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情节等于性别歧视吗?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需要优先选择一个来关注吗?《不只是厌女》带你细细剖析!

“没有了女人,男人是什么呢?几乎什么都不是啊,先生,什么都不是。”——马克.吐温( Mark Twain )

性别歧视 V.S. 厌女情结( Sexism V.S. Misogyny )

针对我对厌女情结的解释,一个可能的重要反对意见是,在持续确认厌女情结的敌意“气味”和特质的过程上,我这个解释仍旧太过狭隘了。我们是否应该从更广义的层面上来理解厌女情结,好将所有把女性描绘成天生或自然而然就不如男性的信仰、主张,或叙事,全都含括进来?(至少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因为既然没有一群长期处于性别平等环境下成长的控制组,这些证据通常不存在。)

我认为,在此关头,这会是错误的举动。我目前针对厌女情结所提出的改良性解释拥有一个优势,亦即它可以在厌女情结和性别歧视之间做出一个清楚而有用的对比 [ 注 1 ] 。

回想在前一章里我初次提出的简略定义(且我随后进一步做了细致说明),也就是:本质上来说,我们应该将厌女情结主要理解为父权秩序的“执法部门”,其整体功能为监督并执行其中的治理规范和期待。

同样地,我们也可以指出,本质上来说,性别歧视应该被看作是父权秩序的“辩证部门”,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扮演着合理化与正当化父权社会关系的功能。

一个坚固的事实在于,很多时候性别歧视之所以得以运作,乃是藉由自然化性别之间的差异,把父权逻辑下的社会框架给正当化,此举让这些差异看似无可避免,或是将试图反抗这些差异的人描述成在打一场必输之仗。

此处未被说出口的前提,则是某种版本的“应该蕴含能够”( ought implies can )原则*──大抵可以被弱化成一种类似“无法则蕴含无必要”( can’t even implies don’t bother )的心态†。

如果某些男女之间的特定社会差异几乎不可能改变,那么,还有必要试图与之对抗吗?

另一方面,更谨慎地说,如果男性和女性本来就倾向于拥有相当不同的能力和癖性,那么,最合理的作法(换句话说,亦即一般而言最安全的对策,或是最有效率的预设)可能是去鼓励(或至少不要阻碍)一种父权逻辑下的分工。

最重要的可能是,这样的分工绝对不会是歧视的证明、不会是结构性阻碍,也不会是造成女性人才被差别性遗漏的所谓“输送带问题”(pipeline problem)‡之强力证据。

因此,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通常包含了各种预设、信仰、理论、刻板印象,和广泛的文化叙事,透过某些方式来呈现出男女大不同,而如果这些不同为真、被传诵为真,或是至少可能为真,便会使得理性大众更倾向于支持、参与这个父权逻辑下的社会框架。

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也包括了替父权社会框架搽脂抹粉,将其描述成比真实样貌更值得向往且较不令人忧虑、失望或沮丧的存在。与此同时,便如我所定义的,厌女情结则负责监督与执行父权社会里的秩序,但却不一定需要以人们的预设、信仰、理论、价值和其他事物作为中介。

厌女情结的功能,在于以直接和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意味的方式,来制定和生产符合父权逻辑的社会关系。

  在此基础之上,性别歧视倾向于对男性和女性给予差别待遇,典型手法是透过某些超出了我们所知或可知的性别差异主张,这类主张有时甚至违背了时下最佳的科学证据。厌女情结则通常会区分出“好女人”和“坏女人”,并对后者进行惩罚。整体来说,性别歧视和厌女情结怀有同一个目的─维持或重建父权的社会秩序。但性别歧视仅仅标榜着理性中立,厌女情结则毫无顾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因此,性别歧视之于伪科学,正如厌女情结之于假道学。性别歧视穿着实验袍,厌女情结则猎杀女巫。

性别歧视和厌女情结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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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情境中,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载体,包括了性别歧视的态度、行动、惯习、制度,以及反应或刻划了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艺术品或其他人造物品2)可能会被用来服务厌女情结的目的。然而该服务是否成功,以及它是否因此便能称之为厌女,则要取决于这些性别歧视的表现实际上如何运作。它们是否构成了一个障碍,或某种形式的敌意,使得该环境里的女孩与女人将有机会遭遇到,并且在遇到时,也自然地将它们诠释为障碍跟敌意?(假设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女孩与女人是理性的,而根据我在前章的讨论,这里指的并非某些过度理想化的状况。)

还是说,某些带有性别歧视意识型态的物件(如一段文字或一个影像)仅仅会被看作是可笑的伪科学以及媚俗的胡说八道,正如今日许多女性在面对一九三○年代的广告时所会有的反应?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同时随着物件的脉络与观众的背景资讯而有所不同。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同样的思考也适用于由个别主体所拥戴与保护的性别歧视态度。

但首先,回顾我在第一章时讨论到的,和竞争对象(也就是所谓的天真式理解)相比,我针对“厌女情结可能是什么”而提出的(当时还是初期的)改良性分析,至少可能在一组核心的案例内,为女性所面对的敌意反应提供较佳的心理学解释,因为我认为,对厌女情结的天真式理解几乎不可能预测到任何敌意。

眼下我已准备好更进一步地去指出,整体来说,我的改良性分析以及我所提出的性别歧视/厌女情结对比,和近期的“草根”( grass-roots )*语意倡议行动是一致的,这个倡议早已将后者一词的使用以及它在某种程度上的字典定义,推向了这个更大有可为的方向。若真是如此,那么便有双重的重要性了:一来,我的改良性提议和一个寻常的使用模式一致,我称之为“女性主义”的使用模式。因此,在她们使用“厌女情结”一词时,天真式理解和这群语言使用者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并不一致,这进一步削弱了天真式理解获得我们拥戴的资格。而我的提议则适用于大多数人,只有某些语言使用者会需要进行一些修改。

  二来,这说明了女性主义(对这个字汇的)的使用模式具有理论的一致性和根本的理由。这个字汇并非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被使用,也不是为了一个五花八门的现象而命名。和对厌女情结的天真式理解相比,女性主义式的使用方式阐述了一个重要的统一属性,一个我们应该要关注的属性。因此,这些描述性和改良性的思考方向都在最后巧妙地聚集,而且彼此互补。

  为了厘清这点,我们可以回想二○一二年十月,时任澳洲总理的茱莉亚.吉拉德( Julia Gillard )所发表、如今广为人知的“厌女演说”,批评当时反对党党魁东尼.艾伯特( Tony Abbott )的性别歧视和厌女行为。当谈到政治中的性别歧视和厌女情结时,吉拉德叫艾伯特去照照镜子,如俗话说的那样*。吉拉德只把某些艾伯特的行为形容为性别歧视,“假如男人在生理和性情上就是比较适合掌权或发号施令呢?”艾伯特曾经在一场针对澳洲女性担任领导职位比例偏低一事的辩论中若有所思地这么问。“假如一般说来,男人真的就比女人拥有更多权力,这就是一件坏事吗?”是艾伯特下一个半真半假的反问句。同样被吉拉德描述为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是艾伯特在讨论碳定价经济学时为主妇所订做的解释(“澳洲女性所需了解的是,当她们在烫衣服时⋯⋯”)。最后,她指出艾伯特在担任健康部长时将堕胎称为“轻松的出路”,也是性别歧视的发言。

如此看来,所有这些被吉拉德仅仅称为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发言,要不就是将身处于阳性领域的女性描述成不如男性的存在,要不就是将她们自然而然地交付给被赋予阴性属性的劳动形式。因此它们都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将这些框架描绘成天生自然或值得向往的,或是将其他选择描述成较不令人向往的,例如抨击女性的堕胎决定是“逃避”。只有在吉拉德转而讨论某些艾伯特针对她所发出的攻击言论时(由他亲口所说,或他曾公开表示支持),她才开始专门提到厌女情结一词:

当我以总理身分坐在此处,而反对党领袖隔桌对我发出嘘声时,我也因他的性别歧视立场和厌女情结而感到被冒犯。“在政治上来说,如果总理想要当一个诚实的女人⋯⋯”永远不会有人对着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任何男性说出这样的话。当反对党领袖走到国会大楼外并站在写着“甩掉那个女巫”的标语旁时,我深受冒犯;当反对党领袖站在把我形容成“男人的婊子”的标语旁时,我深受冒犯;我因为这些东西而深受冒犯:每一天来自反对党领袖的性别歧视立场、厌女情结3。

吉拉德的演说得到许多人的回响,尤其是女人,无论在澳洲还是国际社会上皆同,但针对吉拉德对英语的理解也出现了一些恶意的反应。某些艾伯特的亲信抱怨,每一个人都知道“厌女情结”一词代表“对女性的仇视”,但却不会有太多人同意吉拉德对艾伯特做出这样的指控。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吉拉德对“厌女情结”一词的使用显然是恰当的,包括某些字典编篡工作者,他们进而在此基础上修订了字典。澳洲学校采用的标准字典之一《麦考瑞字典》( Macquarie Dictionary )的编辑苏.巴特勒( Sue Butler )是首位采取此行动的人。

巴特勒在一场访谈中说明4,这个字汇过去的定义并未能确实跟上它在过去二十或三十年间被使用的情况,尤其是在女性主义者的圈子里。吉拉德并不认为艾伯特需要花时间在“谘商师的沙发”上处理他对女性的病态仇恨,巴特勒补充道。《麦考瑞字典》进而更新它对“厌女情结”的定义,以包含“对女性根深柢固的偏见”,还有其中所含的仇视。其他部字典随后亦囊括别的描述,包括不信任、鄙视、单纯地不喜欢,等等。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增加“根深柢固的偏见”这个描述是否确实捕捉了吉拉德的用意。让她选择“厌女情结”一词的情况都是针对她本人的卑劣贬低,而它们的用意似乎都是为了要削弱、轻视、羞辱或贬低她─好让她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论是比喻意义还是实际情况。

根深柢固的偏见所促成的,是这种位置或角色的概念(见注释4)。厌女情结试图强迫女性回到其中,或是因为擅离职守而惩罚她们;此外,它也可能因为女性占据或试着占据男性的位置而惩罚她们。

它藉着由个人主体、集体或团体活动,以及全然的结构机制所执行的敌意对待,来达到这个结果。

它有各种口味,从纯粹的恶意与攻击,到刻意的冷漠和冷酷的沉默,以及各种其他可能性。

考量到我们的社会天性,遭遇任何这类敌意的可能性可以是一种有效的威慑,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它令人嫌恶。一般而言,人们不会希望失去其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或是遭他人回避、羞辱或排除,而女性可能尤其如是(因其经常于社会化的过程中变得格外亲切友善)。

我们也可能在未来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合作与保护,因此,对于女性来说,遭遇广泛敌意的可能性可以是特别有效的威慑,否则她们可能会投入不好的(或者应该加上引号以示强调,“不好的”)性别行为,或是未能提供某些阴性属性的好处与服务。

[ 注 1 ] 在进行一项改良性计画时,我认为有种作法很有帮助,就是去思考词汇与概念之间的相对性,并且试图让它们得以在最和谐、最有效率的方式下相辅相成。而这通常会涉及语意上的分工:在这个例子里,便是“厌女情结”和“性别歧视”两个词汇的差异。在我听来,后者这个词不如前者来得有敌意。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是缺少任何有效的涵义,仅仅除了某些时候,当我们指出某件事情带有性别歧视时,意味或暗示着在一个薄弱的意义上,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来说是错的,是带有歧视意味的。

* 译注:“‘应该’蕴含‘能够’”是由哲学家康德所提出的原则,指出一个主体如果在道德上被认为“应该”做某件事(X),在逻辑上就表示他“能够/有能力”做某件事(X)。

† 译注:“‘应该’蕴含‘能够’”的逻辑其实也就等同于,当一个主体A不可能/无法做到X,则他也就不“应该”这么做。据此,作者再一次将此逻辑延伸为:如果主体A不可能/无法做到X,那他也就不需要尝试(因为注定会失败)。

‡ 译注:此指女性持续不断地从专业领域中退场,因为相较于男性,她们更容易因性别在不同阶段面对外在挑战。

[ 注 2 ] 然而,当“厌女的”这个词汇被应用于个别主体上时,我们则可能选择将“性别歧视的”这个与厌女类似的词语定义为一个“门槛词汇”,而不是一个有级别之分的形容词。在我看来,我们似乎比较少讨论日常情景中出现的“性别歧视者”,而在本书中我也并不觉得有此必要,因此我将这个术语的问题暂时搁置,让未来的理论者们可以分头进行探索。

* 译注:作者在此指的是,厌女情结一词在大众媒体与社群网络上被使用的方式并不同于以往字典中的定义。当女性主义者在媒体和社群网站上使用厌女情结一词时,她们所指涉的攻击类型往往是更为广泛的,而并非只是一种“心理上对女性的仇视”。可参考其后澳洲前总理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的例子。

* 译注:此处作者指的应是叫艾伯特看看自己,因为他是公认的厌女者。

[ 注 3 ] “Transcript of Julia Gillard’s Speech,”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2/10/10,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transcript-of-julia-gillards-speech-20121010-27c36.html

[ 注 4 ] 当时《雪梨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一篇报导写着:“编辑苏.巴特勒表示,是时候〔厌女情结的定义〕改变成一个当吉拉德女士上周于国会指控反对党党魁东尼.艾伯特性别歧视与厌女时,可以反映出她真正意思的词汇了。他并不需要坐在心理谘商师的沙发上进行对话,他只是单纯地对女性持有‘根深柢固的偏见’。在本字典下一个更新版本里,它将会变成这个词汇的第二个正式定义。‘我们决定,我们已有了基本的定义──对女性的仇视,但这并不是过去二三十年间厌女情结这个词被使用的状况,尤其是在女性主义者圈子里。’巴特勒于周三时对ABC电台这么说。‘“性别歧视者”似乎逐渐变成对表面特征的描述,而“厌女者”则适用于根本的态度。’这个根本的偏见衍生了这些性别歧视的案例,巴特勒说。厌女情结就像性别歧视,但‘更为锋利’。”“Misogyny Definition to Change after Gillard Speech,”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2/10/17,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misogyny-definition-to-changeafter-gillard-speech-20121017-27q22.html

另一篇针对字典重新编写的代表性报导则写着:“被视为澳洲词语意义绝对权威的《麦考瑞字典》编辑苏.巴特勒于周三表示,这些政治上的喧闹让她的编辑同僚发现,他们字典内的定义已经太过脱离时代⋯⋯巴特勒说,《牛津英文字典》早在十年前就把这个词的定义从一个心理学上的术语加以拓展,将它的现代意义包含进来,但直到吉拉德的演说所引起的辩论才促使《麦考瑞字典》检视它的定义。‘作为字典编辑,也许我们之前就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不是等到它被粗鲁地推到我们的眼前,如同一件我们忽略了的事。’巴特勒对美联社表示。她提到,这个决定引发了抱怨。”其中一个抱怨是:“看起来比较符合逻辑的作法是,首相应该要改进她的字汇选择,而不是每当有政治人物破坏英语语言时,《麦考瑞字典》就得一直去改动字汇的定义。”艾伯特的参议员之一,费欧娜.奈许(Fiona Nash)这么说。Rod McGuirk, “Misogyny Fight in Australia Sparks a Change in Dictionary Definition,” The Star, 2012/10/17, https://www.thestar.com/news/world/2012/10/17/misogyny_fight_in_australia_sparks_a_change_in_dictionary_definitio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