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同志遭遇暴力时,常担心求助碰上二次伤害,而选择吞忍。又尤其,亲密关系暴力曾被称为“婚暴”、“家暴”,对同志而言,仍是陌生字眼。婚姻家庭想像,在现有国家制度体系下,仍不属于他们。彭治鏐观察,长年下来,同志族群对亲密暴力的辨识度,是相对不敏感、也不愿求助的。

他举数据证明:“为何《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至今,同志伴侣明明适用,但实际求助的个案却屈指可数?”

“一年不到十个吗?”他摇摇头,“几年下来,不到十个。”

女人迷专访台湾同志热线谘询协会副秘书长彭治鏐。

在上一篇,我们谈论同志在校园中面对霸凌的可能情境。而成年后,如果遭遇亲密关系暴力,同志族群能运用的资源,也比异性恋相对较少。同志谘询热线协会,也进行亲密关系暴力的资源转介,这也是彭治鏐负责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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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源于 2009 年,同志热线与现代妇女基金会展开一项“同志亲密暴力协助计画”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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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这个,他立刻指出数据:“当时我们在意的是,为何《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至今,同志伴侣明明也适用,他们可以求助、也可以申请保护令,但实际上求助的比例屈指可数。[1]”

“一年不到十个吗?”我问。他摇摇头,“几年下来,不到十个。”

同志对于亲密关系暴力的察觉,还不够敏锐

有时候我也觉得,同志对于亲密关系暴力的察觉,是很不敏感的。

为什么?因为在“亲密关系暴力”这个字出现以前,它叫做“婚姻暴力”、“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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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暴”这两个字听起来对同志很无感。婚姻这件事情,跟我们的生命经验太无关了。我们谈妇幼安全、妇幼专线,但如果是一个男同志,大家都不会觉得“那是我可以用的资源”。

他回忆:“曾经有男同志问我说,‘所以真的可以打电话去现代妇女基金会求助吗?’它们名字里有妇女耶。”他们心中会怀疑,这真的是男性也可以使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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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社会碍于刻板印象,把受暴者 TA 定为妇女,这种想像,让同志对暴力没那么敏锐的意识。也搞不懂哪里可以求助。听起来很悲伤,因为从没被纳入国家的保护体系中,所以也从来不觉得,这样的服务,是给“自己”的。

另外还有一种状况,是即使同志真的求助了,社工也因为缺乏意识,而难以好好承接。这也是为何同志热线要跟现代妇女基金会合作的原因。他们协助现代的社工,进行同志相关课程,让他们注意更多眉角。

“许多社工本身对同志是很友善的,但他们可能不够理解同志申报家暴时会担忧的点。”

“例如,当你想申请文件,需要填资料。有的未出柜同志会希望后续文件不要寄到户籍地,怕家人收到。这个我们会训练社工要有敏感度,可以提醒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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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亲密暴力是“你要分手,我就帮你出柜”

还有些同志的亲密关系暴力,不是肢体的,而是言语的。

“被威胁出柜”应该是最常见的一种。这是同志暴力才会遇到的状况。大多数异性恋都是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的。

“亲密关系暴力的现象,常常伴随濒临分手阶段时出现。”彭治鏐说。“我说的相对人,就是加害者,我们越来越少用施暴者或加害者这个字。”因为在一段关系中,互动往往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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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对个案,是男同志伴侣。被害人是大学生,相对人则是一个异性恋婚姻中的年长男性,有妻有子,当然,配偶也不知情。当这对伴侣濒临分手的时候,相对人非常难以接受,说了很多要威胁帮伴侣出柜的话,要跟他的家人讲、跑去住处闹、也有自残这类行为。”

彭治鏐继续说。“老实说,听到这个经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相对人应该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让他产生这种行为。”

他的成长经验,暗示他有很多辛苦之处。第一个,他年长很多,那世代的成长经验,使他被迫结婚、有小孩。因此他等于有双面人生。一方面要过表面的异性恋生活,但一方面,他又想保有自己的同志身分。接着,他的年纪跟身分,也让他很怕出柜,所以这个相对人其实压力非常大,要他接触新同志,一定也是战战兢兢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很怕找不到下一个爱人。也容易将生活重心投注在伴侣身上。

“后来个案跟我们连络上,我们交给现代妇女基金会两个不同的社工处理,因为这需要公部门、谘商师会谈,最后也有顺利分手。”当有人听懂他的心情,个案便比较不会累积状态到想要自我伤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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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当相对人使用暴力,是因为他放不下这段关系,他甚至拿自己的身体当作武器,背后暗示他的资源是非常稀少的。没有人听懂他,他很绝望。

又例如“你不愿为我出柜,就是不够爱”

另一种冲突也包括,两方出柜程度不同。你的朋友干嘛不让我认识?你很融入我的家人,我也很期待你家人接纳我。但这其实是要求对方去处理他跟原生家庭的关系。这是我听到很多同志伴侣冲突的点。这也就是因为同志身分造成的压力产生的暴力。

他举例子,曾有一对女同志,其中一方已经出柜了,父母都知道,另一方则完全保密,家里逼婚压力非常大,她还得常常去相亲。两人就会有冲突。“你到底爱不爱我?”“爱我就应该要跟你家人说啊。”

小至走在路上牵手、大至逼婚,都能变成吵架的原因。

很多时候,双方出柜程度不同,是因为资源不对等,不是因为爱的多寡。

“这种状况,我们会建议个案作伴侣谘商,让双方听听彼此难处,很多时候对方其实真的都有努力,只是你没看到,或速度没有你预期的那么快。”

而且,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暴力,是出于两人对于结构性歧视的不安与恐惧。当我们说:“威胁出柜是一种同志特有的亲密暴力”,也必须看到,正因为同志在社会中仍受到歧视,才让出柜变成困难的事情。

作为异性恋,几乎无须负担这样的压力。

其实,“同志就是普通人啊。我们遇到的问题一般人都会遇到。”大多的差异,往往都是先源于社会的歧视,才衍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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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平权,至少让部分同志走出悲观宿命论

5 月 24 日在即。同婚法案即将通过。彭治鏐也说起即将到来的婚姻平权。他说:“我觉得,婚姻平权,或许能让整个同志族群,能从长久的悲观宿命论,能够稍微乐观一点点。”

许多同志长期以来对亲密关系的想像都是“恋爱无法长久”、“反正不可能步入婚姻”,因此对于感情的稳定,容易抱着比较消极的态度。

当有些人认为,谈婚姻是一种落伍的婚家想像、是自愿落入国家制度的掌控。但从另外面来看,或许婚姻平权,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婚姻本身,而更大程度是一种声援:我们从长期边缘的位置,慢慢被社会看见了,稍稍被理解了。

在婚姻之后,更多更多不同面向的同志叙事,受伤害的,心碎的,不够阳光的,也能够慢慢被社会理解,接住更多曾经落网的受害人与相对人。

彭治鏐回到第一个故事。

如果那个自我伤害的男同志,不再只是想“我谈恋爱一定不长久,我永远都遇不到下一个人了,我此生不会有真爱”,他也许不会那么绝望地想抓着一个爱人,做出自残或伤人的行为。

又尤其,社会如果因为同志婚姻对族群更友善,他也许渐渐地,能够从深柜中慢慢地,一点一点走出来。

“应该说,同志婚姻,给了我们整个群体,对人生稍微积极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