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台湾政坛，现今政治人物常将性别歧视语言，视为用幽默打击政敌对手的主要工具；然而，在性别议题上不断失言，并合理化性别歧视的话语，真的值得选民一再容忍吗？
文｜张天泰
近期，柯文哲市长再次因为“恶霸强奸说”，引发性别歧视风波。
根据台湾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在 2021 年 1 月 5 日发布“ 2021 年性别图像”，依据联合国开发计画署的 2019 年性别不平等指数，台湾资料代入计算后，性别平等表现为全球第 6 名，居亚洲之冠。
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国家、台湾国会女性立委比例为亚洲第一，照理而言，台湾性别平等排名世界第六，对于政治人物的性别歧视言论应是零容忍。
然而，当我们爬梳台湾政治人物“歧视女性言论”的历史，却是不分政党持续发生。
包含国民党前主席吴敦义，影射陈菊为“母猪”；
前健保署长杨志良曾提及：“总统蔡英文、总统秘书长陈菊、北农总经理吴音宁从未照顾过小孩，不知道有多辛苦。”
前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曾评论：“穿裙子的，不适合当三军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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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立委林重谟曾批评陈文茜，身为立委却在媒体上批评时政，就像“菜店查某”在批评情色业；
前立委蔡启芳甚至发出性骚扰言论：“陈文茜说她的乳房是社交工具，我可不可以社交一下？”
以及时代力量议员参选人吴佩芸，曾被民进党籍议员何文海当面评论：“既然都拍泳装照了，身材很好，就把上半身露出来，把胸部露出来。”
台湾政治人物每当出现歧视女性言论，虽有舆论抨击，但多以政治口水带过，或口头道歉，停留在不断犯错、不断道歉和永不改过的模式，但却很少台湾政治人物因发出性别歧视语言，就此下台辞职负责。
深感不安，台湾这样合理化性别歧视言论的乱象，笔者认为此风不可长，故为想先介绍日本政治人物，因发表性别歧视言论而下台的案例，再来探究性别歧视语言，背后所隐藏的厌女症。
最后，再提出促进性别平等行动的理论基础：女性主义教育学和女性主义，透过为女性增权赋能，用行动关注上述性别平等和正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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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车之鉴：日本政治人物因性别歧视言论下台
学者 Fairclough 在 1993 年曾提示：“语言是一种表达的载体工具，不同的意识形态群体，行使权力关系会透过语言展示，经由语言的形式去呈现支配地位的不透明，和透明的结构关系，包括语言中表现出的歧视、权力和控制，且过程是被隐藏的、有偏见地利用。”
日本同在亚洲文化脉络下，但其政治人物发出性别歧视言论，所付出的代价是辞职下台负责，而非用政治口水带过，或口头道歉就可敷衍了事。
在 2021 年担任东奥组委会会长的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因为一连串的歧视争议发言，也掀起了当地舆论愤怒指责的风波。
森喜朗在的奥运筹办会议上，针对组织性别比例的规定表示：“女性理事变多的话，开会很浪费时间。女人跟女人竞争意识很强啦，一个人要是举手发言，另一个马上也要讲话。这样大家就一直要说话没完没了⋯⋯。”
森喜朗歧视女性的语言连发，随即因为线上会议的公开而引起风暴，虽然森喜朗立即召开记者会道歉。强调自己没有歧视女性的本意，失当的发言为不经意发出，因此决心认错并撤回发言。
然而，舆论并不因此云淡风轻，森喜朗仍遭到民众猛烈抨击，甚至被迫辞去主席职务，森喜朗因性别歧视言论下台负责。
二、性别歧视语言背后隐藏的厌女症
性别歧视语言透漏出对女性不当的权力和控制，而笔者探究隐藏在性别歧视语言，其背后意识形态根源为厌女症（Misogyny）。
在厌女症定义，David D. Gilmore 用人类学家来诠释，厌女症植根于男性相互矛盾的感受：男性在生育方面依赖女性的存在，以及男性在男性软弱时期对女性权力的恐惧，这与男性对爱的根深蒂固的需求形成鲜明对比。
而社会学家 Michael Flood 也曾对厌女症定义，他提及虽在男性中最常见，但厌女症也存在于女性身上，并且由女性对其他女性甚至她们自己进行。
厌女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几千年来一直伴随着父权制或男性主导的社会，并继续将女性置于权力和决策有限的从属地位。
而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对厌女症做描述性定义，其定义为对女性的公然敌对性别歧视，这性别歧视势必引起女性的群起抵抗。
在政治领域，往往参政男性人数高于女性。
图片｜维基百科；图为澳洲前总理 Julia Gillard。
2012 年澳洲女性总理 Julia Gillard，便在议会演讲强烈批判，政敌对她倡议政策的评量标准和其他参政男性不同，此为厌女症下的双重标准，并用粗鄙的性术语谈论她；
再加上当天工党通过立法，削减了向单身母亲提供的 7.28 亿美元福利，Julia Gillard 批判此为系统性厌女症，言论也受到全球广泛的回响。
然而，厌女症同时会发生在男女身上，有厌女症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心态，因厌女症属于无意识的仇女，所以常常都说出性别歧视的话语，却不断声称自己是无意。
根据科学研究，厌女症可能是在人类早期发展时，特定角色的女性造成了某些心理创伤，例如：母亲家暴、母亲对孩子的情感发展刻意忽视，或是被姐妹、女老师，女朋友用错误的对待方式，导致在大脑的皮质下区域（Subcortical matter）种下仇女的意识种子。
而这样的意识种子持续在脑中成长，经过大脑中的恐惧处理（Fear processing）和记忆区域（Memory areas），最后影响人类感性及理性的决策，便形成厌女症，出现不信任女性、相信性别偏见、甚至是对身体、性和情感虐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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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性别平等行动的理论基础：女性主义教育学和女性主义
再追溯厌女症的因果连结根源，是来自于大男人主义把女性物化工具化当成物品，而不尊重女性的主体性，最常听见的便是“女人如衣服，男人如手足”的大男人主义式言论；
看似要吹捧大男人主义虚伪膨胀的自豪感，但实质却留下男性把女性物化工具化的性别歧视的语言证据。
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教育学，可破解大男人主义把女性物化工具化的厌女症状遗毒；
因仔细分析大男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男尊女卑”的封建落伍思想，关键在思想教育出现偏差，必须以正确思想导正错误思想才能治本。
故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教育学，可做为性别平等教育行动，和实践性别正义的思想基础，且可为女性赋能的教育，并产生阻止性别歧视和性别不正义的效果。
承上，女性主义教育学（feminist pedagogy）和女性主义（feminism）的关系密不可分，因女性主义把教育看成是一种启蒙的过程，以开启女性批判的智慧，挣脱宿命论的束缚为目的；
教育也被女性主义视为结束女性附属地位的整合要素，且女性主义教育者也认为教育并非最终目的，则是达成个人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工具。
同时，女性主义者希望把理念落实在“教育”中，而不仅仅是以“性别平等”为满足，更希望透过教育来提升女性意识，勇于采取行动来对抗父权制度（patriarchalism）的不平等结构，进而促进社会的改革。
其中，赋能（empowerment）是妇女社会运动的主轴，而女性主义教育学最大的核心观念，正是为女性增权赋能。
在女性主义教育学的部分，学人 Shrewsbury 在 1987 年曾为女性主义教育学定义为：“使学习者增权赋能，对同侪及学习内容负责，并将所学付诸社会行动。”
其最后的理念目标是达成社会正义，并在教育的过程中重新重视女性被压迫的经验，重新去认知妇女的学习方式，并使妇女在环境脉络中建立其主体性。
而女性主义教育学是女性主义的衍生，代表一种解放教育的出现，从解构权力、争取平权、强调差异来着手，在关怀女性的教与学的转化行动中，去终止女性被归类为男性附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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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除了进行解构的工作——全面检视现存的性别不平等和背后潜藏的结构因素外，女性主义的观点更溢入教育学的土壤，丰硕了教育学的内涵，开启了女性主义教育学。
要防治性别歧视和性别语言暴力的发生，男性也要正视自己的责任，学人 Jackson Katz 在 2013 年 TED 论坛，便认为男性在性别平权过程中的位置非常重要——
如何在性别歧视暴力事件发生时，绝不保持沉默并以行动制止，如何有男性在场的场合去主动自发地制止性别暴力，这是最大的关键，当男性也加入不接受性别暴力的队伍中，将会出现一种更积极的反歧视暴力行为的社会文化。
这样的社会文化，将会让性别歧视暴力事件有效的降低。
而女性主义论述、女性主义教育学，不只能为女孩、女性赋能，有效阻止性别歧视暴力事件的发生，让女性不被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父权制度所捆绑而得到自由，也能使男性得到真正的自由，合理化压迫控制或者虚假的优越感，从来不是获得自由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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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家长选民和笔者提过，因为媒体大量曝光政治人物，导致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往往是学生模仿的对象。
现今政治人物常将性别歧视语言，视为他们用幽默打击政敌对手的主要工具，而在性别议题上不断失言，并合理化性别歧视的话语为幽默开玩笑。
事实上，这些性别歧视的话语不好笑，带动性别歧视坏风气，且会教坏台湾囝仔大小。
台湾政治人物必须彻底检视自己言行，意识到性别歧视语言背后的厌女症，并学习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教育学，使其在男尊女卑、父权结构的捆绑下脱困。
如果好发性别歧视言论的行为模式不改，难保台湾选民会用选票拒绝其上台，并团结使其落选，走上和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一样的道路，因性别歧视言论而终结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