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陷入这个循环吗?当休闲再也不像休闲,而是另一种待办事项;或是只要一放松,就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人生只有 4 千个礼拜,你知道如何做好生命管理,活出幸福吗?

文|奥利佛.柏克曼

重新找回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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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入真正的休息体验,我们身为个人能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停止期待感觉会很美好,至少一开始不要。

几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周末,我加入“夺回你的时间”(Take Back Your Time)慷慨激昂的团体,一起坐在西雅图密不通风的大学演讲厅。

他们当天开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推广组织长期以来的使命:“消灭过劳这种流行病”。

我参加的那场活动是年度大会,出席人数稀稀落落。大会坦承部分原因出在时值八月,很多人跑去度假了,但既然他们是全美最大声支持放松自己的组织,就不能抱怨那一点。

不过参加者不多,也是因为“夺回你的时间”推广的理念,在这个年代被视为过于颠覆。

增加放假天数或缩短工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要求,这一类的提议愈来愈常见。

但是此类呼吁提出的理由,不外乎工作者充分休息后,生产力就会提升,而“夺回你的时间”正是质疑这样的基本理由。

成员想知道为什么到海边度假、和朋友聚餐,或是早上懒洋洋地躺在床上,需要替自己找理由,说工作绩效会改善?

约翰.德.葛拉夫(John de Graaf)忿忿不平地表示:“你永远会听到有人主张,增加休息时间对经济有好处。”

70 多岁的葛拉夫是热情洋溢的电影制片人,也是“夺回你的时间”的推手。“然而,为什么我们要靠经济来替人生背书?这毫无道理!”

我后来得知,“夺回你的时间”有一个竞争对手叫“休假专案”(Project:Time Off)。这两个组织不同的地方,在于“休假专案”获得慷慨的企业赞助,大会出席率也比较高。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休假专案”的使命是推广休闲能带来“个人、商业、社会与经济上的好处”,还获得美国旅游推展协会(US Travel Association)的支持。

当然,这个协会另有希望人们更常度假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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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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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拉夫明确指出,单单把时间当成一种要尽量利用的东西,有一个隐藏的问题:我们开始有压力,就连休闲时间也必须以更有生产力的方式运用。

单纯享受休闲时间(你会以为这就是休闲的重点),不知怎么地开始令人感到不大足够。

我们模模糊糊意识到,如果不拿休息时间来投资你的未来,你的人生就会失败。

有时这种压力会明确主张,你应该把握休息时间带来的机会,成为更优秀的工作者(《纽约时报》有一篇大受欢迎的报导,标题是〈放松后你会更有生产力!〉〔Relax! You’ll Be More Productive〕)。

然而,就连你永远在训练跑 10K 的朋友,也被相同的心态传染,只是乍看之下较不明显罢了:你的朋友说服自己,唯有在未来跑出成绩,跑步才有意义。

我自己也感染了这种病。这些年来,我在参加冥想课程和禅修时,都抱持自己几乎没意识到的目标:有一天,我将达到一种永远心平气和的状态。

即便是貌似享乐主义、花一年的时间当背包客跑遍全球,如果你的目标不是探索世界,而是稍稍不同,替心中的体验库增加库存,希望日后感到充分运用了人生,那么也会落入相同的困境。

只从休闲对其他方面有益的角度来看休闲,将导致令人遗憾的结果:你开始隐约感到休闲是一件苦差事。

换句话说,休闲将变成最糟糕的工作类型。

戏剧评论家沃特·柯尔(Walter Kerr)在 1962 年的《娱乐的衰退》(The Decline of Pleasure)一书提过这个陷阱:“我们所有人都被迫为了好处而阅读,为了拿下合约而参加派对⋯⋯为了慈善而赌博,为了促进城市繁荣在晚间出门,周末则待在家整修房子。”

现代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喜欢指出,不论我们实际上有什么感受,相较于数十年前,我们拥有的休闲时间更多了:男性每天平均多出大约五小时,女性只比男性少一点。

然而,或许我们并未感到生活中的休闲时间增加,原因是休闲再也不像休闲。休闲变成另一种待办事项。

研究显示,如同许多时间的问题,你的富裕程度愈高,问题就愈严重。

有钱人经常忙于工作,但说到如何运用空闲时间,他们的选项也较多:富人和其他人一样可以看小说或散散步,但富人也可以观赏歌剧,或是造访法国的滑雪胜地库尔舍瓦勒(Courchevel),因此他们更容易感到应该从事某些娱乐活动,却苦无机会。

我们大概无法体会,就工业革命之前、史上任何阶段的人类而言,这种态度有多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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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活动都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能够休闲


图片|Photo by Aki Tolentino on Unsplash

对古代哲学家来说,休闲不是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休闲就是目的,其他所有值得从事的活动都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能够休闲。

亚里斯多德主张,真正的休闲(对他而言是指沉思与思索哲学)是最高等级的美德,值得为了这件事本身选择去做。至于其他美德,譬如在战场上拿出勇气,或者官员的高贵举动,这些行为算得上是美德,是因为它们会带来其他效应。

拉丁文的“生意”(negotium)一词,字面意思是“非休闲”(not-leisure)。这个字反映的观点是工作背离了最高层次的人类使命。

从这个角度看,工作对某些人来讲不可避免,尤其是有了奴隶辛苦工作,雅典与罗马的公民才能享有休闲,但从本质上来讲,工作剥夺了人的尊严,绝不是活着的主要重点。

在日后的改朝换代中,这个基本概念持续流传了数个世纪:休闲是人生的重心,是预设的状态。工作只是偶尔不可避免的干扰。

就连中世纪辛苦的英格兰农奴,他们的生活也充满大量的休闲活动:他们依历法过生活,而历法中有宗教节日与圣人纪念日。

此外还有一连举办多天的村庄庆典“麦芽酒节”,用以纪念婚礼与死亡等重大场合(没那么重大的事件也有庆典,如一年一度的“产羔期”,也就是母羊生产的季节〔古人有各种酩酊大醉的藉口〕)。

有的历史学家指出在十六世纪,一般的乡村居民每年仅工作约 150 天。尽管实际数据仍有争议,没人会质疑休闲活动几乎是从前每个人的生活重心。

别的不说,娱乐听起来是有趣的活动,但其实由不得古人选择。

他们身上背负不能一直工作的社会压力:你必须遵守宗教节日,因为教堂要求你遵守;此外,在关系紧密的村庄里,想要逃避参加其他的庆典也不容易。

另一种结果是,悠闲的气氛也渗入人们确实拿来工作的日子。

德罕的主教詹姆斯.皮尔金顿(James Pilkington)大约在 1570 年抱怨:“劳动者会在早上好好休息一番;终于上工前,一天已经去掉一大半。

接下来,他们还要在习惯的时间吃早餐,不然会抱怨连连、喃喃自语,尽管还没付出劳力;中午又一定要午睡,下午再吃点东西,去掉一天中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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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改变了一切

然而,时钟时间的概念普及后,工业化带走了那一切。

大大小小的工厂需要数百人协调劳动时间表,按工时发工资,结果就是休闲活动与工作明显脱钩。

劳工得到没有明讲的协议:休息时间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影响工作表现即可。

那些活动最好还能提升你工作时的好用程度(那就是为什么上层阶级会表达对下层阶级爱喝酒的厌恶之情,那让他们的利益受损:你浪费你的休闲时间,带着宿醉来工作,违反了我们之间的协议)。

严格来讲,这种新情境的确让劳动者比从前更自由,这下子休闲时间要做什么,的确由他们决定,不再像从前几乎完全由教堂与社群支配。

然而在此同时,也确立了新的阶级。

工作如今被要求当成生活的真正核心,休闲不过是恢复精神与力气的机会,为的是能继续做更多工作。

问题出在对各式工厂的一般工人来讲,工业化的工作并未有意义到可以为其而活的程度:工作是为了钱,不是因为工作本身能带来满足感。

如今整体人生的价值(不论是工作时间或休闲时间),要看未来能换得其他什么东西,而不是人生本身就具有价值。

讽刺的是,鼓吹增加休息时间的工会领袖与劳动改革者,最终让劳工一天只工作八小时并周休两天,但他们等于也推波助澜,确立了把休闲当工具的态度。

提供劳工休闲时间之所以具备正当性,不单是为了享受乐趣,而是为了其他目的。

他们主张劳工可以利用额外的自由时间来提升自我,接受教育,参与文化活动。换句话说,不只是拿来放松而已。

然而,一名十九世纪麻州纺织工人的话令人感到沉痛。他告诉访谈人员,他们其实想利用多出来的空闲时间,“看一看四周发生了什么事”。

劳工渴望拥有真正的休闲,而不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提高产能。他们想要“懒惰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azy)。

那是桀骜不驯的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日后最出名的宣传小册的标题。

我们从这一切承袭了相当诡异的概念,包括什么叫“好好”利用时间,以及反过来讲,做哪些事算浪费时间。

从这种角度看时间,按定义来讲,只要无法替未来创造某种形式的价值,全都算是偷懒。

你可以休息,但休息是为了之后能好好工作,或是把时间拿去从事其他提升自己的活动。

我们变得很难单纯享受片刻的休息,不去考虑任何潜在的未来好处,因为不具备工具价值的休息感觉像在浪费时间。

事实上,至少把部分的休闲时间,以“浪费的方式”用在单纯享受体验带来的乐趣,是唯一不会浪费休闲时间的方法—真的在休息,而非暗自希望未来会有好处的自我提升。

为了全心活在只有一次机会的人生,你必须避免把所有的空闲时间用于个人成长。从这个观点看,闲闲没事做不仅可以原谅,实际上很有必要。

“如果说老人喝下一杯酒后产生的满足感不算什么,”西蒙.波娃写道:“那么生产与财富也只是空洞的神话;唯有让个人活出乐趣,生产与财富才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