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性侵受害者来说，揭发事实已不容易，倘若彼此之间还存在着权力关系，那样的压力难以言语。2018 年，金智恩鼓起勇气揭发安熙正性侵的事实，然而，恐惧与不安一直笼罩着她⋯⋯
文｜金智恩
在活着的权力面前说出真相
“我是安熙正的祕书金智恩，过去多次遭到安熙正性侵。”二○一八年三月五日，我在活着的权力面前说出“真相”前，我一直在恐惧中颤抖。
下届总统有力候选人、是未来的掌权者安熙正，其影响力是现在进行式，他的力量难以估量。他不但是下届总统民调第一名，还曾参与学运、具有三八六世代的优势。
从青瓦台到财政界，与安熙正建立关系的人多认为他会成为下届总统，都渴望能结识他。与各界建立关系，触角蔓延、彷佛具有生命的庞大组织核心，正是安熙正本身。
要参加 MeToo 运动揭发这等人物，说出“你犯了错”，不只是对安熙正个人喊话，也意味着与他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其有关的无数人士对抗。对我来说，MeToo 是展开一场与深不可测的力量的抗争，就算能幸存，来日也将如行尸走肉的自杀行为。
但就算会死，我也不想再回到那个贼窟。第一次性侵发生后，安熙正向我道歉，我以为一次就会结束的伤害却反覆发生。二○一八年二月，我再次受害，这才领悟到自己永远无法逃离。
我想摆脱这个反覆的枷锁，再也不想当一个被献给神只的祭品，靠遭受性侵维持生计，身边的人却都默许领导者使用暴力的那种组织。看到徐志贤检察官参与 MeToo 运动，我一直感到很不真实，只当成新闻上别人的故事，是另一个世界的事，而非我的现实处境。
我划清界线，闭上了眼，“妳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妳的对手是总统候选人安熙正，妳绝对打不赢的。上次不也如此？就算鼓起勇气说出来，也没人愿意出手相助，只要妳闭嘴就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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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MeToo 在韩国开始发酵，过去沉默的女性逐渐发声。我看着她们陷入苦恼，鼓起勇气，又犹豫不决。二○一八年二月，安熙正在我面前提起 MeToo 却再度性侵我。
如今这种事不会再发生在我身上了吧？我带着自嘲的口吻洗脑、苦撑的日子顿时溃堤。我感到自己很悲惨，晕眩、头痛、出血等病痛随之而来。被性侵后，我去了澡堂，洗了又洗，却什么都洗不掉。
这时，竞选期间担任安熙正随行组长的前辈打来，问了几件公事，但就连话筒另一端的微小声音，都彷佛在鞭打我的心，皮肤细胞彷佛飞至空中自行移动着，我根本没办法正常对话。
前辈很快就察觉有异，问：“有什么事吗？我可以帮妳，妳说说看。”我犹豫了一番，终于吐露了被性侵的事。话筒那端一阵寂静。是啊，果然大家都一样，根本没人会帮我。就在脑中闪过这种想法时，前辈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我帮妳。”
听到这句话，茫然的恐惧顿时瓦解。我决定昭告天下，但是，我真的能办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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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理想摆荡的一周
下定决心后，我依然犹豫着该不该报警。我担心自己无法与之对抗，庞大的权势会导致一切不了了之。假如像过去一样，我一个人忍着，是否就能相安无事？找律师谘询前，我需要莫大的勇气与决心。
我突然想起我曾对后辈说的话，关于安熙正的眼神，后来她又对我提起：“我现在知道姐姐之前说知事看人时，彷佛扫过对方全身的感觉是什么了。”
后辈说，安熙正一直找她。我的心脏顿时漏了一拍，这不是我逃避就能解决的，这件事很可能不会在我这里结束。就算我能摆脱这恶梦般的贼窟，其他受害者仍会继续出现。
冷不防想起后辈的话后，我更加畏惧。黑影正逐步靠近我的后辈，我无法看着别人也被扣上箍紧我的脚镣，却成为佯装不知的旁观者。这个罪行无论对我、对我身边的人来说依然是进行式。
我必须阻止这一切，我认为这是我能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倘若我的同事、后辈也发生相同的事，我大概无法承受。我虽能想办法掩藏我的伤口，却无法容忍自己成为让罪行一再发生的帮凶，我也许会因此先疯掉。
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被性侵后，安熙正观察着我的状态，问：“对不起，妳还好吗？是我不够成熟，原谅我吧。我看妳今天没上班，不舒服吗？希望妳能赶快好起来⋯⋯”后来仍不断传讯息、打电话，我竭力避免自己表现出来，却很害怕那如倾盆雨点的夺命连环叩。
后来我在道厅走廊巧遇安熙正，立即躲到前方的人背后。这下意识的反射动作让我领悟，如今就算是工作也无法稳住我的心了。
诉诸法律途径的想法再度变得坚定。我找了律师，律师说因为对方是公众人物，一旦诉状受理，无可避免地会被公诸于世。我虽希望自己能在被保护身分的前提下揭发，但也知道不容易。在律师的提议下，我见了调查报导组。
假如要避免这起事件不被掩盖，就需要媒体持续关注。就算之后才会决定是否报导，他们仍会先记录并追踪调查。我表示，正式提出告诉前，不希望有任何报导。比起披露某人的过失，揭开真相、获得法律判决更重要。我要求记者要绝对保密，若安熙正察觉了，我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
二○一八年三月五日讯息诉状被受理、进行调查前，请挡下一切报导。（⋯⋯）倘若无法揭开真相，我会全心专注在诉讼上。调查很重要，请帮助我。记者大人，我很急迫，也很害怕，请您揭开真相。（⋯⋯）记者大人，这并不是什么热门话题，是刑事案件。
但隔天安熙正就开始打给我。我不是没有预想到安熙正的人脉，他早晚会知情，只是这也太快了。我心想，是我期望太高了吗？现在我死定了。我不禁懊悔，找媒体真的是最好的方式吗？我埋怨记者，也埋怨起自己。我害怕尚未开始调查，就被权力埋葬了一切，也怕自己会一起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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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的，上至安熙正的儿子，下至道厅、竞选团队、○○研究室的职员都纷纷来电。我很不安，却无处可逃。这么快就开始了吗？我都还来不及跟家人提这件事，该怎么办？我只能打起精神面对这快速卷入的漩涡，做出判断：与其被扭曲或隐匿，亲自说出来无疑是最佳方案。
直到直播两小时前，我才和妈妈联络，当时我不知道能说什么，只说：“妈，我要参加 MeToo，如果不说出来，我觉得自己会死，别让爸看到新闻。”从我口中亲自对妈妈说出“安熙正”这个名字、告诉她我遭受什么伤害，实在太煎熬了。
我很担心妈妈会怪罪自己，更怕爸爸看到新闻会昏过去。爸爸曾因脑出血而晕倒，那时在急诊室意识恍惚的爸爸，一直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很自责，认为爸爸生病都是因我而起。
告诉家人后，我坚定了决心，只是走入电视台的瞬间却迟疑了。“只要把被性侵的事实从记忆中抹去，不就能一帆风顺地过下去吗？”这想法再次浮现。
节目开播在即，我在那短短时间内反覆犹豫了不知道多少次，最后咬紧了牙，步上死而后生之路。我走进《新闻室》节目摄影棚，这里就像没有空气般一片静寂。我见到调查报导组的记者，对方看起来很紧张。孙石熙社长在播报新闻的空档向我走来。他与我握手，沉默地看着我，眼神很清明，彷佛这里的所有人都带着真心替我加油。
好，上节目吧。佩戴麦克风时，我思考着接下来会碰到的情况，却毫无头绪，好像要晕倒了。在肆虐的暴风中回过神来，我已坐在镜头前。工作人员谨慎地替我别上麦克风，尽量将椅子调到最高。
访纲是在节目开始前才收到的，就只有这样，我毫无准备，不知道该看哪里说话，该从哪件事说起，讲话音量应该多大，也没人告诉我访谈时间有多长。
他们告诉我，只要把经历的一切说出来就好。但就连和律师两人独处时，要我谈论自己被伤害的过程都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在镜头前。虽然主播面前有访纲，我的眼前却空无一物，也不知道该将目光放在哪里。
听到主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的脑海一片空白，灯光渐趋扩大，彷佛下一秒就要将我吞噬。我的头好晕，害我必须坐在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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