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懂得处理手边事务带来的压力，但处理未知的未来所带来忧虑，却是难以达成的人生课题。
尽管过往多年工作都在研究“探索自我”的技巧与方法，但工作的忙碌，往往让我没有办法太静下来思考我自己又有哪些生命的议题。直到今年决定归零，我才又有机会好好地在日常中练习观察自己，并且拥有足够的空间站在我的心灵旁，好好观察我的内在。包括过去的种种，以及现在的每一刻。
2014 年 2 月，23 岁，我正式从大学毕业创业；同年，我因为创业痛苦而出现恐慌症。
2017 年 3 月，26 岁，我获得 Forbes 评选为亚洲 30 岁以下杰出社会企业家；同年，我几乎每一个月都因为免疫系统失灵而去诊所领药。
2018 年 10 月，27 岁，我申请上美国国务院计画到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担任访问学友，住在美国一个半月。
2019 年 3 月，28 岁，组织开始从台湾授权到亚洲三个国家；而我决定让自己停下来，开始规划转移与培训夥伴承担更重的责任。
2020 年 2 月，29 岁，我离开组织的执行长一职，正式归零。
23 岁的我，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
那一年的我，城市浪人之于我，像是教育里的一个新物种，可能在这个原有复杂的生态系中，激荡出一些新的可能性。但是，当时的我，感觉没有人能够全心去协助解决这个新物种诞生所需要的种种挑战。于是，在没有足够多的准备下，我决定投身加入创业的行列，只因为我不希望城市浪人消失。
而这样的初衷，其实让我在创业第一年跌得满身是伤（幸好还活着）。
一个从来没有工作经验的菜鸟，面对创业的种种挑战（从产品、行销、人力资源、研发、财务）通通都不会。不会就算了，还没有人可以手把手的带着我、教我，那种绝望感是强烈的。我最常感受到的是“我这么烂，为什么没有其他更优秀的人愿意取代我？我也想跟着厉害的人走就好了，我一点都没有想当领导人啊。”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人生第一次遇见了恐慌到极致后导致的“换气过度症候群”。这个症状，在我毕业后几年出现在我生命中许多次。每当我恐惧、害怕到极致，我就会感到自己无法呼吸、全身无力、恶心想吐，整个人像是失去控制那般，必须要半小时左右才会恢复原状。
在我第一次遇见夥伴告诉我他们感觉被我利用时，我哭到在厕所抱着马桶狂干呕；在我第一次因为不懂得沟通导致长辈认为我毫无礼貌时，我哭到全身发麻、严重头晕；在我第一次面对夥伴因为生涯规划导致离职时，我哭到无法呼吸，全身体温迅速上升到需要躺在磁砖地板上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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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直视恐惧、解决问题、家人陪伴、拥抱初衷，我好不容易慢慢找到方式处理那些恐慌。什么样的方法？就是习惯失败与挫折会一直存在在生命当中。我慢慢学会了孤独上路、学会了哭完后擦干眼泪再上、学会了道歉、学会了认知自己的无能为力，渐渐地，我不太再会因为工作而出现极端强烈的情绪起伏。
再怎么可怕的坏消息，好像也都吓不到我了。我感觉自己的精神好像变得强大了。
但是，身体却好像没有跟上。
近三年，我因为发炎问题就医了 42 次，平均一个月一次。免疫系统失灵，我吃了无数抗生素、擦过无数消炎药。医生说，“你压力太大了”。
我一开始觉得很荒谬，我自己都不觉得压力大，医生凭什么说我压力大。我花了那么多年让我自己的抗压力变得那么强大，我怎么会“抗压力不足”导致压力太大？
直到我 2018 年去美国住了一个半月，我才发现怎么一回事。我也才发现，医生只是比我更看得懂身体的求救。
我所认知与学习的抗压力是——可以处理“因犯错而产生的压力”（随着工作经验丰富，自然犯得错会变少、压力也就变小），但是医生想说的抗压力我想是——可以面对“因未来不可预知而产生的压力”（随着工作经验丰富，我会担心的事情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
创业前三年，我常因为犯错而压力庞大。创业后三年，我常因为害怕未来会犯错而压力庞大。
成功接到了一个案子，我担心案子会失败。成功把专案结束以后，我担心明年不会继续。成功延续了专案以后，我担心开发不到新专案。成功找到新专案以后，我担心找不到足够的夥伴。成功找到新夥伴以后，我担心我没办法让夥伴留下。
日常的担心，会变成夜里的梦境。我常常梦到我在上班。周末没有安排工作时，我会焦躁地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最后还是打开电脑继续工作。我经常在没有意识地情况下长叹一口气、耸肩、闭气。有意识的时候，则是出现噩梦、偏头痛、发炎、肠胃不适。
2019 年，我下定决心要好好直视我内在“害怕未来会失败”的状态。
然后就决定在 2020 年给自己一个猛爆性疗法，我把我的创业交接给夥伴，我裸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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