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听过“超人妈妈”,为什么没听过“超人爸爸”?因为这暗指兼顾家庭这件事,不是爸爸的责任——探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歧视。

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艾咪.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任命听证会的现场,开场前,她七名子女当中的六人,与她的丈夫,鱼贯入席,此刻的巴雷特神情稳定,并翻开备妥的稿子,按字宣读:

“如同我在获得提名出任大法官时所说,我很习惯作为九人团体的一份子——我的家庭。没有任何事比家庭更重要,而他们现在就坐在我的身后。”

所谓九人团体,原本指的应该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但这里,巴雷特选择提起她的家庭,宣示她家庭至上的信仰。

她将家庭成员一一点名,脸上挂着慈爱与甜蜜,向众人介绍她的丈夫,与他们的七名子女,包含因年幼而未前来现场的么子,细数每个人的特质,与惹人怜爱的一面。

打从获提名之初,巴雷特就备受争议,一方面是提名的时机,另一方面则是她的政治立场。然而,今天我们想谈的,并不是巴雷特个人的政治倾向或身为法律人的种种,而是她在任命听证会中,主动与被动形塑的“超人妈妈”形象。

“超人妈妈”是许多当代女性的时常面临的课题,它的存在很微妙,可以说是一项目标,也可以说是一个重担,又或者可以说,是衡量职业妇女表现的一道标准。

在巴雷特的任命听证会中,她的开场陈述,便提到自己的家庭与工作经历,虽未明说,但“我是能够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宣示意味,十分浓厚;质询期间,许多共和党籍的参议员,也不断强调巴雷特“为人母”这件事,在赞赏她的专业能力之外,更要推崇她的“超人妈妈”特质。

的确,养育孩子并非易事,而一次养七个,又在事业上发展有成,着实了得。但话说回来,大法官的任命,看的该是她在法律专业上的能力与才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包含巴雷特自己,都不断强调“超人妈妈”的身分?


图片|Photo by Standsome Worklifestyle on Unsplash

一句“你是如何兼顾家庭与事业?”隐含什么样的性别问题?

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指出,对美国女性政治人物而言,拥有“母亲”的身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也同时吊诡。许多选民认为,女性在职场上发光发热,拥有雄心壮志,是一种威胁,因为那股来自家庭以外的成就,与传统的女性形象与定位不符,不过,当她同时也是一位母亲时,这份胁迫感会得到平衡,让女性更为温暖、更能贴近选民的生活。

这样的思维,隐含了一项很常见的性别歧视——“男主外、女主内”,更广泛地来说,是对于不同性别套上既定分工。传统上,外出工作是男生的事,女生的责任则是把家打理好,只负责属于私领域的事情。

当女性面临这样的社会期待,“母亲”是一种加分,也是一层重担,因为当她们开始就业,她们仍有作为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本分”,责任也变得更加庞大。

这篇文章接下来更写道,其实许多民众都知道,他们所谓“必须兼顾家庭与工作”的标准,只针对女性政治人物。

同场加映:育儿工作两头顾?听过职场妈妈,怎么就没听过职场爸爸

就以大法官任命案来说,1986 年,在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的任命听证会上,联邦参议员欢迎他的孩子们入座,并提供他们休息时间,却近乎没有花费任何时间将斯卡利亚的父亲身份,与他的法律专业,相互连结。另一名男性大法官布莱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提到自己在女儿的篮球队上担任教练,却没有人在乎。

简单来说,男性只管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就好,这样的社会风气,隐含的是另一种性别歧视——对不同性别的双重标准,顺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歧视脉络,一旦女性想跨入公领域,就必须先证明自己尽到顾好家的“本分”,女性被要求兼顾,男性则只需展现工作上的专业。

因此,在巴雷特的任命听证会上,我们会看到,她很努力地强调“兼顾的能力”,她是一位优秀的法律人,但更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她拥有一个以现代标准而言,十分庞大的家庭,但她把孩子们照顾地好好的,也把自己打理得好好的。

我们也看到,多位参议员不断用一种敬佩的口吻,称赞她能兼顾家庭与事业的惊人表现,一句句“你是怎么办到的?”“可以教教我们吗?”的真正用意,都是在营造巴雷特“超人妈妈”的形象。

当我们询问职业妇女“如何兼顾家庭与事业?”意味着我们认同“男主外,女主内”思维,也用性别歧视的双重标准,检视女性。

于是乎,这个看似称赞的问句,成了隐形的轨道,要求女性必须按着行驶,在立业的同时,不可忘记顾家,不可在主要照顾者的责任上,有一丝丝怠慢。

想当“超人妈妈”,难道不行吗?

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只质疑女性是否及如何兼顾家庭与事业,并不妥当,我们或许也会对“超人妈妈”的概念,有所警觉与反思,并开始思索,究竟把“成为超人妈妈”当作目标可不可以?

这次,让我们循着女权发展的脉络,回答问题。

一直以来,女性主义追求的,是平等,女性无论在工作、参政及其他社会层面,一直未能与男性平起平坐,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聚焦于法律权利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到 1960 至 1970 年代,强调个人自由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大力争取女性的工作权、参政权、身体权,再到近代的第三、第四波,皆然。

女性就业,是一种平等,如今,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女性已经可以外出工作,从事家务以外的事。“超人妈妈”等于对女性工作权的肯定,女性不再只有母亲的角色,而是一个可以应付多重任务的超人,因此,许多女性乐于拥抱这样的赞美,欣然接受这个挑战。

对她们而言,“超人妈妈”更像是一种女性独享的高标准,因为女性的卓越能力终究被发掘,所以才有这样的要求,是特别挣来的荣誉名号,社会不以“超人爸爸”要求男性,不过是认知到男性做不到罢了。

正因是一项荣誉,所以即便不平等,似乎也没有关系。

比方说,巴雷特大法官、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Kamala Harris)、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美国前阿拉斯加州长莎拉・裴琳(Sarah Palin)等人,在竞选或争取公职期间,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自己有能力兼顾家庭与工作,作为许多年轻女性的表率,她们的立场,也受到许多女孩的支持与追随。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把成为“超人妈妈”当作目标。有许多女性已经意识到,要想在养育子女与追求成功事业上寻求平衡,是不切实际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只会很不平均地倒向其中一方,硬是挑战自己的极限,结果可能是两边都顾不好,所以,凡事尽力就好,当认知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便能获得快乐。

与其说认知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倒不如说,是看清了规范的不公平。

推荐阅读:当妈就要有妈妈样?我一个平凡女人,何苦逼自己当超人

“超人妈妈”是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难以达成的要求,自愿扛起这样的重担,是将个人的时间与精力全花在这两件事情上,休闲娱乐、兴趣、放空等等的自我时间,几乎不存在。

“超人妈妈”的形象,犹如一场骗局,是加诸于向外寻求事业成就的女性身上,乍听如同称赞,但实为一种惩罚的不合理要求。

“超人妈妈”不是什么杰出女性的褒扬令,不是因为看得起女性,而赋予的特别任务,而是父权体制认证的一张护身符,给予女性留在职场的资格;

在追求事业更上一层楼的道路上,“超人妈妈”如同一张父权体制授权的通行证,没拿到的人可别想往上爬了,因此,每位女性都紧紧握着,高举挥舞,深怕他人以为自己是忽略家庭的坏妈妈,在升迁过程的第一关,就被淘汰出局。

回到女权运动发展的脉络,当女性从被约束在家,到成功获得工作权,再到在各个领域展露头角,女性在争取平等上,大致上是前进的。此时此刻,若以“超人妈妈”做为评判女性的标准,却未以“超人爸爸”要求男性,是不是在平等的路上,走回头路?

“超人妈妈”并没有错,毕竟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人生该如何走,以兼顾家庭与事业为目标,抑或强调瞭解自己的极限,不过是种选择。

重要的是,要能看清楚,想成为“超人妈妈”的背后,是不是不自觉地落入带有性别歧视的社会期许圈套?身旁是不是也有一位跟妳一样,努力成为“超人爸爸”或另一位“超人妈妈”的他/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