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目前已开发国家中性别不平等指数最高者,为了弭平不平等,日本政府做了哪些努力呢?

性别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包含哪些?也许你脑海中出现增加对立、降低民主参与度等说法,但其实还包含导致心理健康问题。

近期,由经济及社会不平等现象,引发的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在日本掀起讨论,该国政府因此相继祭出女性经济学政策与成立孤独部的解方,不免令人好奇,这些做法是否真的有效?

日本位列已开发国家中,性别不平等指数最高者

尽管过去几十年里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投入职场,但主要仍负责兼职或约聘等工作,这使得她们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稳定的职涯发展,极大的工资差距也是意料中的结果。而除了在劳动力市场中代表性不足外,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政治与高等教育上。

数字会说话,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报告,日本在全球 146 个国家中排名第 116 位,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率甚至最高的。

在已然不利的情况下,Covid-19 更像是进一步最后一只手,将女性推向更加边缘化的地位,使其成为疫情失业潮首当其冲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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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与性别不平等交织,连带提升女性自杀率

值得注意的是,失业对女性造成的影响可不只经济面,更包含社交网络的孤立。也就是说那些未步入职场的女性,将可能因为缺乏与外界联络的网络,在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社会孤立的交互作用下,因此落入“自我孤立”的窘境,而再次被推入边缘化的处境。

除了失业率的提升外,疫情对女性造成的影响还包含家庭暴力事件的提升,且承担照顾责任的女性也比起男性出现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导致女性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自杀。

2019 年至 2020 年间,自杀身亡的女性人数增加了 15%。2021 年数字更是增加至 7,068 名女性自杀,比上一年增加了 42 人。

研究日本自杀问题的雪城大学副教授上田美智子即表示,自杀一直以来都是日本男性主要面临的问题,然而在疫情期间,女性的痛苦加大,政府不得不首次正视女性自杀率高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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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推女性经济学能解套?

然而,我们都知道性别不平等的产生除了是肇因于社会根深蒂固的成见外,更与制度相关。

因此,如果我们从政策面来看的话,可以发现日本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改革,虽然承诺赋能女性,但实际上却能从以下两点看出,政策实则将女性推向了边缘的角色:

1. 女性占非正式员工的 70%,并通常签订短期、低薪,稳定性极低的约聘合约

2. 近三分之二的女性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就离开职场,且日本公司经常向妻子留在家里的丈夫发放奖金,税收制度也有利于单收入家庭。

着名的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将这一切归咎于,前首相安倍晋三于 2013 年推出,旨在帮助女性巩固经济权利的女性经济学。

“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你不可能产生阶级间的团结,女性要么被迫从事低薪工作,要么被完全排除在劳动人口之外,徒留照顾儿童或老人的功能,始终无法被纳入经济体系内,这显然是一场由政策所致的人为灾难。”

上野千鹤子坦言即使政府试图促进女性就业,社会中僵化的性别角色也导致变革缓慢,一系列改革对改善女性生计的成效甚微,而经济边缘化的现象,又回头再次导致女性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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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单身,情况可能更为不利

前面仅谈论到“女性”这个身分,如果我们再多加一个“单亲”的条件,情况将更不乐观。

支持单亲母亲及其子女的非营利组织 Little Ones 的执行长小山邦久就表示,“对许多女性来说,孤立和孤独是持续存在的,但政府只关注怀孕期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政府比起担心女性福祉,更担心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因此女性在怀孕期间的状态,由于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生育率,彼时的忧郁问题就会被划分为重要的,但当女性结束生产恢复为母亲或工作者甚至求职者的身分时,情况将有所不同。

非营利组织单身母亲论坛在疫情期间,进行一项针对女性心理健康的调查,发现高比例的女性患有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症。

该组织的负责人 Chieko Akaishi 透露出荒谬的现实:即便已搜集可引起政府注意的数据,但考量到社会可能因此将单亲女性与精神疾病扣连,加剧对单身母亲的耻辱,所以不得不隐藏这些令人不安的资讯。

然而人类学教授堀口幸子却表示,同样的忧郁若发生在男性身上,男性不会面临同样的耻辱。

因为他们会获得“因为辛苦工作而忧郁”的解释,甚至无限上纲为他们的忧郁是为日本社会贡献,与此同时,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将随之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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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定义潜藏的性别不平等:蛰居族?家庭主妇?

不只社会对男女心理健康问题的诠释有所不同,从日常词汇的运用,我们也能看到性别不平等的影子。

目光放到今年 3 月,日本政府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认定为蛰居族(hikikomori)的人中,有 40%的比例是女性,这颠覆了过往社会对于蛰居族几乎都是男性的想像。

堀口幸子表示,这是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在被赶出劳动力市场后变得孤立无援,使得女性成为蛰居族。然而荒谬的是,由于社会预期女性应该待在家里,处理家务,甚至将他们的孤独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女性从未被以蛰居族描述过。

对此,雪城大学教授上田鲍尔默下了一个简单的注解:“女性不会称自己为蛰居族。她们称自己为家庭主妇。”

同样都是待在家中、足不出户的蛰居族,只是更动了性别这项变因,社会给出的诠释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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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成立孤独部,期能降低人民孤立感

看完种种数据,你会发现性别不平等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日本政府单点式的解决问题。

首先为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疫情期间日本政府效仿英国,设立孤独部,以应对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孤立感。

而后为了改善经济状况,日本政府又推出了女性经济学等政策,然而官方并未透露究竟有多少人受益于政策的数据,孤独部的官员甚至直言,在解决妇女的心理问题上,该部仍有努力空间。

也许日本政府若要能真正降低人民的孤独感,首先做的是铲除问题的根源,也就是性别不平等,唯有放大到结构面来看整个问题,才能起到结构性变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