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廿七年后,代代薪火还在相传。一个香港教师眼中的六四:维园,这个地方,无论有没有支联会都不失其意义,它必然是港人的抗争场所。做一个香港人,最一个人,不失格、不低头。(同场加映:

悼念六四,是必要的。假如某天父母离开我,我不能说因为悼念他们不会让他们复生就不去悼念,正如每年 4.1 及 9.12 都会缅怀哥哥一样。

当然,悼念有很多种方式。有人出席不同的晚会,有朋友出席诗聚,有人用唱、有人用写,有人做街头画剧,有人踏单车,我们用不着否定别人悼念的方式,急于堆叠自己的道德高地。

我在街上看到不同的街站,包括老师办的《香港独立媒体》,甚至还遇上在派“雷动计画”的宣传单张的老顶,是为什么这些人在这里出现?也许就是群众的力量。大家知道有人聚集,知道有群众的工作可以做,不论什么门派,都往这里去。


(图片: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 )

某些争论似乎是无谓的。建设甚么都不会是一夜悼念而成,不会是一天而成,甚至不会是廿七年就成事,因为建设甚么从来都不可以是指望某一群人,建设甚么从来都是靠着群众才成事。而要得群众支持,背后就有很多细致而具体的操作,并非树立小众、鲜明、表面激进的旗帜,甚或是不问事情本质好坏的破格、推倒就可成事,这让我想起 Gramsci 所说的 hegemony。

我不认为某些高远的目标可以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甚至有些高远得不可能,但这并不让我否定高远的目标在我们生活中、心里头的意义,因为这些目标的而且确提升了琐碎的生活,寻回人的可能性以及主体性。

悼念,也不等同我们在日常不做实事,出席支联会的悼念晚会,也不等同完全认同主办单位所做的一切,以及其一切口号。

只是,我知道在这个传统里,维园依然是最能聚集群众之地,而我认为,纵使悼念有很多方式,这种悼念的立场还是要被展示出来,甚至是需要被一同公开地彰显出来,才能成为一种与强权壁垒分明的态度。

再进一步,就是我认为还有空间体认香港人的团结(纵使只是在生活、观念、价值各个范畴的其中一个点),特别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犬儒的乱世里,我都应该把守支持。(延伸阅读:

这种有关展示立场的重要性,是因为去年一段小插曲才有所体会。去年与学生参加了《城市论坛》,期间讨论偏离主题,又提及岭大的粗口歌事件等,于是在场唯一的学校就成了众矢之的,我被迫发言,虽然明白瞬间不能厘清我所有观点,但有点怒气的我又不能拒绝发言,当刻我只能草草表示对某一方的认同,后来有家长误会而致电来校或有同学觉得我未厘清观点,我回想起来,才看清楚自己当刻的决定不过是想要表明立场。

六四的精神本来可贵,当中展现知识份子的觉醒与道德责任更是在这些年头绝无仅有的,哪怕是学生、记者、左报以及当年的梁美芬。或者我只能说,人的质素差了坏了。“我们从未愚蠢得以为每年来维园六四,六四民运便能得以自动平反,更不会奢望万千烛光会感动中共。”这是陈清华(89学联成员)于六四晚会所说的。但在今天财大气粗的中国跟前,我们还是得靠众人的力量才能让世界知道中国近代的不光采不被遗忘,也将不被遗忘。(你会喜欢:香港人声援!台湾加油,别做第二个香港

我确实是好像没有遇过跟我谈及六四的老师。六四于我是甚么呢?每年都是赶课程的时候,不过今年也要拿来学期尾最后一课的五分钟,虽然在上一秒还是格格不入的在研究公共卫生一课所提到的健美男,然后下一秒旋即 tune 个认真 mode,禁不住说说安徒老师的文章《先做人,再做香港人》,又顺便 sell sell 六四的书。

六四的维园,清风送爽,我并不喜欢口号,这无关口号的内容,而是口号的本质。

看着点点烛光,后来者“问人借火”才是我最喜欢目睹的环节,因为正正是最形象化的体现薪火相传。

接过《中大学生报》,六四的专题做了廿七年,还是有话可说、有话要说,因为我也相信历史在变化万千的时代里依然有不同的扣连与意义。

维园,这个地方,无论有没有支联会都不失其意义,从 1971 年的保钓示威、1973 年的反贪示威、1978 年的金禧事件、1982 年的 918 民众大会、1987 年争取八八直选、1980 年开始的城市论坛,乃至近十多年的 7.1 起点,它必然也一直是港人的抗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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