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男女,我的穿着都不是性犯罪发生的原因。一个人犯下性暴力,责任绝不是推给“动物性”或“一时冲动”就可以逃避。

看到近期有网路上有以“动物性”辩护性暴力,并指责女性穿着的文章,我想到前阵子跟朋友玩的“如果电话亭”游戏(如果电话亭是《哆啦 A 梦》中的一个常用道具,可以跟电话创造出平行宇宙,想想看,如果这个世界变成 ⋯⋯)

——如果今天被限制穿衣服的是男生,那会怎么样呢?

比方说,一个妈妈跟他的儿子说:

“你怎么穿着这么不检点!你不知道现在外面坏人有多少吗?”
“你是不会保护自己吗,穿这么少,万一引人遐想怎么办?”
“你看新闻里面的那个男生,就是穿得太少,所以才被强暴!”

如果这些妈妈真的会这样对他的儿子说,那儿子的感觉是什么呢?你的感觉又是什么呢?

我第一次在玩如果电话亭的游戏,觉得非常可笑,怎么会有人这样讲话。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这可笑的背后可能藏着是一种荒谬,一种“为什么我穿的衣服多寡,会需要为其他人的犯罪行为负责”的荒谬。

然后我尝试把自己换到那个儿子的观点,我发现有一种很深沉的悲哀,这是身为一个男生,我好像无法为自己决定穿什么样的衣服,从出生开始就被大家品头论足、指指点点、出门不打扮,会被说“不像个男生、没有礼貌”,过度打扮,又会被说“你这样是要勾引谁”;

太晚回家会被念,上大学以前不准交女朋友,可是毕业之后就赶快让你找一个女人娶了,以避免“老了就没人要了”⋯⋯

活在这种双重束缚里面(double bind)[1],很容易让人进退维谷,做什么都不对,失去了选择的权利。


图片|Photo by Giulia Bertelli on Unsplash

当然,回到现实世界,这并不是说社会对于女性比较苛责,而是在性别上,对于男性和女性都有不同的苛责——比方说,男生在打针的时候不可以哭、被要求要勇敢、要有肩膀、要有男子气概等等。

我常常在想,我们能不能够对性别有更多元的想像,给予彼此更多的空间。

但后来我发现,很多的压力是来自于外在世界的内化,也就是说,不论别人怎么说,你心里面总是会有一个长期来所累积下来的声音“我这样穿我爸爸会怎么说”、“我这样做我妈妈会怎么看”,所以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外在世界的人,而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面对心里面那个,像是“教官”一样的原型,让他有时候搬个家,不要住海边。

毕竟,现在的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更多对于性侵被害者服装穿着的挞伐,而是对于不同的穿着、不同的选择,有更丰富的接纳。

当我们愿意把穿着和打扮的责任,以及选择的权利还给当事人,我们也有机会把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还给自己,而不是推给所谓的“动物性”。

前额叶是个好用的东西,希望人人都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