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电影解析：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挑战与反抗

文｜陈颖

《可怜的东西》（Poor Things，2023）刚好在除夕前一天上映，我便抢先看完才放假，并于年假期间写下四则关于该片的短文。这四则短文最初发表于 Threads，皆从女性主义切入该片，引申出四个相关却各有其关注的面向，分别触及女性于史实、影视史、文学史、哲学史中所遭遇之不平与所作出的反抗。

完成四文后，恰好读到“这部片不只是关于女性主义”这类撇清与切割的说法，常用于评论某部“明显能与女性主义扯上关系”（无论是创作者有此意图，或评论者倾向如此取径）的电影。

写影评至今十余年，我经常碰到类似说法却始终不解，也觉得它难以成立，无论该片是否明显与女性主义相关。因为，除非我们否认父权的存在或认为有任何人事物能外于父权的宰制，否则，所有人事物（包括电影）都跟父权有关，也就都跟以反父权为己任的女性主义有关。

仅将四文合于强调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不只一种的此标题下，一方面扩展对《可怜的东西》的女性主义解读，另一方面也作为对以上“去女性主义”之说的回应。

图片｜《可怜的东西》电影海报

一、甘乃迪之女：史实里的贝拉

几年前有传艾玛・史东（Emma Stone）要演罗丝玛丽・甘乃迪（Rosemary Kennedy），即甘乃迪家族中因智能不足和学习障碍被迫接受前额叶切除术的隐藏成员。但有指更大的原因是她的行为──尤其会半夜溜出当时就读的修院学校，修女认为她与街上男人勾搭，很可能感染性病或未婚怀孕──危及此明星家族的政治前途。术后，罗丝玛丽的智力退化至仅两岁，实际年龄为二十三岁的她在疗养院度过往后六十多年的余生。_[1]

后来又传此角色落在伊莉莎白・摩斯（Elisabeth Moss）身上，她主演的《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颇能呼应罗丝玛丽所遭受的父权压迫。不过，这也是该拍片计画最后的消息了。

但艾玛史东等到了《可怜的东西》，她本人也是制片之一。演员的身份固然重要，即使是按剧本演出，表演亦是创作；但制片牵涉决策，在整部片作为一整项创作中，她掌有更大的主导性。这也是为什么女制片的身分（包括玛格・罗比〔Margot Robbie〕之于《芭比》〔Barbie，2023〕）需要被看见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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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东西》以维多利亚时代背景，至少小说原着如此，而尤格・蓝西莫（Yorgos Lanthimos）的改编注入了奇幻元素。小说以不可靠叙事者刻意混淆虚实，由读者决定是否相信女主角贝拉原是怀胎投河的维多莉亚，藉由替换脑袋而以婴儿的心智与成年女体受造并重生。电影的故弄玄虚则较体现于视感效果和美学风格，由女性主导的叙事却是落实的。

图片｜《可怜的东西》剧照

二、《简爱》中的疯女与疯人院中的欲女

续谈《可怜的东西》中的婚礼一幕。曾与贝拉私奔（对她而言只是藉机离家探索）的律师带着她仍是维多莉亚时的丈夫杀到教堂，阻止她与科学家的徒弟完婚。这剧情加上电影所改编自的小说原着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马上让我想到《简爱》（Jane Eyre，1847）。随后在国外影评中读到类似联想，或可据此推论为有意识的互文，而非纯属巧合。

《简爱》是我此生最爱的小说之一，但初读此书的少女时的我以为自己认同的是主角简。至升上大学、研究所，或长成女人的过程中多次重读，才渐发现自己认同的不完全是简，而更认同她的情敌──罗彻斯特先生的前妻、因疯狂而被他锁在阁楼的柏莎。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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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简爱》拉进对《可怜的东西》的分析，就会发现，律师（自以为）被贝拉伤透心后进了疯人院，这也并非巧合，而是在回应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处境。这其实也是小说原着的意图，在小说中，贝拉的前夫直接说出性之于好女人只是对丈夫的义务，身心健全的正常好女人不该享受性。

维多利亚时代可说是现代医学的起点，也是精神病院建制化之时。而由于上述对女人性欲的偏见，性不检（sexual immorality）是女人被迫入院的主因。律师可自出自入精神病院，他毕竟是男的，疯女柏莎的遭遇却是历史真相。

图片｜《可怜的东西》剧照

三、文学史上的生殖争夺战

疯狂科学家欲挑战神的造物主地位而造出怪物，这是对《科学怪人》（Frankenstein，1818）的传统解读。

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这么认为，或认为小说不只如此，而更关心为何一部由女性所写、关于生殖的小说，却在生殖的情节上（即怪物的创造过程）彻底排除女性这“天生的”生殖者。而书中女角亦多遭男性施暴，包括法兰克斯坦的未婚妻、他应怪物要求而造却半途而废的女怪物。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问的是：女性在小说中的缺席与受暴，该如何理解？换言之，女性主义者透过文学批评，试图填补女性的缺席并抚慰其受暴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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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可怜的东西》也参与在此填补与抚慰的行动中，它呼应了最早由艾伦・莫尔 （Ellen Moers）于《文学女人》（Literary Women: The Great Writers，1976）_[3] 中对《科学怪人》进行的自传式阅读，即把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作为其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为生下她而死的女儿、作为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的小三及妻子，及作为母亲却三度经历子女夭折，仅得一子长大成人的女性经验与其创作对读。

此读法可读出其创作同时反映对生殖的恐惧与渴望。在《可怜的东西》中 _[4]，维多莉亚怀胎投河，疯狂科学家将胎儿脑袋嫁接到母体，创造出贝拉。此母女一体成型的设定既填补、抚慰了因母亲难产及子女夭折而起的生殖恐惧，至于渴望，则透过彻底把男性排于生殖之外来完满。

图片｜《可怜的东西》剧照

四、生殖／再生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之必要

生殖与再生产的英文都是 “reproduction”，两者于《可怜的东西》被巧妙地合而为一，透过托妮特（Toinette）这个电影改篇所创的角色。她与贝拉同在巴黎卖身，但除了妓女的身分，她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并将社会主义介绍给贝拉。

很难不被贝拉那句帅气的“我们是自己的生产工具”（We are our own means of production）吸引。这句话在剧情上指她以卖身为生，她既是产品本身，也是生产此产品的工具（或译手段）。而安插托妮特于片中说明了引导观众从社会主义来理解此话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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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前阵子读完《为了 99% 民众的女性主义：一份宣言》（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2019；中译本于2023年出版），书中重申了女性主义对社会再生产的阐释。套用此概念于贝拉身上，可视她参与了培育人（people making，相对于profit making）这项再生产劳动。培育人不只指孕育生命，更为人类社会提供物质与非物质的基本条件，亦即社会再生产。_[5]

贝拉为母女一体的受造物，她被免除了一般女性生儿育女的再生产劳动。而她虽然卖身，却不失身体与情欲的自主权，甚至把卖身反过来为己所用，某程度上也翻转了性工作在资本社会中作为再生产劳动而受尽剥削。

托妮特是众角色中我的最爱，喜见她与贝拉之间的女女爱，并成为结局所再现之酷儿乌托邦中的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