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选之人—造浪者》的三大切面，看台湾的 #MeToo 风波：拔除完美受害者迷思！

“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这是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广为流传的金句，也是前民进党党工在脸书上痛诉遭承揽党部工作的导演“辉哥”性骚扰时所引用的台词。戏剧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的残酷真实，作为一面镜子引领观众看向人生百态。不过，当沉重的真实令人难以负荷，戏剧也可以不只是一面镜子，而成为一把直面创伤的利刃。

图片｜《人选之人》剧照，Netflix 提供

《人选之人—造浪者》所掀起的舆论浪潮，间接促使了许多性骚扰受害者突破父权体制和文化的姑息纵容，勇于说出自己曾经遭遇性骚扰的困境经历。在民进党内部相继爆出多起性骚案后，属于台湾的 #MeToo 效应正式延烧到媒体圈、教育界、社运界与艺文界，受害者们纷纷团结起来，揭露自己多年以来挥之不去的梦魇。

《人选之人—造浪者》编剧之一的简莉颖在接受天下杂志专访时坦言，自己原先也是躲在戏剧的屏幕后面，直到看见越来越多受害者站出来，因此给了她勇气说出当年遭中国流亡诗人性骚的经历。CNN 甚至以“Netflix 热门影集《人选之人—造浪者》引发 MeToo 风波横扫台湾”（A #MeToo wave is sweeping Taiwan, thanks to a Netflix hit）为题，阐述此剧对台湾带来的深远影响。

由此，《人选之人—造浪者》已经不只是一部精准映照现实的影集，更成为推进台湾 MeToo 运动的催化剂。事实上，该剧所涵盖之议题与时下 MeToo 运动延展之各面向并无二致，本文分别以“职场内的姑息主义”、“权势的不对等”与“完美受害者之迷思”为切面，以《人选之人—造浪者》的情节为素材，并对应现今台湾的性骚案件与社会议题，进一步做出详细的拆解与分析。

图片｜《人选之人》剧照，Netflix 提供

＃1 职场内的姑息主义

首先，就目前笔者所观察到的性骚案、性侵未遂与性侵案之爆发场所，基本上大多都是发生于“职场”中，举凡政党、法院、消防局、学校、医院与媒体，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普遍为“同事”、“前后辈”或者是“师生”。

不过，我们亦可以发现这些案件多数距今已有些时日，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才一次性的爆发呢？又或者我们更该问，是否多数案件是受害者提出困扰或选择申诉却被制止、忽略甚至“吃案”呢？

从民进党内传出的党工性骚案来看，我们会发现不少案件是由于长官们的“姑息”，他们期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竭尽所能降低对组织的伤害，进而隐匿这些铁定会丑化政党形象的性骚与性侵案件。

笔者想进一步以案情较明朗的蔡沐霖案为例，根据公视新闻报导指出，时任青年部主任的蔡沐霖遭前党工爆料被青年部同事性骚扰，但他却口出恶言逼迫道歉，甚至是职场霸凌，其后蔡沐霖本人也承认自己确实管理不当。

在《人选之人—造浪者》的情节当中，我们同样也可看到相似的情景。当公正党文宣部的张亚静遭组织部资深党工简成力性骚后提出申诉时，过程中却遇到重重阻碍，让她几近心神崩溃。

公正党的高副祕在得知此事后，便将亚静与其主管翁文方和陈家竞召进办公室，先是怀疑作为证据的监视器画面不具有说服力，认为亚静的控诉过为主观与武断；接着他直接把加害者简成力叫进办公室，迫使其向亚静道歉、祈求原谅；最后甚至罔顾受害者的伤痛与感受，想以高额“慰问金”敷衍了事。

同场加映：《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与《人选之人》张亚静，同遇权势性暴力，为何走向不同结局？｜女人迷陪你聊聊

图片｜《人选之人》剧照，Netflix 提供

综上所述，我们便足以看见在现代资本主义逻辑运作之下，身为一组织或公司的高阶主管，是如何将“组织利益”摆在“员工个人权益”之先，甚而对文方与亚静破口骂道：“如果因为这样子我们选输了，你们就会被当成战犯！”精妙地在“受害者”身上施压，将其贴上“不合群”与“难搞”的战犯标签，然后趾高气昂地摆出一副“我都道歉了不然你还想怎样”的嘴脸。

华人文化讲求“以和为贵”，不喜欢引起舆论与争端。而当这样的风气被置入讲求“团队合作”与“利益至上”的组织时，“以和为贵”更可能会演变成“息事宁人”的姑息主义，进而忽略了受害者想要的从不是一句搪塞的道歉，更不是一笔“合理”的慰问金，而是加害者对于自己所施加的伤害的“深刻认知”，并诚恳地许下“永不再犯相同错误”的承诺。

＃2 权势的不对等

前一个章节我们处理了“职场内的姑息主义”如何影响性骚扰与性侵害的申诉程序，进而造成这些案件在此刻的 MeToo 浪潮下才逐一浮出水面。MeToo运动与其说是一连串的“清算”，倒不如说是“迟来的正义”的实践，因为在这过程中存在太多的阻力，让受害者的声音遭到压制。

除了向主管与高层申诉过程可能遭逢的种种困难以外，若仔细观察本次MeToo运动，亦会发现不少加害者与受害者属于“上对下”的“主从关系”，即两方在社会上的地位、权力与名誉极为不对等，造成受害者缺乏相对应的筹码替自己伸冤、讨回公道。

因此，本节将着重处理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情形如何影响性骚案与性侵案之能见度。以民运人士王丹强吻事件为例，王丹身为北京天安门八九民主运动领袖，对于李姓受害者来说，他不仅是师长、前辈、令人景仰的名人，更是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

因此，强吻事件发生的当下，据李姓当事人描述：“我当时非常非常地震惊、害怕，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前辈、一个名人、一个过去的政治明星，竟然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节录自李援军脸书：李先生遭民运人士王丹强吻事件记者会｜会后新闻稿）

李性受害者同时也提及：“王丹比起我有太多的权势和光环，他甚至可以把手伸到政治、学术圈打压我。”不过他接着说，自已并不害怕，因为 2023 年的现在，有很多的政治工作者出面控诉自己在职场上遭受不当对待，社会也给予支持，包含民进党对于性骚、包庇事件都拿出态度，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也就是说，加害者本身的权力与地位，其实也是阻碍性骚案件浮出台面的一大主因，这点也可透过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的剧情，洞见“权力”如何在其中操作，进而噤声受害者，削弱其证词之可信度。

图片｜《人选之人》剧照，Netflix 提供

在该剧中，文方为了要替亚静以及党内的其他受害者争取公道，找到了曾遭性骚却反被职场霸凌最后选择离职的苗珊如。苗珊如在剧中自述，当时她进入公正党时还是个菜鸟，前辈简哥（即前文之简成力）十分照顾他。

不料某次简哥心情郁闷，说要开车载苗珊如去看夜景，接着便开始抱怨自己的老婆，声泪俱下后强吻了她，她当下十分惊恐，用力地推开他。不过，在这之后简哥开始在办公室散播苗珊如的谣言，在公事上处处为难她，不给她正确的文件，致使苗珊如最后顶不住压力而递交辞呈。

观察上述现实与戏剧中的两起案件，我们能发现加害者本身的权力与地位可能造成三种面向的影响。其一是“受害者本身的愧疚与自我怀疑”，以《人选之人—造浪者》为例，在遭简哥强吻过后被冷落的珊如，心里面甚至在想：“我觉得，一定是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我想跟他道歉。”

换言之，由于简哥本身作为一名资深前辈，在职场中人缘极好，这些外界的、世俗所赋予的光环会致使受害者不自觉的将加害者的错误合理化，甚至把矛头转向自己，认为“这么好的人应该不会是故意的，可能是我小题大作了。”

其二是“受害者本身缺少向外求助的谈判筹码”，笔者曾于女人迷发表过一篇从《她和她的她》看“权势性侵”与“创伤治愈”，谈在“权势威逼”、“举证困难”与“荡妇羞辱”的三重困境下，受害者几乎四面楚歌缺乏任何求助管道。

同样的，在上述两个事件中我们亦能发掘在“加害者”是一名极具社会声望的成功人士的前提底下，“受害者”基本上是很难取信于社会大众，更有可能遭致舆论中“检讨受害者”的气焰反噬。

其三则是“加害者能动员所有资源取消受害者的指控”，无论是王丹事件中的“可以把手伸到政治、学术圈打压我”，亦或是《人选之人—造浪者》中的“到处散播我的坏话、在公事上处处为难我”，皆完美展现了充满权势的“加害者”如何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中，自由调度所享之红利与资源，以致赤手空拳的“受害者”根本没有搏斗与谈判的空间。

猜你喜欢：《人选之人 — 造浪者》当林月真出现在真实世界，我们还会爱她吗？

图片｜《人选之人》剧照，Netflix 提供

＃3 完美受害者迷思

最后，本章节欲接续处理论当中最常见的质疑，诸如“为什么受害者不选择于当下即提出指控呢？”或“当下为什么不反抗、不尖叫呢？”笔者认为这些声音背后的预设，是一套缜密严谨的“完美受害者框架”，事不关己的外人时常以自身立场与想像，去怀疑受害经历的真伪。

举例来说：长得太过漂亮的就会被攻击是自己“主动色诱”；长相平凡则会被炮轰“谁要侵犯你？”；当下默不吭声则会被质疑“当下为什么不说？”；如果恰巧受害者是男性甚至会被嘲讽“堂堂男子汉怎么会被性骚扰？”等等。

以民进党许嘉恬一案为例，当时一名民进党妇女部（现改制为性平部）前党工在执行专案时遭性骚，她忍无可忍决定上报主管，却被许嘉恬反问“那你当下为什么⋯⋯不跳车？我不懂，你怎么没有叫出来？”事后还建议受害者去华山大草坪上“手牵手一起练习大叫”不仅如此，许嘉恬还警告当事者向上申报后“自己的名誉可能会受损”。

回过头来对照《人选之人—造浪者》，当亚静听完珊如遭性骚的自述过后，她竟向文方坦言：“我好羡慕她喔，她可以很理直气壮地控诉这一切，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是认认真真地爱过她。”亚静和珊如的状况完全不同，尽管深知彼此地位悬殊，她依然无可救药地爱上自己的老师赵昌泽，在他以“爱的证明”的软性胁迫下，拍下了自己的私密照。此后，赵昌泽时常据此作为交涉筹码，逼迫亚静乖乖地听他的话退出政治圈，以免被揭露出轨，损害自己的形象。

在《人选之人—造浪者》第八集亚静和文方排练上节目时的自述内容，文方向亚静说：“对手一定会紧咬着妳说，（赵昌泽）没有‘强迫’（拍裸照）。但群众他们要理解的，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接着我们又在导演巧妙的交叉镜头安排下，看见亚静在排练时与实际上节目受到“自我”与“外界眼光”的盘问与审查，她认为（或“外界”会质疑）是自己选择要爱上这个烂人，是自己不耻地介入他人婚姻，认为自己也有错凭什么讨回公道。

图片｜《人选之人》剧照，Netflix 提供

面对亚静内心的不安与困惑，文方义正严词地说道：“妳当然不应该介入别人的婚姻，但这并不代表赵昌泽可以拿妳的裸照威胁妳。”文方认为即便亚静不符合大众对于“完美受害者”的想像，她仍然为了自己当年的过错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好几年来处在恐慌与煎熬的状态当中，然而赵昌泽却还可以堂堂正正地去选副总统。于是，文方说：“分手了就应该归还或是删除，没有人的隐私应该这样子被践踏，没有人应该要活在恐惧中。”

性骚扰与性侵等类型的案件，往往涉及当事者的“主观感受”与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因此在判断与处理上有其复杂性，也不一定每起案件的受害者都能符合所谓公认的“完美受害形象”。

以民进党许嘉恬一案来说，她并不是叩问当事者“当时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反倒是以质疑口吻问“为什么没有叫出来？”这般强硬的“不信任”，无疑是在伤口上洒盐，使受害者蒙受二次创伤。

临床心理师刘仲彬在个人脸书发文提及：

“局外人总是认为，这种脏事大可直接打脸，在胸前比个叉，然后把性平条文贴到对方额头上，之后法院见。这样很帅，可惜人不是机器，机器会在设定好的情况下亮红灯，发出警报。但人在会在亮红灯时陷入挣扎，因为他们还要承受断炊或被报复的风险，人会因顾忌而怀疑自己的是非判断，会被利害关系约束，会为了那一口饭调整自己的容忍值。这是人心的暗盘操作，也是机器无法判读的细节。”

综上所述，无论是“当下的静默不抵抗”或“不自觉地爱上加害者”，都不应该作为“取消”加害者罪行的藉口，旁观者更不应该以出于“不信任”的口吻质疑事件的真伪，进而连带使得受害者自我怀疑、乱了阵脚。

面对受害者，如果我们能从“干嘛不早讲？”转化成“发生什么事？”，便能更加稳固社会与组织里的互信机制，进而拔除深根于大众脑海里的“完美受害者迷思”。

延伸阅读：《人选之人 — 造浪者》三段剧情评析！谢盈萱、王净金句连发：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

图片｜《人选之人》剧照，Netflix 提供

结论：让我们一起朝着《人选之人—造浪者》中的理想世界迈进

前文所提及的许嘉恬一案受害者在个人脸书写道：“当时高举着妇女权益旗帜的人未成为我的翁文方，我就要成为我自己的翁文方。”真实人生毕竟不如《人选之人—造浪者》理想与完美，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见如翁文方、陈家竞般义愤填膺的主管，编剧简莉颖也在天下杂志的专访中表明：“我们知道真实社会长得不像戏剧那样，但剧中呈现的是我们期待的社会样貌。”

许多涉入性骚案中的加害者常只认过（mistakes）而不认错（I’m wrong），道歉时将自己的行为归咎于“不是故意的”或者“没有意识到会造成伤害”，这可能是源自于讲师陈睨所说的“道歉教育”的偏差，指的是小时候我们常被许多长辈逼着道歉，企图以“我不是故意的，请你不要介意”来定调，彷佛当事人所受的伤害都要因为你的“不故意”而吞下。

不过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诸多加害者仍停留在“为什么以前可以的事情，现在变得这么严重？”的认知，尽管性别意识与政治正确确实是很晚近的概念，但许多人扭曲地将其看做大型的、无限上纲的“文字狱”和“猎巫行动”（矫枉过正或公报私仇的现象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性别、社会地位与声望上所占尽的优势，以及自己恒处在一个“主宰”与“霸权”的地位，因此才无法诚恳地对于自己所造成，无论有意或无意犯下的过错，致上歉意、改过自新。

图片｜《人选之人》剧照，Netflix 提供

换句话说，唯有加害者深刻体认到自己在整个社会结构与脉络下所享有的“特权”，以及认清自己滥用这些特权继而“剥削”他人的事实时，将嘴里吐出的“对不起”内化进自己的身体里，落实在往后的一言一行当中，唯有如此，才有办法有效杜绝类似情况的再发生。

在此，笔者衷心企盼此次的 #MeToo 效应能不沦为政治斗争与公报私仇的工具，同时亦能提升台湾民众对于“性别平权”的意识。即便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也让我们一起朝着《人选之人—造浪者》中的理想世界迈进，因为只有理想的样子，才能够鼓舞更多台面下的受害者，拥有勇敢说出来的力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愿台湾能往理想之境持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