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带着房思琪故事，我们才能真切活着

文｜张依婷

今年我二十六岁了，是作家林奕含结束生命时的年纪。两年多前奕含离世的新闻震惊社会，与事件相关补教名师受到多方谴责，也抖出了台式升学主义、补习班文化与父权体制交织生成，使得台湾的中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处在极脆弱的位置。奕含的骤逝也让许多女性读者经历了集体创痛，还记得我当时读到了许多朋友或陌生人写的悼文，字句中充满了对作家的思念还有对父权暴力的愤恨与斥责，更多的是无能为力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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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声音不复在，留下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虽然小说许多部分是奕含本人经验的扩写与再编织，但藉由文学创作，奕含似乎让她自己以及读者透过文学的距离去评判整个事件，感受加害者、受害者与幸存者的心理。两年过去了，没有人能从这件事情中全身而退，也没有人能被救赎，但我们能够透过重访这本小说，思考这本书对于当今的台湾社会的意义，以及文学（包括阅读与创作）在这整件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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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含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不是一本只谈论女孩子被诱奸、强暴的控诉之书，而是“关于女孩子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 这样的诠释让我们重新思考房思琪这个角色在故事中拥有的自主权与爱人的能力，而这样的能力又怎么被父权社会压抑、利用了。探讨思琪的自主权并不是帮小说中的补教名师李国华脱罪，而是思考在父权社会之下，我们没有一套语言去诉说少女对于爱恋、身体以及性欲的自主想像。台湾的传统伦理告诉我们女人以及少女的欲望是要被约束的，我们的身体必须被遮掩，我们的欲望与爱人的能力像是令人羞耻的标记。李国华大概也是利用了思琪对自己情欲的羞辱感，而能将性暴力合理化为情爱，他想：“他喜欢她的羞恶之心，喜欢她身上冲刷不掉的伦理，如果这故事拍成电影，有个旁白，旁白会明白地讲出，她的羞耻心，正是他不知羞耻的快乐的渊薮。射进她幽深的教养里。用力揉她的羞耻心，揉成害羞的形状。”。无论是情爱还是暴力（或是两者的混合），在一个强调女性节操、个人尊严的社会里，都被化作不能向旁人诉说的秘密。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的李国华、班主任蔡良、受害学生郭晓奇等角色都映射了台湾补教生态的实况，但这部文学作品不只是透过写实情节传递残酷的讯息，令读者同时感到耽美与骇栗的是作者的文字本身。虽然小说被几位前辈作家评为时而工笔过细、句式略显“老派”，像是使用了六、七零年代的创作手法，但如同奕含在访谈中提到的，《房》其实是一部用词新颖、在许多处刻意误用典故以制造张力的文学作品：“比如说，我说温良恭俭让，温暖的是体液，良莠的是体力，恭喜的是出血，而让步的是人生，然后你看到这里，你应该知道温良恭俭让的温，它绝对不是指温暖，它是指‘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温’。⋯⋯所以文字的张力在那里，张力在它明明不是温暖，可是我硬是把它写成了温暖。” 乍看之下是五式排比句，但实际上是透过思琪的眼睛去检视李国华歪斜的思想体系。这不只是少女对性侵者愤怒的控诉，更散发一种对于文学作为复杂的语境建立、被挪用而能够成全恶意的挫败感。

奕含的文字世界像是个映照着夜色的琉璃：精致绮丽，脆弱诡谲，好像稍不小心，瑰丽精准的文字底下的恶意--李国华的恶意、父权社会的恶意、性与精神强暴的恶意——就会倾泄而出。美与恶的疆界被混淆了，而这也是奕含透过她的文字艺术想要传达的讯息，如同她在访谈中提到的，虽然这部文学作品中充满了想像的情节，但是读者感受到的美感以及痛苦都是真实的，而这不容质疑的真实感受都是透过文字与修辞构筑而来的。 小说仔细解剖审美的快感，反思这种对于艺术与美的渴望，成就了故事中李国华的学识的渊博，也让他能一边玷污世界、强行占有，却又能够以真善美来自圆其说。文学与艺术，是不是最后只是一种表演？还是许多人用来精神自慰的花言巧语？我们钟爱的文学与美，是否在某些时刻只是成全了父权世界中所追求的精神境界--那些男性想像中的磅礴意境、征服与掠夺？

读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以后，我一直在想作家写道“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是什么意思。我想除了毫无解脱之道、不断重复的性暴力本身，大概还有一种整个灵魂彻底被掏空的感觉，让一个人无法成为“人”，无法成为自己。于是生命还没终结，却早已萎靡腐烂，像是思琪最后饱受创伤折磨、不能自理的状态。但与这种高强度的撕裂同样骇人的，是促使暴力、合理化暴力的漂亮说词。恶意与粗暴于是被包装成甜甜的糖果，是保护、是关爱，包装纸上写道妳被污了、被插烂了都是妳的错，世界不会帮妳、倾听妳，却只要妳诉说满满的歉意。房思琪式的强暴不只是性暴力而已；在身体与精神被剥夺的同时，这样的暴力除去受暴者控诉与表达自己的能力。无能诉说、不能驾驭语言与叙事，事件就好像不存在一样。而这样的暴力，在许多地方都正在上演着。

奕含了解这种暴力的规模与质量之大，以及它的不可消灭性，也因此在访谈里谈及：“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会有一点看不起自己，那些从集中营出来，幸存的人，他们在书写的时候，常常有愿望，希望人类历史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在书写的时候，我很确定，不要说世界，台湾，这样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发生，现在、此刻，也正在发生。我写的时候会有一点恨自己，有一种屈辱感，我觉得我的书写是屈辱的书写。” 屈辱的原因，在于作者了解到文学本身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世界的暴力并不会因为房思琪的故事广为流传而消失。在这种规模与质量巨大的暴力面前，文字与文学似乎显得软弱虚无了。

虽然是屈辱的书写、虽然评判了文学艺术的有限，奕含的创作也同时驳斥了文学作为巧言令色之展演这个论点。文学作为有心之人的工具虽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极力探讨的事件，但我想这并不全然是小说的结论。小说探究文学与知识造就的思想畸形，恐怖深渊之中也叩问“幸存”的意义以及“阅读”如何作为我们传递、修补、重访创伤的工具，就像故事里的怡婷、伊纹透过阅读窥探思琪的回忆，或是我们这群读者通过这个故事认识奕含，理解性暴力与精神病污名化的摧毁力。

我们不会有人因为读了这个故事获得救赎，或许妳也能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制造了更多创伤。然而，我们可以试问，奕含在身心煎熬的状态下完成的“文学”与李国华或是其他有心之人高谈阔论的“文学”，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精细的工笔与耽美的语境，于前者是对文学的抒发与摧毁之力的沉痛省思，是对艺术、欲望、暴力的反覆刻画；于后者是自恋高潮的启动工具，是肤浅浮夸的装饰品。唯有在理解到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错读文学，成为思想畸形的加害者、性暴力的被害者、幸存者，我们才以可能能更用心、小心地活着，感受每一个善念与恶意迸发的一瞬之间，并且如同奕含曾说的：对他人的苦痛有更多的想像力。二十六岁的我，带着房思琪的故事，也才敢说自己真切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