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蓝色工作室,迎面而来的是一面深蓝的墙,还有一面贴满《行动代号:孙中山》剧照的墨绿色黑板墙面,以及正在吃饭的易智言导和小演员们。小演员们生涩和易导的自在豪迈恰巧成了对比,但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通点,一种热血青春的气息,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易导会拍出《行动代号:孙中山》,一部青春战斗喜剧,一部希望可以用可爱的方式号招大家“革命、奋斗、救青春”的电影。

革自己的命:《蓝色大门》之后,不再拍爱情

在 2002 年易智言导演代表作《蓝色大门》入围诸多国内外影展,并得到两岸三地观众热烈的回应后,易导不断接到爱情剧本的邀约,大家都希望他拍爱情片,但十年来,他全部拒绝。

“可能走到一个年纪,看看生命里做过的事,发现真正想说的话开始不一样。”“我在寻找身为一位创作者能对社会做些什么,希望能为社会发声…”一边说着《蓝色大门》的成功,一边谈起为什么想拍《行动代号:孙中山》。

贫富差距一直是易导关心的话题,但从计画发想到写剧本来来回回却花了一年多,唯一不变的只有想谈一群穷小孩,一群台北市最穷的小孩。说起穷孩子,易导想起拍摄长篇电视剧《危险心灵》时做过田野调查,当时他问一位妇女妈妈要为儿子买齐高中所有的参考书要多少钱?而“两万”是那位妇女的回答。(推荐给你:【经济学人料理】〝贫穷〞居然在日本发生!?

“我可以想像孩子因为贫穷而面临落后,当他们因为买不起参考书,在学校功课没办法跟上,被老师说没竞争力时,很可能自我放弃。”易导认为贫穷的问题一直存在,但当今社会中,贫富差距使这些孩子翻身的机会越来越少,

“这是贫富阶级的巩固,在贫穷环境里的这些小孩,从出生、成长到就业都被告知自己没有竞争力,这是很惨忍的。”

轻轻松松的看,深深刻刻的感受

谈论如此沈重的议题,易导却希望用简单的方式呈现。“观众来电影院不是来上课,所以要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大家看热闹,却在看热闹同时,体会其中道理。”会以青春闹剧、幽默风趣的方式拍《行动代号:孙中山》就是希望大家轻轻松松地看,深深的体会。

“偷铜像这个切入点就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可爱、荒谬的恶搞!”易导很开心的跟我们分享从想到偷铜像这个点子后,仅花三个月就完成剧本。“从小朋友的观点来看,这不是严重的偷窃行为,反正铜像没有人要,不就是资源回收再利用吗?”

“孙中山铜像最表层的意义就是钱。”易导提到新台币百元钞票上就是国父,而片中孩子因为没有钱,抢着偷铜像,意思就是抢着要钱。从15岁,还是高中生的主角小天、阿左的眼光来看,会觉得没钱是因为自己很衰,是自己的问题,但其实背后的原因却是贫穷。易导以当今台湾年轻人面对 22 K 薪水背后的沉痛为例,当很多人认为台湾人不够努力,无法与世界竞争时,其实整体环境也助长了这样的状况,而这样的现实是很令人心痛的。“台湾有太多的贫穷不全然是个人不努力,而是环境,是社会的不平等,有时候即便再努力也难超越现况。”(同场加映:全年无休又不支薪,这样的工作全世界居然一堆人在做)

出发点是个人,但其实是把个人的经验投射到社会、投射到更广大的面向,可能是一个族群、可能是前前后后的世代。易导最后提到,电影最后是有点企图心和野心:

“不是要大家都上街头搞革命,而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个社会仍存在如贫穷、贫富差距这些需要被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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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过程就是革命的浪漫

或许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暌违十年,易导选择不拍爱情片,而拍荒谬喜剧,进而探讨社会议题,是场革命,但易导却不认为拍摄《行动代号:孙中山》是场革命。“革命太伟大,我没有年轻人的勇敢。”半开玩笑的说着,但是易导也承认《行动代号:孙中山》的确有自己想强调的风格。

大明星在剧中耍宝,没有知名度的新人是主角,重点是主角还戴着面具。“带面具后就没有对白,我很担心观众看不懂,因为从剧本的风格、演员的选择到用肢体喜剧的方式都是新的尝试。”(延伸阅读:玩工作】用想像力妆点人生的记者 罗佩瑜

相较于过去易导拍的片,《蓝色大门》谈的初恋跟《危险心灵》谈的教育制度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题材, 但《行动代号:孙中山》中偷铜像却不是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事。“完全天马行空,需要非常多的想像力。”

易导承认,这样创新的题材与手法,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是新的尝试。他想寻找新的方法,用不同于以往的电影语言来描绘新的题目。

“不知道算不算是革命,可能有这个气质,我希望台湾电影不一样。”虽然不敢称作是革命,但过程中有革命的浪漫,以新的方式创作,是浪漫的过程。

其实在电影中易导也置入了有着革命意味的符号,“孙中山铜像的第二层意义是改革的种子”易导提及很多人认为片中铜像带有政治意味,其实不然,孙中山铜像代表的是“埋下改革的种子”的意象。

对易导来说,国父是一个为大家所熟悉的革命者,他推翻满清,推翻对人民不好的制度,他用满腔热血和坚持改变这个世界,而当片中主角阿左遇见孙中山铜像时,就像是中了魔法一般,让他想通了一件事,关于改变现状这件事,关于改革这件事。

从来不是拍小清新

“不过我的电影不是小清新。”易导在访问中特别提到,《蓝色大门》的市场成功让大家开始拍爱情电影,内地影评人也说台湾电影大多在谈小清新、小确幸。“但我不认为,清新可以,但是“大清新”!”易导认为因为小清新是指一个人的事,两个人的恋爱,是小我的故事。但《蓝色大门》谈的是族群,是一个在 2002、2003 年面临社会不公平对待的族群,它为同志族群发声,也就是这差别使得《蓝色大门》的格局更广。(也推荐:为爱发声!世界各地不分性别的深情摄影集

《行动代号:孙中山》更不是在写小清新,所有认知中的小清新元素,如温和的音乐,柔光拍摄,爱情剧情等等…都不在其中, 反之使用的却是两个白烂男生、偷东西这类幽默风趣的元素,然而这样的风趣中却带有辛酸,希望借此反映社会,讲出社会中非常严重的问题,是由一个个体的故事为切入点,让观众了解一代人或是一个族群的问题。

“我希望我的电影跟小清新作区隔”易导认为小清新没有为族群发言,这样的剧本没有写到命运或群体。如果电影中个人的经验没办法延伸出去,没办法扩大,他不会满意:“因为它们对世界发言的力气不够。”

 

这次的访谈中,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起伏不定的情绪,时而温馨、时而深刻、时而严肃、时而发人省思,有点像易导所说的,《行动代号:孙中山》也会使观众情绪起伏不定,前一秒在笑,后一秒却想哭。从一开始轻松的谈论电影构想、制作过程中的趣事,到最后谈及电影背后贫富差距的严肃议题,那种大家对未来现实有点旁徨,有点无奈的问题,真实的令人无法逃避。虽然现代社会中,煽情比真诚受欢迎,抨击比指出问题容易,安于现状比采取行动轻松,但,易智言让我们看到,在这样令人绝对焦虑的时代,我们仍能保有天真,保有青春,保有抵抗的浪漫,然后采取行动,革一场命,温柔但实在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