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尔，阐述自己逃亡前后的故事。
口述｜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尔
纪录｜林瑞珠
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尔说，维吾尔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统治的范例。图片｜作者提供
我的人生注定跟东突厥斯坦（新疆）的抗争脱离不了关系，1962 年 6 月我出生在伊犁乡下，在此前几天发生了“伊塔事件”，中国称“伊犁、塔城边民逃亡事件”，当时因为三年天灾而造成饥荒，尤其城市里粮食定量供应，伊犁的饥民要求开放粮仓却被政府拒绝，还被机枪扫射镇压，大批维吾尔、哈萨克饥民因此跨越伊犁、塔城边境口岸逃亡到苏联寻求庇护。
当时在哈密铁路局工作的父母，住在铁路区，也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因为时局很乱，因为乡下的农粮比城市要充裕些，母亲便回到伊犁乡下老家生下我，并把我留下来让祖母抚养。很巧的是，在我出生前两天，祖母也生了一个女儿却夭折，所以我被祖母奶大，喊祖父母爸妈，一直到七、八岁才知道父母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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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遇上毁灭维吾尔文的新文字
我在伊犁住在一个非常美丽、依山傍水的山里小村庄，到了上学的年龄，祖父母把我送到维吾尔语文学校。当时有分维吾尔语学校及中文学校，但是中共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时，把维吾尔文废除，改成维语拉丁文，称为“新文字”，我上维语小学就学这个，到了 11 岁时，父母觉得我在农村学新文字没前途，因为中共让维语学校自生自灭，没有资源，而且新文字接受度低，加上未来就业不管是政府机关或国企大公司，都要会中文，中文学校的设备也比维语学校好太多，父母因此把我接到哈密铁路区去上中文学校，在铁路局上班的大多是多是汉人。当时铁路局的工资比一般高，所以我的家境还不错。
我一直到考上大学那个暑假才找老师学习维吾尔文，这是个已经通用一千多年的文字。
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的汉化政策一直在持续，改革开放之后，本来就自生自灭的维语学校不断被限缩，还利用教师资格考试来过滤维语老师的资格，要求必须通过汉语八级考试，相当大学水平的中文程度，光这个政策就淘汰掉大部分的维族老师，所以很快的，只有汉族老师才有资格教维语，然后逐步废除维语学校，最后只剩下每周两堂课，自 2016 年陈全国上任维族自治区书记之后，连这两堂课也没了。这是中共先毁灭维吾尔语言文化，进而灭族的一系列手段。
参与学生运动成为重点监控人物
读大学时，我已经懂得思考很多问题，也对中国专制统治产生不满，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例如 1985 年乌鲁木齐“12·12”事件的学生集会游行，我就组织学生参加。1986、1987 年中国民主化运动我也参加了，就被列入黑名单，成为重点监控的人物。
毕业之后我在石河子技术学校教师培训学院担任维语和化工讲师 15 年，深刻感受到汉族对维族公开的歧视，例如汉族老师两年就可以参加进修课程，但维族老师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工资、福利亦不如汉族老师。
我不平则鸣，争取公平的待遇，引发上级很大的反感，加上我有一些朋友参加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地下组织，虽然我没参加，但跟他们有往来，在他们被中共抓捕之后，我就被牵连了，曾被抓去审讯刑求多次，尤其 1989 天安门学运过后，几个不同组织的成员被捕而且判刑，我也被抓去审讯殴打。
1991 年，一个学生参加了组织被政府通缉，他从乌鲁木齐逃到我家住了几天，我知道情况但没过问，不然我就变成窝藏罪犯了。一个月后他要离开时，我只问他需要钱吗?他说不需要，就这样告别。几个月后警察就把我抓去审问，问我有没有他的一个皮箱，我说有，警察又问我皮箱里头是什么东西，我说维吾尔人从来不搜客人的皮箱，结果那警察生起气来说：“你的意思是我们汉族人会搜客人的皮箱啰。”就拿起玻璃杯狠狠的砸破我的嘴，我骂他法西斯，结果他又拿起电击棒狠狠的从我的鼻梁打下来，马上把我打晕。
那个案子我被抓去审讯两次，第一次三天，第二次一周，后来学校把我保了出来。从此我就成为中共当局重点防范的对象。
警察朋友要我赶快出逃
1997 年伊犁发生的规模最大的维吾尔人抗议游行，也就是“伊宁事件” ，因为政府禁止维族人举行传统的“麦西来普”，抓了一些头人，维族人在 2 月 5 日至 2 月 8 日上街游行，要求释放。中共便出动警察开枪射杀，整个东突厥斯坦风声鹤唳，接着开始大逮捕。当时有个维吾尔族警察告诉我，中共列了抓捕的名单，我在石河子被列为疆独头号处理人物。我不以为意，因为我不过一个小人物，只是嘴巴上骂骂共产党，并没有参与组织。
到了 2003 年春节前，一个朋友在国保大队（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专门抓意图颠覆政府的人，有一天来找我说：“伊利夏提你不要待了，能往国外跑就往国外跑，他们早晚要处理你，已经列在日程上了。”我不信，他接着说：“某年某月某日你去了乌鲁木齐，上级本来想搞个车祸把你弄掉，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处理，所以你最好赶快走。”我一听就信了，于是开始办护照。
因为我的中文好，常帮维族人办护照，外事处的警察认识我，有个汉族警察一看到我就说：“伊利夏提，你早该办护照出国了。”我交齐所有文件，他说：“没事，你 14 天就可以来拿了。”14 天后他的笑容突然没了，要我回家等通知，还说好像有点问题，结果又等了一阵子，多次去电询问，最后他说：“你自己应该知道为什么。”
于是我到乌鲁木齐拜托一个在公安厅上班的朋友帮忙，花了一万块，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几个月后，护照办出来了，护照里只有名字，没有姓，我拿了护照直接飞到马来西亚，因为当时马来西亚是唯一接受中国人落地签的国家。到了马来西亚之后，马上就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政治庇护，三、四个月就被核可， 2006 年被安排到了美国，在此之前我在马来西亚待了三年。
在中国我被限制出境，所以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出国之事，离开前只把住在奎屯的大妹、二妹叫到石河子来一起吃饭，告诉他们我要走了，他们一听就哭了起来，当时我儿子才 11 岁，也没让他知道，我知道这一走就回不来了。就这样，2003 年 10 月 17 日我离开了我的妻儿，先回哈密跟爸妈过了一晚，跟他们说我要走了，父亲一听也哭了，母亲还好，她总是鼓励我。隔天我就经由北京飞到马来西亚。
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尔过去一直在研究二战时期德国纳粹为何会像野兽一样把人送进集中营（上图），没想到维吾尔人也落到跟犹太人一样的命运。图片｜维基百科
一人逃亡全家受害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跟弟弟告别，他是家中老么，隔年的 10 月 27 日，我整整离开一年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餐厅吃饭，几个汉族暴民一进去就打他的头，带头那人说：“老维族，我非杀了你不可。”接着我弟弟就被捅了几刀，当场失血过多而死，那年才 26 岁。我认为这件事是中共为了报复我出逃而下的毒手。当初没有和弟弟告别，竟成了永别，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10 年后我儿子也出逃到了土耳其，当然是花了一番功夫，他当时是大二的学生，学校还向全校师生发了一个文件，编造谎言说有个维吾尔族学生到土耳其参加圣战，并要求学生要防范身边的同学，互相打听，然后向学校报告。
可惜我的妻子没逃出来，良心的说，她是我出逃之后最大的受害者，她本来也是老师，在我离开 10 年之后，我们通过电邮离婚，但中共不承认，原本中国的法律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却要求我回中国办理，后来我跟她就联络不上了，目前下落不明。
2014 年 8 月我大妹就被抓了，当时假藉我寄钱给她的名义把她抓了，同时还抓了一大批逃亡海外的维族人的亲人，我在美国认识的两位维族记者的家人也被抓了，从那以后除了我母亲之外，没有其他家人再接我的电话。
我父亲于 2015 年 4 月 5 日去世，过去我都一两个月打电话给我的父母，父亲接起电话总说：“我们很好，希望你也很好。”就把电话挂了，不容我多说什么。他去世的一周前，我突然接到妹夫的讯息说我父亲在医院病危，已经电击心脏好几回，要我决定是不是该放弃。
十几年没见到父亲，却要我做这个决定，真的很痛苦，想了一个晚上，隔天一早打电话请家人把父亲接回家，二妹还很生气的在电话里说：“你要杀死父亲吗？他每次望着电话希望你回来啊！”我说：“妹妹，我不想让父亲受苦啊。”四天后，二妹同意把父亲接回家，隔天就走了。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一个人在家，我打电话回去想安慰她，母亲却对我说：“你还是少打电话吧。”到了八月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我母亲就说：“儿子，我们受的苦太多了，因为你的缘故，你妹妹被抓，你弟弟被杀，你父亲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现在你三个妹妹每个人都有两个孩子，没有一个人有工作，因为你，我们全都在艰难中，我做为母亲，我祝福你，以后请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跟我母亲通电话。
做为儿子，我放心不下，隔年初我再打电话，就没有人接电话了，再过一年就是 2017 年，我就不再打了，因为集中营的问题出现了，我担心会给家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最近我经常梦见我妈妈，有两次还是很不好的梦，就想办法托人去打听，但我母亲住的铁路区现在不让人靠近，说是里面住着危险份子，完全打听不到消息，我母亲已经八十几岁了，让我非常忧心。
两个月以前，我到纽约开会，晚上突然有个维吾尔女性传来一则私讯，告诉我两个妹妹都在集中营里头，而且我的大妹还曾和她关在同一个牢房里，后来转移出去两三个月，回来之后我大妹精神就崩溃了，一直哭一直哭；二妹和她的女儿、丈夫在另一个集中营的不同牢房里，他们一直被强迫服药。我问她最后一次见到我大妹是什么时候，她说是 2018 年 10 月。至于我的小妹和她的家人则没有任何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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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看到欧洲电视台报导一位在集中营当过老师的哈萨克族女士，她在伊犁巩留县的集中营当过半年的老师，她说有一天集中营里的警察将关押在里面的所有女性，大约一千人集中在广场上，站成一排，看一个女士被七、八个警察轮奸，任何人不能回头，不能哭，否则会受到逞罚，强迫她们从头看到尾，她说直到今天一想到这件事，她就会整天的哭，无法控制自己。
从那以后一想到我的妹妹在集中营，就很自责，非常难受，无法去想她们在监狱里遭受到怎样的折磨，很多维族家庭都有相同的处境，不知道家人被送到哪一个集中营，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到哪一家孤儿院。
很多人问我逃到海外有什么感觉，我只能说，精神上我也跟着家人在集中营里头。每一个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都一样。
维吾尔人的下场是一国两制统治的范例
我过去一直在研究二战时期德国纳粹为何会像野兽一样把人送进集中营，没想到我们维吾尔人也落到跟犹太人一样的命运。几年前我看过钢琴家、辛格勒名单那几部电影，也流过泪，但我很快转回我的生活当中，没想到我今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曾在美国国会演讲也讲这些事，他们问我能做些什么，我说，请制裁中国，制裁那些官员，并通过人权法案，讲出真相，不要被中国单向的宣传以及模式化的思维所蒙蔽。美国确实也已经有具体行动了，包括对中国企业及官员的制裁。
今年五月我来台演讲的时候曾说，维吾尔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统治的范例。可能一部分的人认为，维吾尔问题离台湾很远，但事实上离台湾很近，如果国际社会无法阻止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血腥屠杀，下一个可能面临类似情况的地方会是香港，再往下走就是台湾了。
我的话刚讲完，香港在六月就掀起反送中的大规模抗争，至今尚未平息，已有数千人被抓，几十个人被跳楼、跳海，死得不明不白，年轻女孩被警察性侵，手法跟在集中营里一样。而且最近也传出风声，港府已拨款兴建“综合性反恐警察训练设施集中区”，就像设在新疆的再教育营。
香港人不久前一定不会想到今天这个样子，台湾人也一样，如果能对维吾尔人伸出援助之手，在媒体上多发声，在国会通过人权法案来救援被打压的国际政治受害者，从长远来看，也是在帮自己，免得落入东突厥斯坦以及香港的覆辙。
※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尔为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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