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登费雪凭藉《我的鲸鱼老爸》荣获 2023 年奥斯卡影帝,这也是他经历性骚扰后的复出之作。本文带读者回头看布兰登费雪当年勇敢反击加害者的心境变化,以及社会对性骚扰的迷思。

文|不是猫

“我感到恶心,觉得自己就像个孩子,”他告诉GQ杂志:“我感觉有颗球哽在咽喉,我以为我会哭出来。”("I felt ill. I felt like a little kid," he told GQ. "I felt like there was a ball in my throat.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cry.")

性骚扰往往猝不及防,更遑论反击

这是 2018 年布兰登费雪在接受《GQ》杂志专访,披露自己在 2003 年参加金球奖主办的午宴时,好莱坞外籍记者协会(HFPA)前主席菲利普柏克(Philip Berk)向他私密处伸手性骚扰后,他内心翻腾的感受。

许多被性骚扰者和布兰登一样,无法在第一时间反应自己的情绪与感觉,更别提抗拒。

性骚扰通常来得又快又急,毫无征兆、无法防备,即便是向来急性子又敢于反击的我,高中时在走廊上被送营养午餐的厂商碰触臀部时,也是完全地措手不及。

当下的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刚刚他摸了我的屁股?是吗?”我不断陷入怀疑与回忆之中,根本没有心思指责在空荡走廊间错身而过已走远的行为人。

事件发生后,我的感受就跟布兰登一样,开始觉得无助和自责。我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在遭遇持刀抢劫时敢拿东西丢歹徒的自己,为何在被性骚扰后如此无力和无助;我明明认为自己受到侵害,却哑口无言,唯有深深的自我批判涌入心头:为什么当下的我无法反击?


图片|《神鬼传奇 2》剧照

行为人权力波澜下的惩罚与屈辱

事隔 15 年,布兰登在受到《GQ》访谈时依旧感受到屈辱,不仅是因为当下的遭受到的不适当触碰,更因为事后对方与 HFPA 的反应。

当他试图寻求一个道歉时,行为人菲利普柏克以一封否认犯行的信件作为打发,称自己之所以愿意在信中道歉,只是为了让布兰登费雪觉得好过,并否认对他有任何性骚扰行为。

事后,HFPA 站在了前主席的一边,要求两人签署一份声明,要布兰登费雪以书面认同当下的行为只是一场玩笑,而非需要被正视的犯行。

布兰登拒绝签署。往后的多年间,他的从影生涯每况愈下。他不能确定 HFPA 或柏克在其中是否有扮演那双看不见的手,他只知道自己的心理阴影比当初写信寻求 HFPA 主持正义前更大了。

如今他面对的不仅是个人的行为,更可能是体制的制裁—所有人都知道 HFPA 的权力有多大,而他不过是众多电影男演员中知名的一个,随时可以被舆论消弭在洪流之中。


图片|《神鬼传奇 3》剧照

社会反应让被害者成为被检讨者,甚至开始自我怀疑

但这还不是最残酷的,名利虽重要,总归是身外之物;布兰登的身体自主权被侵犯了,却被人用“玩笑”带过,那种“攻击性不强,侮辱性极大”的态度为他带来多年的自我质疑。

布兰登曾自述,该事件与后续回应对他带来的打击混淆了他对“我是谁和我到底在做什么”(who I was and what I was doing)的感知,“在我心底,某个东西已经被拿走了。”(In my mind, at least, something had been taken away from me.”)

我在大学主修法律,而后于性别研究领域拿到硕士学位。所有习得的专业知识都告诉我:有错的是行为人,你不必苛责自己。

我可以在理性上说服自己,但感性上,内心深处存在更深层的自我谴责:你是法律人,又是女性主义者,你教育别人应该要勇于站出来指认加害者,但过去的你选择了假装没事。

其实我比谁都清楚,为什么那时的我不愿意将事情张扬—这个社会对于被害人的检讨、谴责与嘲笑往往比对行为人的犯行更严苛。

高中时我的制服裙较短,又喜欢到各班结交各种朋友,我太清楚一旦披露被骚扰的事,必然将有人拿我的言行穿着来做文章。我的举报或许会换来表面上的道歉,但随之而来的会是无数公开、私底下对我的批评与论断—就如布兰登所面对的一样。

“在我心底,某个东西已经被拿走了。”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因为那个不能且不敢言说的秘密,我曾自觉在专业、甚至人格上有着重大瑕疵。


图片|《我的鲸鱼老爸》剧照

当性骚扰迷思仍存在,受害者就更难以发声

在我经手过的性骚扰案件中,许多行为人(加害者)都是用同样的态度来二次伤害被行为人(受害者)的:否认、轻蔑、忽视,甚至反过来攻击受害者的外貌、性吸引力、过于敏感等。

曾遇过一个被目击多次伸手不当触碰女学生的老师,他在被申诉流程中轻蔑地嘲讽:“她长这么难看,谁要性骚扰她啊?”

事后,该名老师在多名学生的共同指证下,终于承认自己多次触碰该位女学生的身体“不太恰当”。他受到了惩处,但依旧强硬地认为该位女学生“过于敏感”;对自己为了开脱攻击女学生的外貌的评论,他始终不曾道歉,性平会也全然无视。

他在受调查时所说的话,无疑是对女学生的二次伤害,更是一种身处权力高点者对身处劣势者的傲慢。

尽管大量报告已经指出,性攻击(sexual assaults)与受害者的外貌吸引力未必有关,有时甚至与加害者的性欲也无关。

性攻击行为之所以发生,纯粹是来自于加害者对于权力(power)满足的欲望,但许多人始终习惯用更刻薄的眼光来审视被害者——他/她是否在被害时穿着暴露?他/她是否言行间流露出任何不符合“乖巧”或“纯真”的形象,以致于“自招危害”?他/她是否散发足够的性魅力,来“佐证”这样的行为确实发生过?他/她(行为人)明明平常都很和善,会不会是你/妳太敏感了?


图片|达志影像/美联社

太多来自社会不友善眼光的质疑,对“合格受害者”的想像与标准甚至远比对加害者的行为审视还更严苛而锐利,这导致许多被害者不敢出来指证,甚至选择息事宁人。在此情境下,受害者往往开始自我怀疑、自我谴责,甚至落入自残的境地。

社会压力倒置的缄默使行为人越发大胆,最后在一而再、再而三犯案而东窗事发后,旁观群众才事后诸葛地开始顺风挞伐加害者。然而,后续任何的“帮腔”都已经难以还给受害者公道。

“好事是从坏事中生发的,只是有时它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发生。”(“Something good came out of something that was bad,” he says. “Sometimes it takes a while for that to happen.”)

这是同一场《GQ》访谈中,布兰登为自己的心路历程做出正面性的结论。我也是在岁月递嬗中,渐渐地学习面对与诉说,而懂了这个道理。

我们所经历的创伤,有朝一日终将化为成长的养分,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消化。而后,它将滋养我们的生命,甚而茁壮为勇气,成为鼓舞其他人生命的真实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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