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亚洲人的手臂上都有施打卡介苗的疤痕。也许我们对于疤痕有莫名其妙的批判,但正是这些疤痕诉说着曾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
文|Esther 梁妍熙,图|妹妹娃娃多媒体
“你手臂上的痕迹是什么呀?”
“哦,那是 FOB 痕迹。”
FOB , Fresh Off the Boat ,“刚下船”的意思,比喻刚抵达美国的外国人,近几年大部分使用在描述移民的亚洲人。
你也许没有深思过左手臂上的疫苗疤痕。对你而言,它只是个童年的经过,每个人都有。
人与人之间差别只有大小的问题,而对于大部分人,只要疤痕小,就根本不用去思考。但是对于不在台湾出生的我,它象征了历史与文化,并提醒我们人类在各种时期面对生存的脆弱。
(左:几乎看不到的日本脑炎疤痕;右:常见的卡介苗疤痕,一出生的婴儿就接种)
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我没有卡介苗的疤痕,我才注意到了它,并开始关注疫苗疤痕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 1970 年代之前,全世界最害怕的病毒是天花。数千年以来,它威胁了人类的生存,而我们毫无方法避免或抵抗它;得过而活下来的人往往存下无数的疤痕或甚至眼盲。
第八世纪时,它整整消灭了全日本三分之一的人数。十八世纪的欧洲几乎每年都因为天花而丧失 40 万人。
据说使用天花痂磨成粉,再由鼻子吸入导致免疫系统可以应付的轻微病毒,这是来自于十五世纪的中国,也是早期接种疫苗的方式。
过了 400 多年后,人类才发明一个可以安全保存及方便运输的疫苗。而在 1967 年世界卫生组织才有足够资源发展到全球根除天花。他们在 1979 年宣布天花的根除,也就代表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身上都有天花的疫苗疤痕。
(四年级的莉莉手臂上天花与卡介苗的疫苗疤痕都有。)
骚扰人类几千年的病毒在我们父母年代时才根除,但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害怕得到致命的病毒。
台湾像亚洲大部分的国家一样,目前由于还算有肺结核的风险,都会要求小孩在一岁前打卡介苗。但是欧洲、澳洲、美加地区在 1980 年代后都停止打卡介苗了。
(阿根廷出生的 Pipi说她的疤痕也是卡介苗的,因为拉丁美洲也有肺结核问题。)
访问许多的女性之后,发现其实台湾的女性对于他们的疫苗疤痕没有什么想法。
“还好我的疤很小,如果是大的,那我可能就会烦恼它的存在。”“我有个朋友不穿短袖,因为疤太丑了。”“我觉得有疤是还好啦,因为大家都有,但是为什么要选手臂呢?为什么不选脚底或看不到的地方呢?” (原因在于疫苗由肌肉吸收比较有效率,脂肪则会阻碍到吸收。)
虽然我的出发点是疫苗疤痕,但是这些回覆让我好奇她们对于“疤痕”的接受度。是否有“好”或“坏”的疤痕呢?
对于注重外型的发型师,“疫苗疤痕可以接受,但是青春痘的疤痕我完全没办法接受。有青春逗的疤痕就是该去美容处理一下。因为呢,社会就是这样,青春痘疤会让人感到恶心。
如果有一天社会对于青春痘疤的态度有改善呢?
“如果有的话当然是很好呀⋯⋯但是不太可能吧!总而言之,社会应该让我们感到我们可以做自己就好了。”
对于独立创作歌手来说,疤痕的接受度也是来自于那个疤的由来。手臂上被第一只爱犬咬的疤痕还在,对她来说,这是可以纪念狗狗的标记。
“但是演艺圈好像就是无法接受人体自然的状态。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一个导演,拿着两千元要求我去吃避孕药改善青春痘。那时的我真的吓到了,想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也许我们对于疤痕有着莫名其妙的批判,但是身上的疤痕叙说着各种故事——我们的童年与各种回忆彷佛像皮肤上的雕饰。这些雕饰是回忆、是历史、是我们在某个时空及地点与他人的连结。有一面的我们是相似的,我们都经历过疫苗的疤痕;但另一面的我们又非常的独特;我们疤痕的尺寸与深浅都不一样,反映了我们独特的免疫系统。”
These scars tell more about us than we think, they'r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a reminder of the fragility of hum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