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 T 妈妈》揭露早年传统生活下，女同志妈妈如何面对社会性别结构，邀你看见传统社会民众对女同志的真实面貌与态度。
疗愈伤痕，该从哪里开始？
在《我和我的 T 妈妈》这部纪录片里，这个问题绵延了二十几年，导演黄惠侦选择打破平和而沉默的日常安全网，谈论沉积在家族中的悲伤过往，让疗愈从直视与掀开伤口的阵痛中展开。
要回顾家族历史，多少会触碰伤痛，在这部片中，T 妈妈与女儿们来自庞大社会结构的伤痕，使触碰变得更加不易。一如英文片名 The Priestess Walks Alone ，独行的女祭司，她们曾经各自被抛在坚固的秩序之外，孤独走在荒野之中。而被社会所否定、排除，也就意味着他们更难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去回顾、重述，甚至疗伤止痛。
T 妈妈是成长在 1950 年代台湾乡村的女同志。在保守的当时，结婚成家被视为女人必然的归宿，她迫于家族的压力嫁给嗜赌的丈夫，遭遇家暴，却又被传统价值绑住，无法向外求援，只好带着女儿逃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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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生活，她找了昔日歌仔戏班的姊妹与女友成立牵亡魂阵，带着女儿行走江湖。女儿从小失学，跟着跳牵亡阵，母亲也承担着生活的负荷与记忆的重担，母女心中的痛苦、自咎，被每一天的繁琐日常与生存压力层层覆盖，早就找不到好好说出来的方法。
但只有说出来，才可能疗愈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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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十几年前片段的家庭影带开始，黄惠侦架起镜头，反反覆覆的追问：压在母亲与她身上的，是怎样的结构？在晃动的家庭影带里，小侄女天真的说：本来就应该是一男一女才能在一起啊！这样的价值，从十一岁起因为长辈的闲言闲语，使她在未知当中感到混乱无助。
喜欢女人的母亲、带着孩子逃家的母亲、旁人口中“不正常”的母亲，从来没有主动与她说起自己的母亲…对于这些标签的困惑一直跟着她，到了二十岁离家开始拍纪录片，她才终于找到谈论的可能。
谈论总是困难的，尤其她试着掀开的，是这么亲爱的母亲身上的伤口，而这道伤口，又与她自己的伤紧紧相连。片中总有许多尴尬的沉默，有时 T 妈妈掩面离开镜头，拒绝再说，也有更多母女对视，不知如何开口的伤心时刻。而那些无法清楚被说出来的，就是最深的悲伤。
纪录片试图追溯到 T 妈妈成为母亲之前的历史，她跟着母亲回到原生家庭，追问阿姨舅舅关于妈妈的性向。比起说到母亲婚姻的侃侃而谈，他们不约而同的尴尬回避。导演在此处没有下任何道德判断，只是呈现出这些长辈们在大环境之下是如此生活，又是如此看待自己的生活。上一辈的他们并不习惯使用语言表达自己，对他们而言，日子就是这么过下去，没有什么好说的，过去的就应该让它留在过去。
但过去的痛苦记忆，并不真的能随时间被抚平。在电影中段，导演透过掀开自己压抑数十年的祕密，打破她与妈妈之间最难解的结。对着家人掀开自己，不可能愉快。她们只能用拙劣的方式，相对枯坐三小时，挣扎着找到解答。但在漫长的等待之中，她们还是确认了对彼此的爱—虽然她们的爱还是牵连着无法面对的伤痛，以及不自由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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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片子的开头和最后， T 妈妈一个人走在稻田边缘，导演的声音从画面之外传来，她问母亲：《做自己的勇气》：你值得拥有真正的“内在自由”
黄惠侦导演在拍摄札记里写到，如果可以，她希望能用自己的未曾出生，换取母亲的自由和快乐。但束缚着她们的生活，或许也像片子里追寻答案的痛苦过程，让她们，以及更多更多相似的“她们”，在荒野之中不必再孤单的独自行走。
故事大纲
“这是一场仪式。
我的母亲牵亡超渡亡魂，而我试图超渡母亲与我之间说不出口的伤痛。
作为一名法师，我的母亲透过牵亡仪式的吟诵与祷念，带领亡灵得到救赎。然而她却始终无法超度自身所背负的伤痛过去。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我试图以音像来说出应该被说出的故事。然而我却一直无法面对及揭露，那些藏在心里深处令我羞愧的秘密。
当她执起法器，我开启摄影机，我们之间这场超渡仪式，就在阴间与阳世，过去与现在之间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