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权,从来不是只有婚姻一件事而已,作者罗毓嘉让我们听见同志,要求的权益从来不单是婚姻。

◎罗毓嘉

日前立法院首度实质审议婚姻平权法案,让同性婚姻议题再度受到各界关注。台北市长柯文哲亦在一次访问中对婚姻平权提出看法,表示“对于同性婚姻乐观其成,干我何事。我不反对,同志要做就去做,”柯文哲市长并说明,“尊重与鼓励是两回事,我会尊重同性恋,但不代表我要去推广。”

柯文哲一席话在同志社群当中掀起讨论,有论者认为柯文哲辖下台北市同志移民实不在少数,“干我何事”措辞隐含“看不见同志”的态度,然另一方面,亦有人主张柯文哲身为台北市长,权责上与同志婚姻立法并不直接相关,因此“干我何事”仅是陈述事实,逻辑上并无瑕疵。后续再有论者指“干我何事”乃是异性恋本位的特权,能够这么说的男异性恋立场发言,此一说法会让同志感到受伤、失望,也实为无可厚非。双方立论多面开展,在此表过不提。

然而事实上,同志权益岂止婚姻而已,要说同志权益与福利全与地方首长无关,亦非正确的陈述。

地方首长可以为同志做的其实很多。

即使地方县市不能逾越中央立法单独承认同志婚姻,仍可在医疗、税务等细节福利上推动改革,承认同志伴侣的权益,落实职场与校园的性别平权,不一而足。以加拿大为例,该国的“婚姻平权”走的正是“地方包围中央”的路线,以各省政府为首的地方机关率先在实质上订出了同志伴侣在医疗保险、退休金、社福照护、医疗决定权,乃至家暴保护等面向的处理方式,最终方在二○○五年完成全国层级的立法,顺利完成婚姻的平权建制工作。

地方政府若有心要做,可以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多。

光就地方政府权责来看,除了上述面向,还可直接在人事规章上,将市府雇员的同性伴侣视为配偶给予婚丧假期,亦不失为可以推动的方向。

比较可惜的是,当柯文哲市长说对于同性恋“尊重但不推广”的时候,某些同志耳中听来,彷若“我不觉得台北市长可以为同志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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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包括老年同志的照护、地方中小学的性别教育实践、公共空间性别友善厕所的设置、致力减少校园中对非主流性别气质的霸凌……等等,乃至台北近年来以对同志友善的城市气氛,俨然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同志旅游胜地,坐拥庞大旅游收益,实已不该让同志权益的推广与相关施政方针继续缺席,而可以顺水推舟张扬台北城市文化对性别多元的包容度,进一步塑造己身为亚洲同志首都,以“人权城市”为号召,拓宽台北的国际能见度。

一位在英国念书的女性友人说,旅居海外时,日本同学得知她来自台湾,便主动跟她说他来过台北五次──因为他觉得这座城市“对同志非常友善”,有别于东京的压抑、首尔的保守,台北对他来说是个很棒的度假地点,“就像亚洲的旧金山。”

而在一堂剖析华语电影的课上,她更有两位以蔡明亮电影为研究主题的葡萄牙同学语带兴奋地说,“台北是我们去过对同志最友善的城市之一,”而她这两位同学都是异性恋。

对他们来说,台湾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台北市对同志文化兼容的那份开放──这样的台北形象,显然比砸大钱在任何国家做广告推广城市观光更有说服力。

的确柯市长要做的事很多,要照顾的团体更多,市政多如牛毛,凡事有先后缓急。但他代表这座城市的大家长──这可是一座辖下拥有台湾最多同志移民的城市啊──倘若台北市长都不觉得“能有什么他可以为同志做的”,只怕性别平权在台湾其他城市、在这个岛国,仍是一场迢迢的梦。

确实任何一个异性恋都可以说“同志婚姻,干我何事”,然而一个市长,与其他人不同:地方首长拥有高于其他人的权力位置。这也是所有政治人物无可规避的责任,而不光是柯文哲市长的事。

政治人物必须思考一个对其他异性恋男性“不是问题”的问题。同志不只是“议题”,同志们理当是“公民”。因为政治人物的权力位置,他们必须成为能够思考同志问题的异性恋,他们被期待主动理解“人权”,主动理解同志,而不该仅是以职权上的逻辑直陈“干我何事”。举例而言,若地方首长有心,公务行政机关首长本就被赋予权力决定行政机关成员准假的细则施行内容,程序上地方首长若要核准辖下员工的假期科目,只要签核了,便意味着此一项目可以“合理执行”,首长就是地方自治的执行人,他的意志就定义了在其辖区内的“权益”如何能被法治化。

而这就是地方首长的权力所在。

柯文哲市长不反对同志,但他还可以做得更好。身为台北市长,他尚有很多可以被期待的:他可以“不推广同性恋”,却可以“推进同志权益”。台北市长的政治与民意影响力,更让同志社群对他有更高的“进步人权”期待──由于地方首长拥有权力,所以,公民本应可以要求、期待或者是游说首长对许多“不是问题的问题”进行比一般人更多的思考。这是权力相生的义务,更是政治人物无可回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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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权,从来不是只有婚姻一件事而已。

在专注于批判法务部对于婚姻平权的颟顸态度、乃至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的牛步之余,我们仍可以不断对地方首长诉说,“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期待台湾成为一个对任何性向的人,都更加友善、兼容的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