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歧视、玻璃天花版，《大叔之墙》谈女性职场困境与日本男性优位主义

性别歧视、玻璃天花版等等我们都熟知，书籍《大叔之墙》谈女性职场困境与日本男性优位主义⋯⋯

文｜佐藤千矢子

电话中暴露的偏见

外出采访时，我几乎没碰过“因为是女记者，所以不给予回应”或什么其他令人讨厌的事，然而，用电话采访时，就很常出现。在支局接到电话，一报出“这里是每日新闻”时，对方听到我的声音，会问“没有别人吗？”“能转给别人接听吗？”

不是请“支局长”或“编辑台”接听，而是“别人”。我总是在心里叨念着：“别人是谁啊？” 这明摆暗示我无法独当一面处理事情，令我非常不愉快，但也不能发火挂电话。

一说出“我是记者”，感觉电话那一端便十分困惑，很不情愿地开始讲话。这类的例子实在太多，如果是由我打电话采访，不知道是不是不习惯女记者采访，对方经常听起来口气很傲慢，也常因为无聊的误会而吵起来。

实际上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也很自大，但我认为会发生这些事，跟我身为女性这件事有关。在公司接电话时，被问“没有别人吗”的经验，在我们这个世代，不只是报社记者，应该有许多女性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图片｜Photo by bruce mars on Unsplash

反之，男性应该几乎没碰过吧？从小见到大，几十年都反覆忍耐类似事情的女性，和完全不需要受那种苦的男性，面对往后的人生，各自拥有的自信和对社会的认知，会产生极大的差异吧？

明明在当面采访时几乎不会感受到对女性的歧视，电话采访时却频繁地感受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面对面采访时，对方看到的是人，无关性别，但透过电话，大概会先被性别偏见所影响。

在支局担任记者的第二年，我转往负责市政的采访工作，被安排去采访青棒和成棒。第三年，负责县政采访。这些大致都是一般的负责模式。身为市政和县政的采访记者，我也采访过高尔夫球场的农业污染问题和长野的冬奥申办。

到了 2000 年初期，在我担任华府特派员时，经常被学弟妹问“怎么样才能当上特派员呢？”“海外采访要怎样才能做得好呢？”。

我一定会回答：

“采访的基本，不论是在地方支局或海外特派员，都是一样的。”

“到现场跟人一对一见面，深入往下挖掘。接着必须确认资料是否正确？有没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对方是什么意思？从各种角度聚焦，追加采访或从周边采访，充分阅读并吸收各式各样的资料，最后写出稿子，让这个社会检视。”

上述的工作，我会花很多天来进行，也会写连载企划等大型稿件，也常采访事件或意外，必须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一连串的工作，并写成报导。

最近，媒体时常受到“扭曲事实”、“根本没认真采访就写”的猛烈批评，我承认媒体端存在着各种问题，但多数记者都是老老实实地工作，日复一日地写着报导。

如果你问我：“女性到底适不适合在这种地方机构当报社记者？”我认为，不论男女，多数人都不太适合这么辛苦的工作，就算是男性，也很吃力，女性和男性体力上有差别，是更严酷的挑战。

比起来我算是体力好的人，还挺得住，但即使是我，在盂兰盆节休假和年假时一回到老家，常常会突然呕吐，昏睡好几天。

然而现在，就算是乡下支局，也不会让记者赶去小事件或意外现场，有了数位相机，就不需要照片的显影工作，也有行车导航和手机，大幅减轻负担。希望想当记者的人可以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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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体力问题外，我个人绝对不认为女性不适合新闻记者的工作。有一位辞掉每日新闻工作的男记者，他是我在长野支局的同梯。那位记者很会做政府单位的采访，却没那么擅长采访警察。我们经常被前辈拿来比较，他说

“A（同梯的男记者）都不问重要的事，你（我）只会问重点，两个都不行”。他的批评一针见血。那位男记者太有余裕了，我则是缺乏余裕。在采访时问不出重要的问题当然不合格，然而不会闲聊或讲废话也是大问题。

这不只是记者工作，在其他工作上也一样。细看男女的工作方式，会觉得女性可能很适合当报社记者──感受力丰富、能设身处地思考的人很多。

男性则是有体力上的优势，不过就像同梯男记者和我在表现上的差异，或许他因为工作上从容有余裕，所以可以体验很多无用的事吧。乍看像是无用的经验，但对记者来说，这样的累积很重要。

如果女性能充满自信，更有余裕的工作，一定会强大无比。因此，我们必须创造让女性在实际状态和精神上都更有余裕的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