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劳参率比日、韩更低？解决当代生育率困境，别再让女性独自承担责任与风险！
文｜Yishin
- 2017 年财经媒体报导，一位怀孕妈妈为了不影响日常工作，在第一时间便告知主管自己怀孕的消息。不料主管却回应“你生完小孩后，去 24 小时托婴”，甚至被暗示要是产假休满再上班，以后“就给我注意点”。
- 2019 年新闻报导，一名 40 岁的怀孕妈妈即将临盆前向公司请产假，却被公司要求必须“亲自去现场填假单”。虽然经过几番沟通后得以由亲属代理，但却遭到主管频频刁难，甚至打电话骚扰，不想让即将临盆的妈妈请产假。
- 2021 年论坛留言，一位职场女性因为怀孕而遭主管“降职”，由主管转为助理，原因是公司认为一个怀孕的女性无法胜任份内工作。
- 2023 年论坛留言，同样是一位在公司担任行政职的女性，在就职一年后发现怀孕，便被主管约谈。原因是认为女性在怀孕后会无法承受工作压力，后续产假、育婴假也会影响工作进度，并三番两次地逼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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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政部最新统计，台湾新生儿在 2022 年仅剩 13 万 8,986 人，创下历史新低，而 2023 年 1 月新生儿数为 1 万 948 人，也相较前一年的同期少了两千多名。
从中央到地方，每当选举逼近，即以“出生率乃国安问题”作为口号，信誓旦旦地表示，将会全力推动社会福利及优惠条件，试图解决少子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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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 2022 年六都准市长针对育儿议题所提出的政策却可发现，大部分候选人皆将“提升生育率”的重点放在育儿津贴、幼教软硬体增设等等，以强化“外部条件”为主要施政目标，包括：
- 增设公幼及非营利幼儿园班数
- 提供生育奖励金或补助
- 强化育儿及亲子公共建设（如：男女厕尿布台、亲子休憩区、在校安亲等）
- 投入师资培育并降低师生比
不可否认地，托婴、幼教资源的不足，与低薪、高房价所带来的普遍经济负担，是影响当代家庭决定“生与不生”的关键因素。
然而在这些显性的议题底下，却还潜藏着女性“婚生年龄”与“自我实践”之间的利害与冲突。而直至目前为止，很少有重要候选人、关键主管机关对此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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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女性不生，难道只出自于“外部环境不允许”如此简单可见的因素吗？
在大声疾呼“为什么给你钱还不生”、“比起以前女性已经有更多选择”、“结婚生子也不意味着要放弃职场”之外，是更多结构性的问题；当代女性在“被给予更多选择”之后，仍有许多尚未被时代解决的前因在他们生命中持续作用，形成更为繁复、纠结的后果。
不是“妳究竟怎么才愿意生”，而是“我们可以怎么一起面对”？
最佳生育年龄迷思、社会传统价值观影响，导致女性对于生命阶段具有更强烈的焦虑感与急迫性、非常多优秀的职场女性在 30 岁关卡被迫“分心”。一个“只有事业、没有家庭”的女性，就好像得不得不面对“不算一个真正优秀且幸福女人”的质疑。
可以设想，一位优秀、有梦想和盼望，并渴望自我实现的女性，好不容易熬过初入职场的种种考验，在即将迎来生命中第一个事业转折点时，总是比男性们多出了一道关卡：她好像不得不开始面临“拼事业（或更广义的自我实践）”及“婚与生”间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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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绝大部分因为抉择而产生的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
根据台湾近 20 年来劳动参与率资料显示，25 至 29 岁间女性劳参率最高， 2019 年甚至达到 90% 的高入职比例。加上无需服兵役，在此阶段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甚至比男性更高。
然而，到了 30 岁，女性劳参率则逐步下降。面临结婚、生育、长辈照顾需求渐长，女性劳参率在 10 年之内降幅接近 20 个百分点，甚至在 35 岁以后女性劳参率方面，远低于日、韩等先进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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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讨论“低生育率”时，它不该只是“怎么样妳才愿意生”这样粗暴且单薄的问句，而是“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女性能够在成为母亲的同时，依然可以保有自我的友善环境”的问题。
在这当中，政府、企业、家庭、社会都是其中的参与者，每个环节都将影响一名女性如何“抉择”她的人生。
成为母亲，不就是要我让渡自由的空间吗？
劳基法保障女性在怀孕期间不得在夜间加班、可申请调换工作岗位、请产假时不得解雇与差别待遇。
然而实际执法者是“人”，在男性领导者仍占逾 80% 的现况下，我们难以预料，实际职场、家庭及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给予女性全然公平（equity）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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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台湾儿童福利联盟针对 25 至 45 岁未生育男女的“生育意愿”调查，发现有 38.6% 的男性无生育计画，不想生的女性则高达 46.4%。
其中，绝大部分男性“不想生孩子的原因”皆为外部因素，包括“整体社会环境不佳”、“无法给孩子理想生活状态”、“经济不允许”、“没有婚生对象”；而女性不生孩子的理由则多为“不想现有的自由受到影响（55.2%）”、“无法给孩子理想生活状态（53.7%）”及“整体社会环境不佳（50.2%）”。
另一方面，从内政部卫生局于 2022 所进行的“台闽地区婚育调查”中也可发现，已婚但未生育者中，有超过 50% 仍没有生孩子的计画，其中 58% 受困于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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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调查则发现，男性当中有高达六成对于“没有房子”与“无法支应养育小孩的开支”感到焦虑；而过半数的女性则最重视能否提升或维持既有的生活品质，以及自由的空间。
由上述问卷结果及实际状况可知，许多职场女性在生育之后多半得面临“同样的 24 小时却得承担更多样性的工作与责任”，在既有工作无法更弹性的调整与因应的情况下，女性同时负担产后的生理变化，以及大部分育儿及照护的压力。
在现实上，“自由受到限缩”几乎无可避免。这显示了当今的职场及家庭环境，仍难以为生育后的职场女性提供更具弹性、包容性的条件，以致女性更容易浮现：“若我无法达到产前的产出及水准，亦无法全然承担社会对于一名母亲的要求，那麽我就是个不够完美的女性、不够完美的母亲”这样的想法及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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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法”与“政策”无法解决的是女性对于自我消逝的恐惧。
婚生对于女性而言，某种程度上仍意味着自由的让渡；长年以来母职意义的被忽视，也使“全职妈妈”受到社会与家庭严厉的检视。功筹不计、却仍要展现宽容及无私，后续回归职场更会受到忽视与阻碍，女性掐指一算，生孩子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一位女性，她要考虑生育，不但要能自给自足、经济独立，并要同时担任完美的母亲。两相夹击之下，绝大部分的女性，特别是职场女性都同事陷入所谓的“芭比困境”，在各方各面都被要求完美，但却好像永远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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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前提之下，社会应该停止认为“母爱能解决一切”；真正爱孩子并渴望婚生的女性，也不应再抱持着“咬紧牙关承担自己决定”的心情。
女性在“生与不生”议题上应该有更多的选择与想像，也应该得到更多企业、社会与家庭的支持，共同关注除了外部因素（包括政策、法规、硬体）以外的内部成本，将更大的空间与全新的逻辑开展出来。
打破角色定义，将双亲视为一体
如今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一位职场女性如何能够从职场、家庭、社会方面获得足够的支持，使其跨越生理及社会的不平等，而能在人生的发展与选择上，不用为了“生育”而担忧、不用独自承担衍生的风险。
以此为基础，我们也能看见政策与法规持续迭代。许多企业开始重视弹性工时、规划育儿设施及福利，并鼓励男性同仁申请陪产及育婴假，给予怀孕女性在工作上更大的同理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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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深知现况远远不足。当现代社会中的女性真正拥有了“婚生”的选择，我们需要确保这个选择背后不存在但书，而能让女性看得见每一条路的背后，皆存在多元的可能性，且没有任何一条路走向限缩。
当一名女性选择“我要生”，她可以感到支持、知道自己的生命有了新的开展，也明白即便每一种选择都有风险及挑战，但不至于是一场以终生为抵押品的赌注；当一名女性选择了“我不生”，并非出自于恐惧的驱使、权衡后的放弃，而是相当公平地，因为选择而备受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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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种选择，在婚姻关系中的双方可以意识到彼此需要投注的资源，以及可以共同创造出的结果。家内的多元、公平、共融（DEI）同样地需要受到重视，它应该是一切的起点。
当女性在两人共组的家庭里考虑婚生，她能更专注于“意愿”而非“义务”，而伴侣亦可以感受到在自己在过程中所能施展的力量。透明沟通、共享情绪、感知彼此的困难、容纳不同性别之间因差异而需要互助或倾诉之处⋯⋯这一切皆可以是一种家内 DEI 的展现。
在日剧《月薪娇妻》里头有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平匡：“关于孩子的事，我会尽全力协助你的，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告诉我！”
实栗：“不对。什么叫协助我？”
平匡：“咦？就是帮妳的忙⋯⋯”
实栗：“这是帮忙吗？我们不是都要一起成为父母吗？我也是第一次怀孕，什么都不是很懂也感到非常不安。但我却得自己学习，然后负责对你下指令吗？一起学习、一起成为父母，夫妻不就应该如此吗？”
反之，男性亦然。日剧《月薪娇妻》中，当平匡的父亲听闻实栗怀孕的消息，与儿子展开了这么一场对话：
平匡父：“家人变多，代表责任也会变重，身为家里的顶梁大柱，就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平匡：“我当然会负责任，但是‘顶梁大柱’这说法会不会太过时了？我们家现在住的是钢筋水泥建的公寓，不需要所谓的顶梁大柱。”
解构家庭，它不再需要女性“牺牲”，也不再需要男性作为“顶梁大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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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单位，重组与安放，伴侣更像人生合夥人，是要携手渡一生的合作夥伴，夥伴之间没有谁放弃得多、谁配合得少，而是在两相权衡之中，“我为让你保有自己而更加努力”的心，以及“谁的牺牲都不是应该”的共识。
第一步，让我们先从“家”的改革开始，让安全的网从最亲密的人开始延伸，我们期许总有一天，这个世界能因为共融，而为女性创造更多元的剧本，以及成为“父亲”与“母亲”的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