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作者施舜翔曾写下全球欲望城市中的阴性恶魔：当台湾女人遇上西方男人探讨 CCR 恋情，而近几年关于 CCR 的讨论不断，女人迷观察家周泓儒 投稿，藉由文学与戏剧的文本讨论西方与东方的权力作用关系，以及对女性投射的忠贞烈女与蝴蝶夫人的想像。而我们多麽期待异国恋不再被猎巫，女性的身体不再是父权战场，她们皆能开口说出自己的爱恋模样。
文/ 周泓儒
前几天在捷运上读到日本小说家笙野赖子所写的一段文字：“一个女人跑来大城市，既不结婚，又不生小孩，也不谈恋爱，更不卖身体，并没有铁饭碗，也许说不上独立，无论如何，在东京一直生活下去，到了四十岁左右，忽然变成妖怪。”我突然想到，在台湾或许不用那么麻烦，只要有个所谓的“洋男”伴侣，不限年龄，马上就能变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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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路上对于 CCR（Cross Cultural Romance）的论战似乎没有停过，然而在这些激昂的争论中，所涉及文化、性别、道德等等的大旗，搬进搬出打成一团，无非是试图妖魔化这些女性，在这嘘声四起的背后，隐隐流动的却是本土父权的焦虑。
女性的身体与能动性，一向是父权的战场。一般来说，东方传统父权对女性的要求，耳熟能详者不外乎：仪式性的压迫、为家族奉献、守贞、无知等等。这些要求在父权社会中作为一套规训，约束着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也藉由这样营造出来的位阶差异，让东方男性得以建构出自身的优越，也更能增进自身的男子气概（masculinity），西方也许对女性的要求略有不同，但大抵也是透过同样的方式，建构自己的优越感。
“进步”的西方拯救忠贞烈女
图片来源：Sati
本土父权透过 sati 塑造女性忠贞形象，却也藉此添增限制，巩固父权。
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后，东方男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变得相当尴尬，西方“进步”的思想与器物的革新，让东方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找到一个出口，得以摆脱当地的父权价值。这边将举印度的传统 sati（娑提）习俗来做说明：传统印度习俗中，sati 就是在丈夫过世之后，妻子透过火葬或埋葬的仪式，执行殉夫义务，以展现女子的忠贞不二。
从小开始铺天盖地的教育女性，强行灌输忠贞的观念的情况下，肩起殉夫的任务已是印度妇女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偶有不从者，多半会遭逢强力的社会指责与羞辱，并透过暴力使妇女乖乖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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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英国殖民期间，自1829年始，殖民政府严格的禁止这样的当地风俗，虽然看似解放了女性，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是两个父权系统的争斗，在Spivak的分析中[1]，欧洲男性在殖民地争斗中认为自己扮演的角色就像是“将棕色女人从棕色男人身上拯救出来(saving brown women from brown men)”，藉此压制当地父权结构，进而便于统治，当地男性面临强势的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现代性，多半只能怀旧式的哀叹：“唉，其实这些女人自己也想殉夫呀！为什么要违背他们的意愿？”这是本土父权体制下，男性失根的焦虑与无奈，也是父权间大车拼中，东方父权中最初始的创伤，自此萦绕在西方与女性有关的事物上。
由 sati 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东方男性对女性，亦或是西方男性对女性，皆是两种父权体制在试图掌握着对女性的诠释权，并将女性定义为“可交换、可控制”之物，或许女性在被西方所谓的“进步”人权观念解放后，也不过是进入更大的一个父权框架，然而，在两造之间的争夺中，也正是女性获取自己能动性(agency)的时机，在这之中找到缝隙，走出一条逃逸路线，挣脱原生的父权框架。
东方男性的阴柔化
如果再仔细来看看东方男性的位置，不难发现，除了作为一名东方人外，更是作为一名被剥夺女性控制权的男人，我们可以说，在东方父权遭受冲击的情况下，东方男性是被女性化的(feminised)。譬如在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作品 M. Butterfly 之中，男扮女装的京剧演员宋丽玲[2]所说的：“作为一个东方人，我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男人。”
男扮女装的京戏演员时佩璞，同时也是宋丽玲的角色原型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某些时刻，譬如东方女性被解放的同时，东方男性失去对女性的掌控权，形同被阉割的状态，并且落入了传统上东方女性的最底层位置（白男-白女-亚女-亚男），在这种双重受制(doubly subjugated)的状态下（除了作为一名东方人，也作为被压迫的东方男性），东方男性要就是对西方父权从底进行逆袭，不然就是透过言语，将东方女性与西方男性的异国恋情贴上“堕落”的道德标签，以此将自身置于道德高处，来稍稍缓解自己的焦虑。
东方主义下的蝴蝶夫人
那么在回过头来看看西方男性，又如何呢？我想，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既定的想像已经可谓是历史悠久，Said 的经典着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3]已有详尽的论述。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东方被贴上一系列的既定形象：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无声等等，反观西方赋予自身的特征为：阳刚、民主、理性、进步、强悍等等。然而萨伊德着墨较少之处，便是殖民情境下的性别问题，西方世界如何想像东方，也深深影响着对东方妇女的想像。
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想像，可以体现在义大利作曲家 Puccini 于1898年的歌剧《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中。
在此歌剧中，一名美国军官 Pinkerton 在日本与一名艺妓蝴蝶瞬间陷入热恋（没错，在台湾当今的标准，这就是19世纪版本的 CCR，可能会被群起而攻之），Pinkerton 当场求婚，而蝴蝶也欣然答应，随后即便蝴蝶陷入与本土父权价值的挣扎，也不顾一切的生下了 Pinkerton 的孩子，这些牺牲让 Pinkerton 相当感动，所以即便在第二幕中，收到上级移防的命令，他也承诺“会带着玫瑰，在世界充满欢乐、知更鸟筑巢的时候回来”。
军官收到上级的指令移防他处，留下蝴蝶在日本苦苦地等待，待到 Pinkerton 再次回到日本时，却是带着他合法的美国妻子，来讨回他的亲生儿子，蝴蝶最终选择以自刎，为自己的恋人做出最后一次牺牲。
在 Puccini 的着出歌剧中，蝴蝶便是西方世界对东方女性最典型的想像，其特质包括：温柔、服从、无私、牺牲、保守、害羞、隐忍，更重要的事，她们甚至可以忍受男性一切的错误。
《蝴蝶夫人》便成为了20世纪以前，西方男性普遍对东方女性想像的蓝图，而这些想像根植于西方的文化意识中，深深影响着对东方女性的看法，并且在与东方女性互动的过程中，放大了这些特质。
华裔剧作家黄哲伦根据 Puccini 的《蝴蝶夫人》所逆写的 M. Butterfly，解构了这样的西方想像。
在这出戏之中，作为法国外交官[4]的男主角 Gallimard 便说：“我们这些（注：西方男性）虽是不太帅、不勇敢、也没权力的男人，但我们相信，就像 Pinkerton 一样，终究能够拥有一个像蝴蝶一样的女子”换句话说，在西方世界无法建立自己男性尊严的白人男性，都仍有一个梦，而那个梦就是找到一个想像中的完美东方女性，来重新建立自身的男性尊严。
然而这样对东方女性的单一幻想，却是危险的，我们可以在 M. Butterfly 这出戏之中看到，男扮女装的主角宋丽玲，精准的掌握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想像，并将这些想像元素放在自身上，让法国外交官 Gallimard 始终相信宋丽玲是个完美的东方女性，就是那个理想中的蝴蝶夫人。藉此宋丽玲除了表面上获取了外交情报、完成组织任务、获取生活资源外，更成功的逆反了西方父权的压制，最后空留 Gallimard 在牢狱与丑闻之中，耽溺于那蝴蝶夫人式的幻想之中，分不清此是此，彼是彼，泡沫般的幻想与男人交融、反噬、消解，最终 Gallimard 只能在痛苦中以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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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忠贞烈女/你的蝴蝶夫人
不管是东方期待的忠贞烈女，或是西方所幻想的蝴蝶夫人，这些都是父权中对女性的想像，就如宋丽玲所说：“为何京戏都是由男性来演女性…因为只有男人知道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不论东方或西方，都在试图以父权规范着大众如何想像女性，只有透过这样的方式，父权才能投射自身源源不绝的欲力(libido)，再进一步来说，仰赖这些想像，是建立起自身的主体以及尊严的基础。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最后，女性都能以自身“离经叛道”的脱序行为，权宜性的接纳外来价值或利用刻板想像，在父权间的缝隙中不断逃逸，而东西古老父权中的虚幻想像，到头来，只能走向夺权，或自毁。
异国恋情所衍伸出来的争议，肇因于父权结构中的幻想，因此，若走出父权的框架去正视自己的焦虑源，放弃廉价的“忠贞烈女/蝴蝶夫人”的二元判断，将是当代之中调适自己焦虑源的关键。否则，今天女性作为你的忠贞烈女，明天却是他的蝴蝶夫人，这会是无止尽的争夺，当女性在次逃逸，幻想再次消散，欲力顿失对象，此时，只会叠加出更深的焦虑。
在美国剧作 Ruined[5]中，一名饱受男性争夺的女性，终以自尽的激烈方式，来表达对父权的控诉：“你们再也无法在我身上战争了”，最后相残的男人留在沙场上，唏嘘之余，仍旧不知为何而战。
在异国恋情争端中，猎巫式的争斗中将会摧折多少恋人，她/他们或许因此沈默，以低调的姿态，避免自己成为舆论的战场，只是，成功的使异国恋妖魔化，谁赢了什么？而那些权力结构下受迫的她/他，又要多久才能再重新开口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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