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端传媒执行主编张洁平：“漩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

张洁平在一个周末从香港飞来台湾，中午到机场，直奔去下榻处睡了个午觉，便风尘仆仆地前来接受专访。出生在中国，但她的记者角色是在香港被豢养长大，除了短暂以港媒身份至中国当驻地记者，她的媒体生涯全在香港度过。她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有时又得在演讲中搭配很努力却不流利的广东话，要说起中港之间的矛盾，她这样的人、这样的背景，绝对有资格说她略懂略懂。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割据、历史经验里长大的华人，尽管使用同一种文字，但却从没有发展出一套超越界限、有普适性和交流意识的‘公共话语’。当物理障碍被技术力量扫除之后，我们在网络世界狭路相逢，任何一场简单的讨论都有可能白热化成充满派系偏见的意气之争。但我们又如此亟需交流。”——张洁平（原文：端传媒发刊词 〈漩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

开《端》，体会身为中国人的原罪

但我们，又如此亟需交流。2015 年底，随着香港雨伞运动结束，正在筹备中的《端传媒》团队认为正踏上时势的浪，待网站上线后，也许很有机会让香港这个成熟的商业社会褪去一些政治冷感、引起讨论和交流政治的风潮。“要说出乎意料的话，应该是我们没想到香港竟然分裂得这么快。”张洁平讲话很快，但语气是轻的，一字一句像极颗粒分明的快速音群，回忆起《端》上线的过程，她笑说我给她出的第一题就很难。

张洁平口中说的分裂，是香港在雨伞革命后，本土派、泛民派、建制派等各路派系便几乎壁垒分明的现身，让《端》试图打开对话的目标变得困难，而在此时端出“立场中立”，更是让他们哪边都不讨好，被叮得满头包。在香港，他们被怀疑背后有红色资本，更质疑张洁平这么一个连广东话都讲不好的人，在香港办媒体做什么？而在中国，其实也没什么意外，网站上线一周左右就被河蟹，在中国境内再也看不到了。

“我们创办《阳光时务》那时，主创人也都是大陆背景的，但当时的香港舆论基本上比较叫好，人家都说‘你们好勇敢，在香港干这个事情’。结果到了《端》，却被骂红色资本，虽然这跟我们的资本确实没有《阳光时务》那么透明有关，但还是能感受到很强的撕裂。”张洁平 2011 年参与创办《阳光时务周刊》，和现在参与创办《端》的情况相似，香港的环境与风向却已完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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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状况，《端》团队也只能自我揶揄，说《端》还没能够说出漩涡的样子，就把自己活成一个漩涡了。张洁平感受到在香港身为中国人那深深的原罪感。但问起她的身份认同，她却说，自己背景经历的缘故，她其实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强烈归属感，若硬要谈归属，她把自己定位成地球上的异乡人。

躲在同温层里偷懒，只会掩盖真实问题

“我不会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本土派。”就这点而言，张洁平实在是一个很适合做媒体的人，作为媒体人，她最想做的便是记录真相，而立场对她来说是很容易掩盖真相的。“互相伤害会让人看不见问题，现在香港人认为只要是中国的东西就是不好的；而中国人只觉得香港人就是被宠坏的孩子。”当讨论陷入这般田地，交流的可能性也消失了。

张洁平说，躲进自己的同温层、帮别人贴上某个标签是很简单的，只是这样的懒惰对事情毫无帮助。“我觉得现在香港人都在探索自己的政治前路是好的，但口号式的东西太多，真正的论述太少。”她观察，现在香港陷入泛政治化困境，而中国则是在去政治化，这两者都是偷懒的，动脑思考本就不容易，遑论还偷懒了。

和不同立场交流这件事，是张洁平不停强调的，但我好奇问她，既然《端》在中国看不到，又何来交流可言？她说，在做《端》的时候本就对中国市场不抱任何期待，毕竟中国是个不透明的地方，“对境外媒体来说，以前那条红线在哪里，还大约感觉得到，但近几年那条红线越来越摸不清了。”当红线在飘忽，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那花时间去猜测那标准，也是浪费了。

“反正中国基本上封了所有海外媒体，另外一点是，我们对于做一个反共媒体也没有任何兴趣，我们只是想要做个正常的、专业的媒体。”张洁平说，在上线前就已预期会被封锁，虽然有些同事会觉得太快了些，但对她而言，会被封就是会被封，或快或慢都无所谓。只是，话虽这么说，对于无法透过报导影响中国社会，张洁平心中也有矛盾和挫折。

“我想为历史留下记录”

许多和张洁平一样，中国出生、香港求学的媒体人，都时常会有这样的拉扯：到底该留在香港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书写中国，还是要回到家乡写给人看？张洁平说，中国政府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它不像民主国家会因为一则报导就改变脚步，写一篇好的文章，顶多叫好叫座，很难带来实质变化。只是，在中国写至少能被看见，在香港写常常根本传不进去。“这是个‘天问’来着。”张洁平苦笑着说出如此挣扎。

很多人也会问她是如何在香港坚持下来的，而她对此有个统一的解答：“为了记录历史。”她体认到，中国变化那么快，很多事情如果不记下来，会在时光的缝隙里溜掉了。“我被上帝的闪电劈中脑袋，是去采访玉树地震的时候。那是发生在 4 千米高原的地震，许多老外面孔到第二天因为高原反应太严重全都走了，几乎没有境外媒体了。”当时以港媒身份驻北京采访的她，便成了在场稀有的境外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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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原上那几个日子，她和中国国内媒体凑合摄影师、蹭帐篷，白天采访，晚上就观察国内同业发稿的状态。“我看着他们发稿回去，一通通电话就来了。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都是禁令。”结果，传回去的报导，跟现场情况都不是一回事。玉树位于藏区，几乎是自治的状态，在那里，宗教跟政府的博弈很有趣，大多数救灾行动是由喇嘛完成，但在中国境内所能看到的、也许上百则有关玉树地震的报导中，却不能见喇嘛的身影。

“我想像我父母在江苏无锡看到这些报导，他们大概会以为这个地震就像四川地震那样吧。我当下就想，我管他的，有没有人看到都无所谓，我要记录历史，如果不写下来，很多事情就会真的像没发生过一样。”

挣扎多年，张洁平心中的结在此刻打开。她笑笑，说自己常拿这个顿悟的例子来说服人，但至今没说服几个，许多同事还是想回去中国、写些至少有人看的报导。

中国不是只有“自由行”、“傻 B 共产党”和“民主斗士”

说起中国将外面世界阻隔在外的那道墙，许多人可能都会直接联想到资讯的“消失”，但张洁平说，那道墙的存在其实不会让敏感议题消失，而是会导致议题肤浅化。“很多事不是不会被知道，只是会被很肤浅地报导。”像许多海外媒体在写中国时，容易把很丰富的人物简化为民主斗士、维权先锋，但事实上，这个人本身也许具备能浓缩时代特点的复杂性，而这样的特质完全不会被写出来。

国内媒体不写，国外媒体写的常是 2、3 百字短稿，许多复杂的内涵被削弱，这种现象，才是墙最具杀伤力的地方。因此，张洁平拿起笔来常直捣中国敏感议题而去，并希望以超越政治立场的方式去写，她已不太去想有没有人看见，盼望至少能让海外读者理解到更复杂一些的中国面貌。

“毕竟，无论对香港还是台湾来说，把中国简化为暴富自由行、傻 B 共产党、清纯民主斗士这三种样子，并无益于与之相处，因为这些不是真相。”

从香港到北京，玫瑰色想像的幻灭

在当驻北京记者的一年半，是张洁平自经济独立后第一次真正在中国生活。当时的她对北京抱持一种玫瑰色的想像，“我那时也被海外媒体荼毒吧，觉得在北京当媒体的一定是民主斗士。当时我觉得香港挺闷的，北京就比香港丰富得多，有句话说‘灯下黑’，和权力靠得越近，越有空间让那些奇形怪状、三教九流的人生存。”北京多变的样貌，确实比香港这个高度商业的地方来得更吸引人。

只是，在北京当记者，却完全不是张洁平想得那么一回事，她对北京存在的玫瑰色想像，在日子里渐渐崩毁。“如果你没见过下雪，你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极权社会也是一样的，你要真正在那底下生活过了才能体会那种感觉。”她从前并不那么珍惜香港的自由，但在北京的生活让她有了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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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发现，原来在不健康的环境里，要保持自己的健康是多难的事。”

“我手写我心”的自由是如此重要，当提笔时充满自我审查，每个人开始在生活中说谎，人性也就渐渐地扭曲。她看见极权在人身上印下的伤害，有时，就连抗争都是扭曲的，有些人顶着英雄主义的光环却干着龌龊的事，这一切都让张洁平怀想起那曾经让她感到闷的香港。

“没有对比你不会知道，我是去了北京之后，才意识到香港的珍贵之处，原来在健康社会下生活是这么可贵的事。我要珍惜，珍惜的意思是，不能只做自由的既得利益者，更要发挥自由的功效，包括对本地社会有所贡献。”

看看现在的《端》，你会知道张洁平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她在紊乱的媒体环境中辟出一条以专业取胜、回归本心的路，她尊重读者、绝对不低估读者智商，当大家都还在新媒体道路上摸索，追求快速、短小、大量的过程中，她硬是狠狠逆势操作，在《端》的网站上，看不到一篇哗众取宠的文章，有的只是真正冲着敏感议题而去、并大胆又细腻地拥抱视觉、互动趋势的深度内容。

张洁平是怎么做到的？她说，“无论你要做什么，重点都是你想做什么。”

〉〉故事还没完，下一篇：看张洁平如何让《端》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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