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是华人电影的骄傲,更是世界的骄傲。每一步,都踏得不容易,他真诚地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他能做的事,就是拍电影。从《喜宴》到《断背山》,一步步逐出自己的电影路,也踏出了这个时代的故事。一起看看李安最深刻的内心告白,所有故事的精彩,都来自他的诚实

二○○五年,李安的新作《断背山》刚刚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我们飞到纽约采访他,那年他五十二岁,四大国际影展已得了三大,人生在最高峰上。他是少见的坦然的人,愿意把内心深层的东西打开来给人看,谈到自己拍《卧虎藏龙》时发生了中年危机,又说到年轻时对自己性向的不确定…,也许唯有如此,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采访结束,我们在饭店门口送他上车看他离去。负责帮人开车门的非裔大哥,很兴奋地过来问我:“那是电影导演李安吗?”我说是啊,他很开心自己刚刚帮他开了车门。我感到一阵莫名的虚荣。

得到的和失落的  李安

李安看来有些疲惫,黑发里掺杂着许多白发,一个在人生顶峰的人,此时坐在纽约市中心一家饭店高楼上的咖啡厅,背景是大片透明玻璃窗,窗外是繁华的时代广场,各色霓虹广告在白日的天空中闪烁着,更映照出他那种好像是骨头里渗出来的疲惫。虽然说话间也时常呵呵笑着,但连那笑也有淡淡的沧桑。

所以,他最近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的《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是一部小品,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因为他想休息。他说:“拍完《绿巨人浩克》,这部就拍小的,大的不敢拍了。” 

他的个性太紧绷、力求完美,每拍一部,身体就出现一些毛病,二○○○年做《卧虎藏龙》后制剪接时,已经是躺着剪了。但他又拍了工程浩大的《绿巨人浩克》,那次做完,他几乎想放弃电影。(同场加映:活着就为了拍电影!三位创下电影里程碑的国际女导演

“就是累了,觉得身体跟精神都到头了,还有好多东西想拍,就是力不从心。片子和我的想像力,都比我大得多。拍片时,自然会比较坚强,可是拍完一放松,就会做恶梦,身体系统感觉不对劲,好像不能再做了。休息一下好像也过不来,愈休息愈沮丧,不知要干嘛,好像麦克泰森(Mike Tyson)没拳打时不知要干嘛,只有去犯罪,” 他笑。

所以他选了着名的西部文学作家安妮普露(Annie Proulx)的三十页短篇小说〈断背山〉。“我这次真的也不敢坚持什么,时间不够,就不坚持那个复杂镜头,拍简单一点。剪接时,也不像以前整天到城里去,现在就在家附近租剪接室,还可以管管小孩、煮饭、游泳、看球赛,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可能因为这样,大家觉得这个片子特别好,不用力,反而感觉自然,效果比我想像的好得多。” 

之前他耗费心神拍的《绿巨人浩克》,票房和评论都不如预期,那时,总觉得拍电影并非正途的父亲,却鼓励他继续拍下去,后来才有了《断背山》。只是他刚筹拍时,父亲却突然心肌梗塞去世了。

李安戴了一支假名牌表,原先朋友送给他的是真表,后来坏了,他就买支假的, 又因喜欢这样式,便买支真的送给父亲。他伸手给我们看:“八块钱。”其实真假很难辨认,真的送给父亲,假的留给自己,凭的是良心,还不只是孝心。李安受父亲影响很深,每部电影都有父亲的影子。

“我跟他说我不想拍片了,他说这样你会很沮丧,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知子莫若父,人生他也经历过,他知道我不拍片,日子会很难过。” 李安的父亲李升从大陆来台,一九五四年生下长子李安,李安遂成了李家希望的寄托。李升后来当台南一中校长,李安也念同校,但成绩普通,大学二次落榜,后来念国立艺专,做父亲的很没面子。

“我高中时想当导演,但一直不敢当真,我的成长环境让我觉得,一进影剧圈就会变坏。但我很喜欢演戏,排戏都不敢跟我爸讲,只说我去补英文准备出国念书,我在补习班缴钱缴了很多年,可是没去几堂,哈哈,我爸都不晓得。” 

李安读高中时,有一事困扰很深,他觉得自己缺乏男子气概。他念男校,直到去台北读艺专才真正与女孩子相处,他的阴柔气质,很吸引女孩们找他倾诉感情故事, “我真的很不耐烦,我干嘛要听这些?她要交男朋友,跟我又没关系。” 

“那时我爸到台北出差住教师会馆,都会多要一个床位,我们晚上会聊天。我就在那种时机问他,因为他很有男子气概。可是他也没答案,就要我好好读书,呵呵, 讲了跟没讲一样。因为对他来讲这不是困扰,那一代的父母也不会花心思,他觉得你书读好,将来事业有成,就会有太太嘛,急什么?但对我来讲,我活在那个节骨眼上, 很需要答案,可是他没有给我满足。他也不晓得,其实真正会吸引我的女孩子,可能是那种比较强的。” 

“我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点。我那时觉得我人这么 nice,应该是更 nice 的人我才会喜欢,可是不是,所以很困扰。” 

后来他去美国伊利诺大学念戏剧系,之后念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然后结婚生子。李安曾说,他喜欢强悍聪明独立坚贞的女性,那就是他太太林惠嘉的性格,后来李安失业六年,是靠太太撑了下来。

“我念书时没想到会留在美国做电影,但毕业作得了奖,反应很好,经纪人跟我说谁谁找我,或有人看了说:‘我们来拍片。’就很有希望,这个不成那个又起来, 希望跟失望交互运作。所以我那时决定留在美国,并不是空的,而是有很多承诺。” 

希望与失望交替的六年中,他不肯找工作,怕如果做了就是一辈子,再无拍片机会。这期间,他也偶尔去帮忙拍片、看器材、当剧务,但都不灵光。有次他去做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看他去挡围观的人群,就开始笑。人群里一个非裔女人还凶他:“敢挡?我找人揍你!”他连忙走开,后来只能去搬东西。“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推荐阅读:《回光奏鸣曲》导演 钱翔:“越过青春线,让生命更张扬的冲撞。”

低潮时,他开始胡思乱想:“要不然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只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儿子是个天才。”太太从没要他去找赚钱的工作,这一点,他十分感激。“我身上有一种懒筋,如果我在想一个东西时,我没办法去工作,讲起来很没出息,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发呆,也没想到多好的idea,六年就这样过去,整个人像垮了一样。可是想到一个东西跟人家很不一样时,也会有自信心。若没有这股自信,我就去找比较务实的事情做了。我对我的天分是有一些自信的,可是人家会不会看到、我会不会有作为,我没自信。” 

就在最谷底时,机会来了。他的剧本《推手》和《喜宴》在台湾得了新闻局优良剧本奖,中影先拍《推手》,一九九一年得金马奖,九三年《喜宴》又得了柏林影展金熊奖,李安的国际导演新人生就此展开,之后的作品一路得奖不断。

回头再看那低潮的六年,李安说:“经过那六年,大家比较尊敬我,因为我是苦出来的。也因为年纪增长,对电影的瞭解也比较成形。如果我三十岁前拍电影,一定是有天分,但对世界、对人生的瞭解非常有限。如果毕业第二年就有片子拍,成绩可能不会比现在好。” 

李安连拍三部国片,之后拍《理性与感性》,是他首部西片。他赤手空拳到英国, 跟大明星艾玛汤普森、休葛兰等人合作。李安是片商洽谈的第十四位导演,最后,他们选了一个可以带来不同观点的人。

这些演员都有很强的学经历和自主性,时时挑战这个华人导演。“我就是硬着头皮做,怕也没用。人家问你怎么办时,你还是要跟人家讲。我确实是有想法的,只看他信不信我那一套。那时我的权威还是会非常被挑战的,上从制片,中到明星,下到工人,都有挑战,有时真有过不去的感觉,所以很难受,自尊心受打击,拍到一半之后才慢慢好了。” 

他是这样一点一点为自己挣来导演的尊严,他后来想,“执导西片时,反而让我第一次自觉到自己是东方导演。虽然在细节和血肉上,我要尽量模仿学习西方,做到标准,但在眼光与情感表达时,我开始比较自觉,如果又和西方一样,不但拚不过, 也无新意,要能够取胜,就得发挥我们的长处。” 

这层体会,使得他后来不断进步。虽然他觉得自己在美国社会里,过得跟纽约Flushing(法拉盛,华人聚集地)的台湾人没什么不同:去那儿吃中国馆子、在中国超市买菜、在家说国语、往来的亲友以老中居多、看《世界日报》(联合报美洲版) 的频率也远比《纽约时报》高得多……。

延伸阅读:我在美国,做更美的台湾梦

李安的助理李良山说,其实现在已不是李安融不融入美国社会,而是美国社会想跟他合作、想知道他的观点,因为有太多影剧界重量级人士带剧本来找他合作。帮李安做事的人,常常必须帮他委婉挡下这些索求。

有空时,李安很愿意自己看看那些剧本,譬如《断背山》,剧本多年前就写好, 但一直没人要拍。李安看了觉得有意思:“它最吸引我的是里面讲:‘我们现在剩下的只有 Brokeback Mountain(断背山)了。’看到这里我就很想做。我觉得人总要抓住一个事情,感情才能够寄托,断背山对我来讲,就是这个。我没正面拍过爱情片, 断背山是个奇怪题材的爱情片,可是它在西部片里本来就该存在,却从来没人拍过。大概就是需要一个不识相的外国人去拍出来。” 

说起李安似乎常常做这样的事,他笑:“有个影评说我很善于拆穿美国神话。我不愿这样想,因为这样好像很冒犯人家。不过有时人家讲,我是拿一个题材然后把它 twist(扭转),我觉得我不是 twist,而是还原。因为现实生活里它本来就是非常真实的故事,只是在西部片里却变成一个相反的素材,相反它又相成,大家会想看,我也很想拍,因为它既新奇,又有很根本的东西。” 

“还有一点是我几乎拍完才意识到,它也是整个故事里最有力的一件事,跟 missing(失落)有关。它不是一场你可以去强调、把它拍出来的戏,而是你拍所有的东西去强调那个不存在的一场戏。就是他们的爱情戏。他们的爱情是 missing 的, 你经过人生,然后发觉这是爱情时,其实你已经miss 掉了,那是一种很怅然的感觉。不管用爱情或别的讲,人生到了某种年纪,都会被那种感觉印证。” 

李安的九部作品中,有两部是同性恋题材(《喜宴》和《断背山》),他说:“《喜宴》对同性恋碰得不那么多,我真正检验的是那五个角色对事情的反应。这次我比较进入同性恋的核心,因为它讲爱情、讲性。同性恋我觉得有意思的,除了它阻碍很大、剥除阻碍后,你见到的是很纯的爱情。还有,就是做为一个(异性恋)男性,同性恋对我们来说,是既害怕又想瞭解,又不愿去面对的东西,它的私密感、微妙性、扭曲性,让它很有意思,我会对男同性恋比女同性恋更有兴趣,因为它更有感觉,你去探讨它会不舒服,会更有吸引力。”

你会喜欢:【电影大人物】札维耶多蓝:你可以定义我,不能定义我的电影

其实每一部电影的主角都是他自己。好比他拍《卧虎藏龙》时,就把男主角李慕白当作他中年危机的代言人。只是他那时已经很成功,危机是什么?“典型的危机是你身体走下坡,知道人生不是一直往前冲的,你会想还有什么没做?对人生有很多检讨、需求,对很多东西的贪欲,也会浮现出来。年轻时一心想拍片,心情不复杂,精力用不完,但拍到《卧虎藏龙》时,开始尝到中年危机的滋味。” 

后来怎么解决?他苦笑:“主角都死掉了,悲剧结局,所以无所谓解决,只有抒发。就像台风一样,过去了,收拾一下,天又晴了,一直到《断背山》拍到上路以后,才慢慢悄悄地走了。”他笑。

李安站在时代广场让我们拍照,他背的书包,是类似台湾书包大王的那种五十年代高中生背的。他说,他念纽约大学时开始用,坏了再买一样的。拍《断背山》时, 书包已经起了须须,助理到唐人街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只十八美元。愈来愈难买,因为没人要用了。问他为何不换别的,他说:“还是这种最好用啊。” 

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