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法官 RBG 的例子阐明，家务重分工不是要对方牺牲自我、勉强承担。若能解放双方家庭角色定位，尊重与成全彼此成为完整的人，伴侣关系、亲子感情都能更美好。
Netflix 纪录片《RBG：不恐龙大法官》描绘获比尔・柯林顿总统提名的大法官露丝・贝德・金斯堡（RBG）如何透过自己的生命与法律志业推动性别平等及女权进步。纪录片中有部分相当有趣的桥段：描绘 RBG 的家内分工。
RBG 的丈夫马丁・金斯伯格（Martin D. Ginsburg）是美国知名的财税律师，与 RBG 于康乃尔大学法学院相识，继而相恋。RBG 在受访时后曾说：“马丁是当初月会过的男生里，唯一在乎我有‘脑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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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初期，大学男女比仍然悬殊，RBG 转述，当时女学生仍不被获准进入特定系所的“资料室”，绝大部分的男同学不在乎女孩们的智识，大部分的女孩仍得靠着装傻来博得男性的喜欢。
在这样的风气下，马丁可以说是一个独树一格的存在。他在 2010 年去世前留予 RBG 的告别信上写道：“我最亲爱的露丝，你是我此生唯一的真爱，这辈子能一路陪你走到法律界的最高地位，是我此生最大的乐事。”
“自从 56 年前我们在康乃尔大学相遇，我就没有停止爱你和钦慕你，虽然我的人生已经到了尽头⋯⋯我希望你能懂得放手，让我走，但我知道你不会，我并不会因此而少爱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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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56 年，RBG 以自身的关系像是然展示了另一种家庭分工与相伴的可能。
婚姻初期，马丁罹癌，年幼的女儿又需照顾，RBG 在哈佛学业、料理家务与照顾儿女之间徘徊，待马丁大病初愈，获得了纽约律师事务所的机会，RBG 终止哈佛法学院的研修，转而进入距离纽约较近的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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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RBG 事业开始起步，马丁担起料理家务的责任。马丁时常在公开场合自嘲，在金斯伯格家中，母亲被禁止进入厨房，那是仍保有味觉的两位孩子所定下的“规矩”：这个家“由父亲负责下厨，母亲只负责思想（Thinking）”。
甚至，在 1990 年代，为了 RBG 即将上任的大法官工作，举家迁往华盛顿，在当时，根本无法想像一位男性可以为了妻子的事业而断送自己在职场上的积累，即便那时马丁在纽约财税法界已是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仍然愿意为妻子的事业，放下个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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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RBG 的家内分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于家庭角色的想像有多宽敞，家就有多宽敞；而我们对于自身角色位移的能动性有多大，家就有多大；同时，我们对于作为一个伴侣、一名丈夫、妻子、父亲及母亲的想像有多具弹性，对于“成就”的想像也不再局限。
家内事务的重新分工，立意并非另一方的“勉强承担”
根据国外学者于 2005 年及 2019 年分别发表的论文（Gjerdingen & Center, 2005；Kim & Cheung, 2019）指出，当家中迎来新成员，妻子需要花费于家务及育儿上的时间会大幅提升，而丈夫则没有太大改变，而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社会。
随着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提升，劳动参与率也持续攀升，然而家务分工的状况却没有因此出现太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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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6 年“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可知，无论是职业妇女抑或是全职妈妈，台湾女性仍负担八成以上的家务劳动，家庭作为职业女性的“第二职场”，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女性的职场表现与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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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已婚的台湾女性每天平均要花 6.2 小时进行家务劳动，而已婚的男性则约负担 22% 的家事及育儿工作。其中，唯一的变量在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通常能够获得另一半较多的支援。
也就是说，妻子的教育程度、工作属性、收入及职场位阶影响了伴侣投入家务分工的程度，并呈现正相关。
简而言之，妻子的社经地位越高，伴侣积极投入家务分工的比率业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位阶，越往下层的家庭，家务分工状况愈不理想。
换言之，中产阶级以下的小资产、蓝领阶层的女性，一方面在个人事业上正在努力爬升的阶段，另一方面却又要承担更重的家务工作，这也是为什么，通常这样处境的女性在生于过后更容易倾向于“退出”原有工作，在男性更容易获得条件更好、薪资更优渥待遇的前提下，女性更容易退出自我实践的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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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前提下，说家务分工“直接”影响了女性经济独立的可能性也不为过。性别平权的倡议永远不只是停留在“单一性别的改变”，而是针对既有的分工与传统进行拆解和重构。
西方人口学家在近年来有“停滞的性别革命”一说，泛指当愈来愈多女性活跃于公领域（包括工作及社会角色上的自我实践），然而男性在私领域的性别角色仍然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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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便会导致某种失衡或是反扑，男性出现相对剥夺感，而反弹性别平权（或者说是女权）的无限上纲，很难意识到私领域的角色重建应该谓之为“家庭分工”，而非现代女性为了要“做自己”而牺牲男性权利去“帮忙”或“勉强承担”。
支持彼此成为完整的人，而非片面的存在
解放当代家庭角色的定位，同时也是解放自己。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亚洲男性对于“私领域（家庭）”中的角色及其贡献呈现相当贬义的状态，男性的自我建构时常倚靠外在的成就，而非内在的角色。
在一个多元且共融的世界，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具有意义且值得重视的，这也是为什么北欧国家的生育率得以回升的重要因素——他们完成了两个阶段的性别革命，分别是女性自主意识的抬头，以及男性父职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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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职认同感的提升对于性别平权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一步，在当代家庭“双薪”的结构下，将育儿视为共同的实践，现代爸爸对于“家庭”的感受愈趋与妈妈雷同，尤其在欧美，可以发现在远距工作、弹性工时成为主流的现在，早晨时光带来子出门玩耍、散步、丢球的清一色皆为爸爸。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 2017 年的调查报告指出，有 54% 的爸爸认为亲子时间令人感到相当满足，同时也有助于他们的自我认同；其中，52% 的妈妈亦有同感，双亲共享亲子时光，对于伴侣关系与家庭生活体验都有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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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内角色同时也代表着将“关系”视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人的成就与价值不仅仅来自于事业有成、功绩彪炳。
作为维系一段美好关系的重要他人，使其生命与时间感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家务劳动不再是浪费时间，陪伴孩子不再是“没有社会能力的人”不得不承担的责任，真正的性别革命在于对性别角色定义进行全盘的解构，因此能找到更佳适切的生活方式，支持彼此成为完整的人，而非片面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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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瑞典的一项研究显示，当代男女对于个人职涯发展的重视并无二异，因此在家务分工仍然不均的情况下，若女性持续性地认为家务分配不均，并且对于双方付出的精力、时间有着不同看法，便会增加离婚的机率。
对此，美国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的社会学家丹尼尔・卡尔森（Daniel Carlson）认为：“这的确会影响到夫妻间的关系”，家务分工的不平等导致不平衡的心态积累，同时也使其中一方相当疲累，进一步还会影响到伴侣间的性生活，使得鸿沟越来越大，成为当代家庭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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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我们今日要谈的是如何重新定义“家庭”，以及实践“对当代家庭的想像”，那么伴侣双方价值序列的调整便是第一步。
首先须意识到基于平等的家务分工势对双方的“个人空间”必然造成影响，双方坐下来共同研讨，例如：孩子 0 岁至 8 岁开始上学这段期间，可以说是家庭的非常时期，两人生命的价值序列需要一同因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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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一阶段，两方都有相当程度投入学习成为新手照顾者，在此阶段，母亲因产后身体变化、哺乳压力更易敏感与不适，伴侣作为稳定情绪、提供支持的角色，也相当重要。
第二阶段，一方在育儿互动上贡献降低，但主力家务运作的打理，让另一方更有余裕照顾孩子与自己；第三阶段，根据家务、育儿以及工作岗位的需求各自调整时间分配、相互支援，在不断动态位移的过程中照到彼此协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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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其中的语境并非为了家庭而“牺牲”，而是重新调整彼此对于现阶段成就或自我实践的“定义”。
例如，透过问彼此“这个育儿阶段，我们各自想实践的是什么？这对自己有什么意义？”而不是“为了育儿，我们各自只能做到什么？”或者“为了育儿，我们必须各自牺牲或放弃什么？”
对标明确的正向目标，让“育儿”与“家务”也成为自我实现中重要的一环，豢养明白共同经营“家”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