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 3 胎的职场妈妈孙语歆提醒我们妇女值得更多选择,一同来看常规医疗生产到友善生产的心路历程吧!

文|孙语歆(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监事、艾芙琳古埃及灵气暨水晶学院创办人)

“一边上班一边照顾三个小孩?妳是怎么做到的?”、“妳生三个?政府应该颁发奖章给妳!”、“什么?三个都是男孩?那妳家应该很热闹!”。

以上对话,是许多刚认识我的朋友们经常脱口而出的惊呼。

一般而言,我多半礼貌却不失幽默地轻轻带过;毕竟,这些惊呼多半是场面话,并非认真想了解个中滋味。

三次生产,让我生出第二专长。

还记得 15 年前,因工作需要刚派驻欧洲时,便发现怀上第一胎。当初仗着自己年轻、体力好,也全无孕吐等不适症状,对于生产这件事并不上心,反正一张机票回到台湾,找一间医院或诊所生产就好,一切都会如孕期一般顺利。

于是,挺着 32 周的肚子回到台湾后,我在婆家附近的一家诊所经历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分娩,因为人工破水、压肚子、真空吸引等医疗介入,我的耻骨在孩子被拉出来的那一瞬间也应声分离,刺骨之痛让我在自然分娩后的数个月都下不了床、无法正常活动,更遑论自己照顾新生儿。

几经考量,只能把孩子暂时留在台湾托家人照料,独自拖着一身疼痛返回欧洲,一边工作、一边复健养伤、一边思念远在地球彼端的宝贝儿子。

两年后,第二次怀孕,那时我们一家三口都在欧洲。与当地的复健科医师确认我的耻骨已完全恢复后,为了能够再次自然产,我十分认真地透过复健师教导的方式,在生活中避免不当姿势造成骨盆压迫。

同时,也从复健师口中认识到许多避免生产时耻骨联合分离的方法;其中,就是建议我“善用地心引力”、避免躺着生孩子。

“不躺着生,那要怎么生?”

“妳可以站着生、跪着生、坐着生、蹲着生,方法很多种呀!”

“但是,以我对台湾医院的了解,应该不太可能,还是会要我们躺着生⋯⋯。”

“就算躺着生,也可以要求双腿打开的角度不要太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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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健师的言语,彷佛打开了一扇窗。多么希望我的复健师能够与我同行,陪伴我在台湾生产!因此,我从欧洲打了好几通越洋电话,询问一些有提供乐得儿产房的医院,是否能让我指定产科护理师?

我希望产科护理师能如复健师一般,在待产时于身旁鼓励我、指导我。答案虽然是否定的,我却因此得知有一行业叫做“陪产员”,能提供我想要的孕产服务。然而,天不从人愿,直至老二出生,我都无缘接触到台湾的“陪产员”。

于是,我拟好了温柔生产计画书,数次与主治医生沟通生产需求,但是在进入产房后,面对陌生的住院医师、实习医生和护理人员,我与老公仍如惊弓之鸟一般,齐力对抗医院体制与机械式的标准作业程序。

所幸,在主治医师到来后,经过耐心引导,其他护理人员也终能暂时放下成见,让老二在“双腿几乎没有打开”的坐卧姿势下顺利出生。这次,身体虽然没有椎心刺骨的疼痛,但在产房内烈女般地防卫自己的温柔生产计画,至今想来仍然怕又心累,更心疼自己。

一年后,随着工作迁调回国,对于温柔生产的热情依旧。我读遍欧美温柔生产典籍,并决定自费前往新加坡受训,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陪产员”。

前前后后,我接触到国内许多认同温柔生产的妇产科医生、助产士和陪产员,参与了数次居家生产、水中生产的陪产实习,认识了台湾妇产科的常规、台湾生产环境的现况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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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积极运用所学,四处去妈妈教室演讲、推广温柔生产和提升妇女生产自主权的同时,我再度怀孕了。今非昔比,我不再如昔日懵懂无知,第三次生产我选择在家里进行。这一次,我有亲友陪伴,有助产师、陪产员和生产摄影师一同参与。

如果说,前两次的生产让我更加认识自己的身体,那么第三次的生产,则是让我触摸到自己的内心状态。身为一名陪产员,我深知在生产过程中,身体放松的重要性。但经过了数小时的待产煎熬,我发现自己“头脑很清楚,但身体不听话”。

老三终于还是温柔地在水中出生了,毫无悬念,这是我想要的结果。分娩虽然结束了,我的灵性之旅却因为老三的出生才刚刚开始,老三的生产经验让我开始正视自己的内在状态,找出过去的幼年创伤,试图读懂“身体不听话”的肇因。

因此,我的生产史也是我的灵性发展史。前两次的生产,让我成长为坚守温柔生产的陪产员;而第三次生产,却让我的灵性觉醒。后来,也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更让我蜕变为一名灵气导师与水晶能量疗愈师。

育儿家庭不该陷入兼顾工作与育儿的难题。

无论是陪产员、灵气导师或是水晶能量疗愈师,这些身分都是因为兴趣培养出来的第二专长,我的本职,是一名公司中高阶主管。在过去 15 年间,从基层职员一路走来,不但长期派驻海外,离乡背井的同时,还陆续生育 3 个孩子,没有家人的坚实后盾是很难做到的。

我很幸运,有非常支持我的老公与家人,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会心有不甘地回归家庭相夫教子,或者为了证明自己不比男人差而在职场上冲锋陷阵,却忽略并伤害了夫妻或亲子关系。

我想,这样的幸运是因为我们相对早婚,我 25 岁结婚;27 岁生第一胎;29 岁第二胎;32 岁生完第三胎。我生完第三胎时,我的公婆、父母也都不到 60 岁,身心状态良好,是支持我们这个双薪家庭最大的后盾。

在这个普遍晚婚的年代,35 岁甚至 40 岁以后才怀上第一胎的比比皆是,这时希望年近七旬的公婆父母来帮忙顾孙,无疑是缘木求鱼,做子女的也于心不忍。

台湾长期低薪、工时长,对育儿不够友善的职场和生活环境都是年轻人晚婚、不婚的帮凶。台湾人总觉得,得先“立业”,再谈“成家”;但许多欧美国家的观念,却把“成家”视为“立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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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欧洲朋友们常说,“家”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基础,“家”先稳定下来,夫妻两人才有“底气”,才有携手朝共同目标迈进的动力。一个人努力赚钱很难,但两个人一起努力则事半功倍。

我不确定先“成家”再“立业”的论述在台湾是否一样成立?先“成家”,到底是年轻人发展事业的助力还是阻力?我想答案呼之欲出。要如何让“成家”与“立业”相不冲突,甚至让“成家”有助于“立业”,这是政府必须正视并积极思考问题。

自从成为养育三个孩子的职业妇女,同事每每惊讶于我的“生产力”,然后竖起大拇指并伴随惊呼的语气:“妳生三个?政府应该颁发奖章给妳!”。然而,政府曾经给予我最实质帮助,大概就是孩子陆续进入公立幼稚园有优先权。此外,实在是杯水车薪。

回想过去十余年拉拔孩子成长的过程,以及自己在工作及家庭两头摆荡的煎熬,我不需要“政府帮妳养”,因为我生孩子就是想自己养。我最需要的是“无后顾之忧”的安全感。

我需要感觉到,就算我生了孩子,我还是能很安心地与另一半一起为全家未来的生活蓝图努力,无论谁选择在职场继续发展,或暂时选择在家中照顾孩子;我需要感觉到,孩子是建构家庭未来生活蓝图中的重要组成,而不是阻挡理想生活的重担或负累;

我需要感觉到,孩子能够在父母的陪伴下健康成长,而不是只能无奈交由长辈、托婴中心或各式课后才艺班来弥补家长的空缺;我需要感觉到,每个寒暑假、连续假期都是与孩子紧密连结、创造家庭共同回忆的机会,使我们夫妻更加确定孩子是上天赐予最棒的礼物,是让全家幸福生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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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派驻在美国的期间,大家对三胎以上的家庭习以为常,七人座的家庭房车随处可见。孩子陆续进入小学就读后,我们发现当地的家长非常积极参与学校活动。

举凡义卖、书展、导护或其他各式各样的班级任务,更别说体育社团活动,全家投入参与支持,连周末的比赛、练习,都成为亲子之间甚至家庭之间绝佳的黏着剂。

询问之下才知道,双薪家庭虽然一样有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难题,但是夫妻其中一方通常会配合养育孩子的需要,转换为居家上班或是兼职工作;如果孩子数量持续增加,计算托育成本之后,离职在家专心育儿的也不在少数。

隔代教养的情况在美国社会相对少见,但在南欧国家又见怪不怪。南欧国家热情奔放、重视家庭,三代同堂十分普遍。与台湾早期的三合院相似,南欧国家一栋三、四层楼的公寓楼里,可能就住着爷爷奶奶、姑嫂叔伯,大家彼此照应,相互支持。

尽管有大家族作为后盾,西班牙、义大利和希腊的生育率却在欧洲国家当中敬陪末座,反倒是对未来充满悲观主义的法国人连居榜首。

或许正是对未来的悲观刺激法国人得“及时行乐”,但法国生育率的幕后推手,正是法国政府挹注国内生产毛额(GDP)近 4% 在生育补助上面,其中包括育婴假和家庭生育补助津贴等等。

而我国提供的各项生育补助,却仅占我国 GDP 的千分之一。一个国家对生育率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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