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9 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九枪》，纪录 2017 年越南移工阮国非事件，是什么让阮国非成为非法移工？又是什么，让一位 20 多岁的年轻警员，多次扣下板机？
2017 年 8 月 31 日，一位来自越南的“逃跑移工”阮国非被举报意图偷车后拒捕，警方赶到现场，对着手无寸铁、全身赤裸的他连开九枪，导致失血过多身亡。
因阮国非的“逃跑”身分，加上体内验出毒品反应，当时社会舆论普遍支持警方“果断执法”。事件至今已过去六年，这场悲剧以开枪员警被判处业务过失致死罪，宣告了结，但《九枪》导演蔡崇隆仍在追查真相，他取得警察身上的密录器影像，在纪录片里公开事发当时长达 30 分钟、无删减的第一视角画面，以最残忍严酷的方式，带领观众直面一名青年移工的死亡。
看完《九枪》让人不禁思考：枪响之前，是什么样的经历迫使阮国非从一个温柔敦厚的男孩，变成一个命运多舛的非法移工？又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位 20 多岁的年轻员警在面对罪不致死的一个人时，多次扣下板机？
（文章内容中含有剧透、针对可能引起身心不适之画面描述，请斟酌阅读）
图片｜《九枪》纪录片集资页面
从今以后，我会忘记一切，开始工作、努力赚钱。
──阮国非脸书贴文（写于 2015 年 3 月 21 日）
阮国非“阿非”出身于越南农村，在家人眼中，他是一个善良温顺的人，小时候经常和妹妹一起骑着单车、穿梭在乡间小路贩卖冰淇淋，梦想着总有一天可以学会开车，或是成为一位修车工人。
为了支撑梦想和家人的生活，他满怀希望来到台湾成为一名工厂技工，一切却不如仲介描绘的那样光明美好。为了支付仲介费，先是贷款欠下高额债务，开始工作后薪水并无依照合约给付，每月只有不到一万元台币的收入。
工作环境高压恶劣，阿非省吃俭用，将每月努力存下的几千块寄回老家。生活越来越难过，但转换雇主却是不被法律允许的奢侈自由。
于是，阿非成为了一名逃跑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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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九枪》预告片
“第一次来到台湾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奴隶。”
在台湾 73 万人左右的移工群体当中，和阿非一样选择出逃的移工超过 8 万多名。他们白天跟着领班接案，做着营建、盗木、渔船等俗称“3D 产业”（肮脏 Dirty、危险 Dangerous、辛苦 Difficult）的工作，夜里为了逃避追捕、躲在狭小拥挤的房间，无处可去。
当眼前只剩漆黑无光的未来，毒品和酒精成为最有效的止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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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第 59 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九枪》以阮国非之死作为序幕，陆续揭开掩盖在黑幕背后、更多有着相同剧本的生命故事。
有移工是在违建的铁皮屋宿舍里葬身火海，也有移工是在远洋渔船里被殴打致死，而那些有幸活下来的，都是不幸的幸存者。如同片中采访到一位为了躲避警察而攀上鹰架、不慎跌落的重伤移工，面对质问是否刻意自杀时，他以不太流利的中文回答：“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只是想要赚钱而已。”
阮国非也是幸存者。直到有一天，那天是 2017 年 8 月 31 日，他被报案民众、民防人员和警察追赶到了河边。
图片｜《九枪》预告片
如果有一天，我在人生的路上跌倒了，妈妈，请原谅我。
──阮国非脸书贴文（写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
阮国非的人生，从此冻结在这一幕幕令人不忍直视的影像里。密录器画面显示，阮国非先是与警察发生冲突、拒绝就范，当他移动到警车驾驶座时，持枪员警陈崇文朝他连续击出九发子弹。
身中九枪后，阮国非并非马上死亡，而是倒在砂石地上不停挣扎。第一辆到场的救护车首先载走了鼻梁受伤流血的民防人员，往后 20 多分钟，他血流不止、动作趋缓，时而爬进警车底部，时而举着石头挥动软弱的双手。
“再嚣张啊！” “把他拖出来，他不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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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血腥画面，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旁人那种漠视的态度。一夥人保持着“安全距离”冷眼围观，看着生命一点一滴流逝却毫无作为，直到第二辆救护车抵达，医护人员看着身受重伤的阮国非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几经犹豫，到场支援的员警过去朝他的手脚及上半身重重踩了几脚、确认已无行动能力之后，才上铐送医。
然而一切早已太迟，他的生命戛然终止在 27 岁。在这最后 30 分钟，他彷佛不被看作一个人，没有名字，没有声音，只是“又一个”非法窜逃、罪有应得之徒。
而开枪的陈崇文不只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当时的他担任警察不到两年时间，显然经验不足且欠缺相关应对训练，当面对拥有巨大语言及文化隔阂的“有攻击性的逃犯”，未知的恐惧掺杂带有偏见的意识形态一瞬间袭来，他做出了整个社会允诺他做的事。
《九枪》藉由阮国非亲友、警方代表、辩护律师、仲介公司等多方说法，勾勒出背后盘根错节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对这九枪负责的，并不只有陈崇文一个人而已。
图片｜《九枪》预告片
时钟即将转到宁静的深夜两点钟，但你又怎么知道，在那里有一个人彻夜不眠。
──阮国非脸书贴文（写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
如果阮国非不是外籍移工，如果法律没有剥夺他们诚实努力的空间，如果他一开始没有来到台湾⋯⋯又或者，如果陈崇文有接受更多扎实训练，如果当时有另一位资深员警陪同，如果在场只要有一个人提问“我们为什么不将他立刻送医？”
如果这个社会能对移工人权付出更多重视并采取确切行动，阮国非，以及无数个客死异乡的劳工是不是就有机会功成愿遂、衣锦还乡？只可惜再多如果，终究只是如果。
《九枪》的观赏体验是一场极为不适的旅程，其目的并非控诉或是究责，而是如实呈现不同立场观点，映照出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真相。
影片播映完毕，正当观众还陷在沉重无比的思绪里，蔡崇隆导演亲自现身在诚品电影院，分享道“很多人在看完片子后，会问自己可以做到什么？我都会这样回答：‘请记得现在的不舒服，回到各自的社会位置，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能是多一点关注，一次行动，也可能是从自身开始实践更加重视生命价值，或下次遇到身边移工时，付出多一点应当的尊重和问候，“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更好的人，但不应该是踩在别人的身体上前进，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共好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