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好时代,让我们来谈性别议题。2016 年的女人迷“我爱我节 大好时代”邀请政治大学教授康庭瑜,与我们谈她心中的拥抱多元。曾在七年时间内,分别在四所名校,完成四个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的康庭瑜,始终关心的是女性的真实处境,大好时代,不需要更多偶像,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蔡英文,我们要的是每个人都能有自己成功的社会氛围。

很多人认识“康庭瑜”这个名字,是从她惊人的学经历开始。从台湾到英国,从社会学领域到地理学领域,她在七年时间内,分别在四所名校,完成四个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在回国以后,又顺利进入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担任助理教授。虽未必绝后,但却超出一般人的认知。

当时网路世界上一阵骚动,很多人都好奇,这样一个年轻女生到底凭什么?现场见到康庭瑜本人,她语气轻柔,有时表情还带点不好意思的羞赧,但她在谈起女性主义、在谈起当代厌女现象时,笑称自己是“书呆子”的她,眼神里却闪着光,我想那就是康庭瑜走到如今最好的凭据。

五个学位背后的心酸:我的人生绕了很多路

在旁人眼中看来,康庭瑜是天之骄女,才于 2011 年取得英国牛津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回台以后就顺利在政治大学觅得教职。更让人诧异的是她在短短七年里依序拿下以下五个学位:牛津大学社会学硕士、伦敦政经学院性别研究硕士、台湾大学社会所硕士、牛津大学地理学博士、伦敦大学皇后玛莉学院媒体法硕士。别人都羡慕康庭瑜的能耐,但对她来说,这被别人镶金的标签,其实不是意气风发,更像是一段漂泊的自我追寻。

“别人羡慕我有这么多的学位,但其实我当时才羡慕从头到尾都可以在同一个博士学位深蹲的人。”

康庭瑜从小就知道自己关注社会公平正义,但在台大法律系就读期间,她却发现职涯内容,并不是她的心之所向,她更喜欢去讨论社会背后的脉络与哲理。所以在法律系毕业之后,康庭瑜进入台大社会所就读硕士班,梦想着有一天能出国念书。“我喜欢读书,以后也想从事研究工作,所以在台大社会所念了一年,有机会就急着出国了”。

但康庭瑜暂时放下台湾的课业,进入英国牛津大学的社会学硕士班以后,她才发现这是看不见尽头的道路。打定主意希望日后能从事研究工作的康庭瑜,却还无法取得博士学位的入场卷,只能从硕士慢慢熬起,等待那尚未来临的博士学位。

“真正厉害的人是那种马上就拿到 PhD 录取的人,我那时候真的很挫折,只是在国外尽力找到可能性。”在不确定的关头,康庭瑜就拿青春来磨,看能不能磨出想像的形状。

初到牛津的忐忑:我是全班最笨的人

然而,带着忐忑与期待到了英国,康庭瑜才发现牛津社会所着重在量化取径,这与她喜好的质化研究截然不同。学习上面的重新适应,让刚出国的康庭瑜吃尽苦头,“我那时候常常觉得自己是全班最笨的人,怎么书念了好几遍还是无法融会贯通。在课堂外,同学讨论国际政治时,也常常无法加入。”

本来在台湾求学过程没有太大波澜的康庭瑜,除了学习上的挑战以外,牛津大学的右派风气,也让思想左倾的她,不断地在排外的冲突之中调整。康庭瑜提起有一次自己在学校附近买水果时,以为 " One pound." 是指要买“一磅”的她,却被摊贩羞辱:“这是指一英镑的意思,难道你们国家没有教英文吗?”

风气的不友善让当时的康庭瑜感到在意,心里想着:“等我学位拿到了就走了。”但她却没想到这趟求学旅程,还有其他的坎坷还在蓄势待发着。

留学生的行路难:我悲观却很坚强

康庭瑜的等待依然还在,她从牛津社会所毕业后,选择申请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学位。但没有想到的是,伦敦政经学院的老师要求康庭瑜,若要攻读博士,必须先拥有本校硕士资格,并在完成硕士论文之后,再通过资格考试,才能取得继续博士学位的许可。在此前提下,康庭瑜无法直接就读博士学位,在伦敦政经学院又继续攻读性别研究硕士,而这也让急于拿到博士资格的康庭瑜背负沈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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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日子一不小心就会过分简单,起床,早餐,读书,午餐,读书,晚餐,洗澡,读书,写论文,焦虑,睡觉,焦虑。间或穿插图书馆,超市,咖啡屋。除了上课之外,一个研究生完全不需要开口说话,没有课的时候,没有事就没有话。日子简单得像一条倾斜的线,往内心软弱的方向滑去。出国念书的研究生岁月尤其孤独,周身的社会网络既不深刻也不固定,生活和心灵的锚完全系乎学业,别无所求。

柯裕棻老师曾在《行路难》里头这样诉说留学生的孤独,康庭瑜也同样有着如此的脆弱,“还记得有一次伦敦下大雪,我不小心在路上滑倒,但也只能一个人擦干眼泪继续努力,在留学的过程里,这样的时刻其实并不少见。”

因为教授为她订下很高的博士入学门槛,当大学同学都已开始有所成就时,有人在四大律师事务所工作,有人成为公司的主管,自己却还在为学位奋斗,不知道明天终点是否会到来,无法毕业就一无所有,焦虑的康庭瑜说当时只能“悲观但坚强”前进着。

始终不变的核心关怀:关注“跨国女性移动”

大学从法律领域为起点,康庭瑜前前后后横跨社会学、性别研究、地理学三个不同的领域,最后在求学的归途以媒体法作结。这些选择看似不相干,但康庭瑜说,“我在里头的核心关怀都是一样的,反而能在跨领域的研究中,互相完整相关论述。”

康庭瑜的研究核心从还在台大接受李明璁教授指导开始,就偏好在全球化下的社会现象,自承“爱观察人事物”的她,“跨国的女性移动”和“媒体科技”一直是她的研究焦点,所以在康庭瑜看似跳脱常规的求学历程,她始终抱持相同的兴趣前行,并非像外界解读的毫无关联。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结合对于媒体科技的兴趣,康庭瑜也从大学就读法律系的背景出发,再于伦敦大学皇后玛莉学院取得媒体法硕士学位,这是她七年求学生涯第五个学位,也是最后一个。我问康庭瑜为什么能在知识海中孜孜不倦?她这么表示:“我一直很爱念书,就是个书呆子。成为学者是我的梦想,我希望能让自己到更完备的状态。”

在访谈中,我也好奇康庭瑜对“新移民配偶”这群跨国移动女性的看法?康庭瑜认真表示这其实体现了我们传统的性别关系。在过去观念中,我们总期待男性的经济能力要优越于女性,但当台湾女人走出家庭、进入职场后,那些被婚姻市场排除的男人,只能向外寻求经济上需要仰赖他们的女人。

一提起新移民婚姻中的歧视,康庭瑜有好多感慨,“可是当我们说外籍配偶的婚姻没有真爱,只有买卖时,这样的爱情观有多矛盾?我们普遍期待男人要有能力扛起家庭,这都是关乎‘钱’的,但明明都同样信奉着这套价值观,却把这个变成排除的理由。”

女性主义的路上:我们棒还要更棒

我问康庭瑜为何如此关注女性议题?她笑着说女性主义在她身上的体现并非凭空而来,自己从小就对性别有感,而女性主义更强化了她看待问题的意识。“就像我这样走入三十岁后的女生,会开始思考长期亲密关系的问题,这时女性主义就会成为指引。”女性主义不是教条,只要你还有自己的能动性,成为家庭主妇也可以是一种选择。

但康庭瑜也对女性主义的现况感到焦虑,这也促成了她这次在大好时代的讲题:“从玛丹娜到妇仇者:媒体中‘美力新女性’的情欲流动”,因为在她眼中,当女性主义只成了花钱的欢愉,会忽略了那些没有消费能力的女人,她们依然还在困境中挣扎。

按《哈佛商业评论》,每年全球消费支出中,女性掌控了 20 兆美元的消费决定 ,为了这群有能力花钱、也敢花钱的女人掏出荷包,广告主让独立女性的印象成了行销手段,以博取她们的青睐来贩售商品。在消费主义至上的推波助澜下,女人看完广告所购买的,不只是商品,也有“世代新女性”的自我肯定。

“我并不是认为为女人发声不值得肯定,但在女性主义的路上,我们棒还要更棒,不能去忽略了那些弱势女人。”康庭瑜始终关注的是结构问题,因为广告终究是商业行为,许多广告虽看似强化女性自主,却让人以为这就足够,却忘了既有的世界,还有许多问题并不是靠钱就能解决。

康庭瑜说不用将认同都寄托在广告或大众媒体中,也可以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赋权。在这条路上,她也会继续发声,“确定世界上最喜欢,然后一直努力下去,这样不是很好吗?”

大好时代?要的是氛围,不是偶像

在访谈的最后,我问庭瑜身为这次大好时代的讲者,她如何定义“大女子”?康庭瑜摇摇头表示:“我的心中从来没有 icon。”看着我疑惑的表情,康庭瑜表示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创造更多的 icon,当我们只庆祝个人的成功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优越的条件。

“理想的大女子不是人,而是一种社会氛围,能够让不同阶级、种族、社会条件的女人都过得更好。”

从康庭瑜坚定的表情里,让人看见她依然还是那个关注正义的女孩,也难怪她会对目前女性主义行进的方向反思,在大好时代谈“从玛丹娜到妇仇者:媒体中‘美力新女性’的情欲流动”,对康庭瑜而言,身为女人有太多困难,当我们只鼓吹消费、只吹捧偶像,那我们是对真实的困境视而不见,而以为平权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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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蔡英文和隋棠、玛丹娜这一类拥有名气、美貌与经济能力的女性,常被奉为人生胜利组,被捧成完美女人的典范。彷佛只要她们号召女人站起来,就能改善父权结构,进而提高女性的地位。当我们欣羡着这类拥有雄厚资本的女人,康庭瑜提醒我们:“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成为蔡英文。”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不见得能真的得以解放,并进而改善既有的性别困境。

女人从不只有一种样子,这条路还很长,每个人的每段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那些快乐与伤痛、身体经验、情欲流动都不会由第二个人来重复经历。真正的多元就在掀开表象,去摸透那些不同女人的难开始。


5/28 来大女子演讲工作坊,听康庭瑜谈多元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