色，而不是让事情自然发展或不作为。

叶大华认为，不管夏林清或各界认为性平法机制在落实上有何问题，都应该回归到体制内进行讨论，而不是透过各种说词来规避责任。此外为解决目前争端，教育部专案小组应该公开说明此案的调查进度，并积极检讨实施了 13 年的性平法及性平机制是否落实及改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