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者该怎么看待女性情欲与情色范围?作者施舜翔爬梳历史,看反色情与性激进两派阵营如何谈论女性情欲。

詹姆丝(E. L. James)的情欲罗曼史《格雷的五十道阴影》(Fifty Shades of Grey)[1]在2011年出版以后,迅速成为全球畅销书,掀起全球情欲浪潮,也引发新一波的女性主义争议。到底这部加入了愉虐场景的罗曼史,是女性情欲的表达,还是让女性主义倒退走?以《夜访吸血鬼》(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树立地位的吸血鬼女王安莱丝(Ann Rice)跳出来替这部小说辩护。

她说,任何一种满足女性情欲幻想的书写,都是“女性主义”的表现。而任何试图谴责与规训女性情欲幻想的“女性主义”,本身才是最“反女性主义”的行为。[2]

不过,九〇年代掀起了女性主义弑母仪式的叛逆少女凯蒂洛菲(Katie Roiphe),却认为逐渐成为正确典范的“女性主义”,正是使得当代女性疯狂追随《格雷的五十道阴影》的原因之一。在〈女强人的幻想生活〉(The Fantasy Life of Working Women)[3]一文中,她发现了《格雷的五十道阴影》畅销现象的矛盾性。这部小说居然是在女性逐渐崛起的时刻造成流行。(同场加映:

她认为,这波流行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是女性渴望跳脱典范束缚的幻想逃逸。这是女人逐渐变成“女强人”的时刻。可是,“女强人”却反过来成为了女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负担。而《格雷的五十道阴影》,竟成为新世代女性短暂摆脱负担的逃逸路线。

凯蒂洛菲的文章使得她在1993年的处女作《宿醉之晨》(The Morning After: Sex, Fear and Feminism)以后[4],再度掀起一波女性主义争议,使得她在二十年后,再一次成为女性主义的头号公敌。在这波争议之下,《格雷的五十道阴影》也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小说文本,而化为形塑女性主义样貌的文化场域。

不管是安莱丝将女性情欲幻想本身视为“女性主义”的表现,还是凯蒂洛菲将“女性主义”视为诱发女性幻想逃逸的原因,《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从八〇年代女性主义性论战揭开序幕以来,持续了超过三十年而至今未解的论述冲突。因此,硬要将《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视为“女性主义”或“反女性主义”的二元对立论述,都终将失败。唯有将这部情欲罗曼史放入女性主义性论战的脉络底下讨论,它才能产生新的意义。

这一切,我们可以从1982年那场发生在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充满争议性的女性主义研讨会说起。

女性主义性论战:八〇年代女性主义的情欲革命

一群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女人聚集在巴纳德学院进行抗议。她们身穿自己印制的T恤,前面写着“为了女性主义的情欲”(For a Feminist Sexuality),背面印着“反对S/M”(Against S/ M)。她们说,这里即将举行一场支持色情,支持S/M的研讨会,因此,这场研讨会是“反女性主义”的。(推荐阅读:性治疗师与代理性伴侣:我们应该诚实面对“性”

这是1982年。纽约的巴纳德学院,即将在卡若凡斯(Carole S. Vance)的领导之下,进行一场探索情欲政治的研讨会。这不是巴纳德学院第一场女性主义研讨会。事实上,早在1974年,巴纳德学院便开始了自己每年举办女性主义研讨会的传统。而今年的主题是探索情欲政治(Towards a Politics of Sexuality)。一群后来代表“性激进”(sex-radical)的女性主义者决心在这个时间点上,探讨主流女性主义论述中鲜少被探索过的情欲政治。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研讨会竟然会成为巴纳德学院至今最有名(也最恶名昭彰)的研讨会,标示了女性主义阵营的分裂,正式揭开了女性主义性论战的序幕。

女性主义的性论战当然不是直到这场研讨会才展开。早在七〇年代开始,女性主义便开始出现不同阵营,形成至今仍未消解冲突的对立。七〇年代后期的旧金山是美国女性主义性论战的缩影。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在1976年组成“女性反色情与媒体暴力联盟”(Women Against Violence in Pornography and Media,缩写为WAVPM),形成早期的反色情女性主义的团体代表。两年后,第一个由女同志组成的性愉虐团体“莎摩尔”(Samois),同样在旧金山湾区成立。这一成立,埋下了往后女性主义性论战的种子。

一个是主流女性主义的反色情组织,一个是女同志的情欲愉虐团体,为什么会掀起对立的战争?“莎摩尔”创始成员之一卢本(Gayle Rubin)在自己的性论战回忆录中说,色情与愉虐有不同的生产脉络。不过,七〇年代末的反色情女性主义者,成功地挪用大众对当时仍属未知的愉虐情欲的恐惧,在自己的论述中将愉虐视为性爱关系中权力压迫的表征。[5]因此,女性主义政治与愉虐情欲实践之间的对立,是被反色情女性主义建构出来的。卢本自己就说了,“莎摩尔”时常受到误解。她们从未宣称愉虐实践“绝对解放”,她们只是反对将愉虐视为“绝对压迫”的论述。她们进行女同志(包括女性主义者)的边缘情欲实践,试图复杂化与脉络化情欲关系。

早在1979年,“莎摩尔”的另一个成员卡利菲亚(Pat Califia),就以一篇〈蕾丝边情欲的秘密面貌〉(A Secret Side of Lesbian Sexuality)[6],大胆书写女同志的愉虐实践,造成女性主义学界的一片哗然。在这篇文章中,卡利菲亚大胆宣称:“我将自己认同为一个愉虐实践者,多于一个女同性恋。”(I identify more strongly as a sadomasochist than as a lesbian)。卡利菲亚透过这个宣言,同时挑战了女同志身份政治的框架,也挑战了反色情女性主义的教条。卡利菲亚因此也被反色情女性主义列入黑名单中,与卢本一齐被建构成女性主义的头号公敌。

反色情女性主义与女同志愉虐情欲之间被建构出来的对立,一路蔓延到了1982年巴纳德学院那场有名的研讨会中,使得许多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宣称“莎摩尔”也是这场研讨会的支持者。事实上,卢本的确参与了这场会议,发表了往后成为酷儿理论经典的〈再思性〉(Thinking Sex)[7],不过她并非代表“莎摩尔”出席。可是,“莎摩尔”当然也跟“巴纳德性会议”(the Barnard Sex Conference)有关系。它们同样探索极少被讨论的女性情欲,它们同样形塑了性激进女性主义,而它们也同样的,被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塑造成女性主义的头号公敌。

巴纳德性会议真正的重要性,或许不只在于与会的女性主义学者产生的论述本身,而在于这些论述如何在美国女性主义史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转向角色。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在会议开始之前便试图进行各种杯葛。她们致电巴纳德学院的高层,控诉这场研讨会非常“反女性主义”。她们在巴纳德学院外发送各式传单,对这场研讨会进行各种扭曲。

凡斯所领导的研讨会委员原本将这场会议的筹办细节全都写入《情欲会议的日记》(Diary of a Conference on Sexuality)中,打算将这本日记作为会议手册发送给所有与会者。可是,巴纳德学院高层居然将印好的一千五百份《日记》没收,还要凡斯对外声称《日记》赶不及印好。凡斯才没有这么容易屈服,她揭露了巴纳德学院的丑事。最后,《日记》终于被重印,送入了所有参加这场历史性会议的学者手中。

巴纳德性会议于是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论述互相角力的变形文化场域。这场会议有反色情女性主义,也有女同志愉虐情欲。有朵金(Andrea Dworkin),蕾霍特(Dorchen Leidholdt),也有凡斯,有卢本。有反色情女性主义者的传单,也有凡斯领导的学者所编写出的《日记》。所以,巴纳德性会议的重点从来不在于会议本身,而在于它如何在1982年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聚合了女性主义七〇、八〇年代性论战的论述矛盾。[8]

在巴纳德性会议争议的两年之后,凡斯将与会学者的文章,编辑成为《愉悦与危险》(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9]。这本书不只是女性主义“性”论述的先驱,更成为两年前争议事件的历史纪录。凡斯大概没有想到,《愉悦与危险》往后会被九〇年代新一波的少女视为女性情欲论述的先驱,成为第三波女性主义一系列情欲书写的起点。(同场加映: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跳一场性与爱拉锯的双人舞

《愉悦与危险》揭开了女性主义情欲书写的序幕。这个书写传统,才正要开始。

珍妮世代坏教欲:九〇年代少女世代的崩坏情欲

2000年,《欲望单身女子们》(Sex & Single Girls)出版,震惊了女性主义学界。[10]这本由丹丝奇(Lee Damsky)编辑而成的情欲文集,明显是向四十年前海伦葛莉布朗(Helen Gurley Brown)的情欲经典《欲望单身女子》(Sex and the Single Girl)致敬。[11]丹丝奇也直接在《欲望单身女子们》的开头说了,海伦葛莉布朗启发了这本情欲文集的诞生。(同场推荐:

在一百年的女性主义历史中,丹丝奇追寻的母亲居然不是傅里丹,而是海伦葛莉布朗。在一百年的女性主义书写中,丹丝奇继承的经典也不是《阴性迷思》,而是《愉悦与危险》。

不过,对这位六〇年代的单身教主,丹丝奇也有着暧昧复杂的情结。她一方面视海伦葛莉布朗为情欲教母,一方面却又展现了新世代少女的情欲叛逆。她说,海伦葛莉布朗的单身女孩是单数的。现在,她要来谈复数的单身女孩情欲。所以,丹丝奇的书名也说得很清楚了,是欲望单身女子“们”(Single Girls),不是欲望单身女子(the Single Girl)。在这本书中,丹丝奇带领千禧年后崛起的一批来自不同背景的少女,书写各式各样单身女孩的酷异情欲。

在这本情欲文集中,有一篇危险的文章,探索少女不正确不正面不正典的情欲幻想。丽莎强森(Lisa Johnson)在〈口交皇后〉(Blowjob Queen)中,以第一人称忏情叙事,揭露自己不被允许的情欲幻想:她是一个女人,可是,她居然有口交幻想。 当她观看《情挑五月花》(White Palace)的口交场景时,她一方面认同詹姆斯史派德(James Spader),一方面认同苏珊莎兰登(Susan Sarandon)。在丽莎强森的口交幻想中,她既是男人,也是女人,她在两个情欲角色之间来回游移。透过这样流动的跨性别情欲幻想,丽莎强森在口交原有的权力结构之外开创出一个暧昧的情欲戏剧空间:当她与男人性交时,她幻想自己给自己口交,原有的性爱场景也因此化为三人行。丽莎强森的男性分身与丽莎强森的女性分身,全都不是她自己,只是她戏剧情境中的情欲角色。当丽莎强森化为口交皇后,男人与她的双面情欲分身,三位一体,探索情欲的另类可能。

丽莎强森的口交幻想同时是一种情欲的自我解构。她说,当她进入自己崩坏的情欲幻想时,她也同时正在解构自我,那个她曾内化的好女孩。丽莎强森的情欲幻想因此也是一种自我毁灭,以危险情欲摧毁自我,消解自我,却也于同时重建自我,创造自我。 丽莎强森在最后说,我终于不再审查自己的情欲幻想。

丽莎强森在〈口交皇后〉中,还没有将女性主义视为自己情欲幻想的敌人。不过,两年后,当她延续《欲望单身女子们》的情欲书写,出版《珍妮坏教欲》(Jane Sexes It Up[12]时,却惊天动地地说了下面这么一句:“当我的双手放在我的两腿之间,我成为女性主义的头号公敌。”

谁是珍妮?在《珍妮坏教欲》中,丽莎强森创造出虚拟的世代符码:珍妮。珍妮出自年轻诗人艾森豪(Catherine I. Eisenhower)的作品,最后却成为丽莎强森笔下的情欲符码:珍妮是一个拥有情欲幻想的女孩。她同时是愉悦,也是羞耻。珍妮一方面受到规范,一方面叛逆逾越。珍妮不只是一个女孩,她象征了一个世代:珍妮世代(the Jane generation)。

在这本情欲文集中,丽莎强森意图写出一部女“性”主义的旁若史。她坦承,在构想这本书的时候,她曾经想要把女性主义从政治正确中解放出来,让女性主义“像她一样坏”(I wanted feminism to be bad like me)。可是,当她爬梳女性主义史,却发现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媒体建构。事实上,在一百年的女性主义历史中,早已有矛盾,有冲突,有情欲史。她将女“性”主义旁若史追溯到1982年的巴纳德性会议,追溯到凡斯的《愉悦与危险》。延续女性主义性论战,她将带领一群新世代少女挑战女性主义教条。她说,不管主流女性主义如何谴责这些情欲声音,我们都不会停止。我们将会带着这个“不正确”的女性主义,继续往前走。

两年前的〈口交皇后〉,在两年后化为〈珍珠项炼〉(Pearl Necklace)。两年前,丽莎强森沈浸在自己的情欲戏剧中,女性主义从没被她放在心上。两年后,女性主义却同时成为规范她情欲幻想却也创造她逾越快感的教条。在〈珍珠项炼〉中,丽莎强森坦承自己自慰时,禁忌符号如影随形,可是,现在她的禁忌符号,居然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压抑情欲幻想的教条一方面化为禁忌符码,一方面却又成为她生产情欲快感的逾越界线。她知道自己正因为不正确的情欲幻想化为女性主义的头号公敌,而她将继续冒犯女性主义。

从〈口交皇后〉到〈珍珠项炼〉,从《欲望单身女子们》到《珍妮坏教欲》,丽莎强森所代表的“珍妮世代”一方面延续了女“性”主义旁若史的传统,一方面也深化了女性主义大论述的矛盾。这样的冲突传统,这样的矛盾分裂,正解构了女性主义大论述,也写出了女性主义第三波。在丽莎强森口中,这是女性主义的“第三波暧昧”(a third wave ambiguity)。亨蕊(Astrid Henry)因此在《我不是我妈妈的姊妹》(Not My Mother’s Sister)中,将丹妮丝与丽莎强森千禧年以后兴起的少女世代情欲书写,视为第三波女性主义“反认同”(disidentification)的一部分。[13]亨蕊发现,丽莎强森刻意将上一波的女性主义建构为道德守门人,透过逾越界线,丽莎强森一方面获得愉悦,一方面也创造出自己的第三波身份。凯蒂洛菲的“反认同”透过批判母亲辈女性主义来达成,丽莎强森的“反认同”则透过冒犯母亲辈女性主义来实现。凯蒂洛菲是锐利的,丽莎强森却是戏耍的。如果说,凯蒂洛菲在“谋杀”母亲,丽莎强森则是在“调戏”母亲。

凯蒂洛菲与丽莎强森在九〇年代与千禧年之际经历了少女叛逆期,象征了九〇年代第三波少女的世代颠覆。从凯蒂洛菲的弑母仪式到丽莎强森的情欲逾越,女性主义的第三波,正在持续的矛盾与永恒的暧昧之中,成为女性政治的现在进行式。

 

作者个人部落格:“后女性的魔镜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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