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叶永鋕逝世的日子。让我们走得比怀念更深一点。

我们专访台湾同志谘询热线的彭治鏐,谈如何改善校园霸凌。“霸凌是个结构,内部有许多角色。有带头的,有起哄的,也有旁观的。它本身也是权力游戏。很多人害怕如果我不参加,会不会跟着被欺负?”许多人的童年恶梦,至今并未完全消散。他说,“叶永鋕的恐惧,其实也是许多人的恐惧。”

让我们走得比怀念更深一点。从结构层面,谈谈叶永鋕。

我们时常想起,那些不符合性别气质想像的男孩们,后来都去了哪里?

作家陈繁齐曾在《风筝落不下来》写道,“平凡是及格就好。但我是不是一个及格的男孩?”

平凡是笑的时候不能遮嘴巴。如果可以的话,要从声带汇聚出巨量的“哈哈哈”声,而不是仅用喉间发出飘渺的笑声。坐的时候双腿至少要打开一些、头发不能太长。运动要好,每一年的体适能都要测量百米跑速,测验之前我一定会和共跑的同学们约好:不要跑太快,一起到达终点。

4 月 20 日,是叶永鋕逝世 19 年的日子,我们邀请同志谘询热线协会的副秘书长“夜盲”彭治鏐,谈谈校园对于同志族群和不符合性别气质的校园霸凌,至今改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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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主流想像的男孩女孩们,顺利跑到终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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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玫瑰少年:他的恐惧,其实是我们的恐惧

2000 年,一个名为叶永鋕的男孩,就读屏东高树国中。因为个性温柔、“太过女性化”,长期遭到同学言语霸凌、甚至脱裤子调侃。男孩为了避免被欺负,不敢在下课时间上厕所。总是上课最后五分钟举手离开。

那年 4 月 20 日,一如往常,叶永鋕从音乐课中举手离开去厕所。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被发现倒卧在血泊中。法医判定,他可能因为在厕所滑倒,招致头部撞击过世。如果叶永鋕没有遭受霸凌,他很可能不会在上课时间只能孤零零的上厕所,受伤而无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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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37 岁了。叶永鋕小我三、四岁。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个准备联考的高中生。”彭治鏐说。“他如果还活着,我们应该是同一个世代的人。”

“不要讲台湾民众,当时连做性别运动的学者、夥伴们,都强烈意识到,原来缺乏性别意识带来的影响,不只会作用在女性身上,男性也是。”

彭治鏐说,从法律上,叶永鋕事件的意义,在于让很多人恍然大悟,霸凌事件受害者不只女孩,也包括男孩。教育部也于 2004 年,将《两性平等教育法》修为《性别平等教育法》,让性别平等教育,能用更宽广、不只是“两性”的角度去看。

而从社会上呢?彭治鏐说:

叶永鋕是个阴柔气质的男孩子,老实说我们还不确定他的性倾向,也没有机会知道了。但在我看来,同志社群之所以有感,那是因为他的恐惧,其实是我们的恐惧。不是说全部,但有蛮多男同志,小时候多少有些阴柔气质,所以当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形象,遭受这样的事情,恐惧是非常强烈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长大的。

我不是这样,但我有很多朋友,确实就是从小得躲同学上厕所。否则会被欺负。跟叶永鋕一样。被闹、被脱裤子。直到现在,我在热线做青少年同志议题,不到三十岁的男同志,也说国高中时期有类似经验。

说白了,只要霸凌没有消失,在操场,在厕所,在教室,在安亲班。大家都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被扔下的叶永鋕。

校园霸凌:青少年是最辛苦的一群

他的一句话,点起了我们的警醒。“你是说到现在,还是有青少年同志是这样被欺负的吗?”彭治鏐说是,现在还是有这样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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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在热线还是负责青少年同志的议题,所以我是听到很多青少年同志,在学校里过的蛮不好的。跟我这个年代相比,可能议题也稍微不一样。我那个年代,班上同学对同志还没有太多资讯,大家不会动不动讨论。现在同志在社会上就看得到。甚至我们公投都投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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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当同志从“看不见”变成“被看见”,友善声音更多,但不友善的攻击,也变得更直接。“是一个想躲都躲不掉的事情。”他说。

“友善是指,当我们办活动,我可以明显感受到,有的同学已经在班上出柜过,也有朋友、大家相处融洽,或甚至老师都知道的。不友善的状况,就是现在的霸凌还是看得到,包括破坏私人物品,弄坏桌椅。也有分组不找他,永远落单那种。”

不过 20 年一路走来,社会资源网也有不少改善。“现在辅导室其实大多态度都是友善的。不过,能帮多少忙,仍然要看每个辅导室的态度。当然,光凭这点这就是一个大进展。当然这也跟《性别平等教育法》长年推动是有关的。”叶永鋕事件之后,一步一步,社会似乎真的慢慢在改善中。

彭治鏐点出,公投之后,青少年同志是最辛苦的。“我有时候开玩笑说,他们是最辛苦的一群,被困在家里跟学校之间。”

“去年公投前夕,很多高中生,还没办法投票,就已经试着想跟家人聊聊,父母本身不一定是攻击、反同,但可以感受到不友善或者是担忧,当这些青少年感受到沟通无效,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他们甚至不能投票,明明跟自己有关,但却是被决定的那群。”等于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未来,被不够了解议题的成年人们,用一张张选票给否定掉了。

作为一个男同志:成绩好是保护伞,但那是“长出来”的成长策略

我小时候也是阴柔的男孩子。说好听点,斯斯文文,安静不运动的那种。虽然也不是没有男生朋友,但就是跟女同学也比较好。叶永鋕的故事让我回想,当时我自己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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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小时候的情景:“台湾的升学环境里,只要你功课好,在班级里好像就有保护伞。你是有一点小筹码的。”他说,但不是每个人都跟他一样这么幸运。他是桃园人,高中毕业,进入台大社工系。也是大人眼中“成绩好”的孩子。

我小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这是我回想的时候才想起来的。因为我功课好、人缘好、跟大家都还算能相处,也会当老师同学间的桥梁,让我在不会被同学投以太多异样眼光。

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他说:“那是一种生存策略。不是有意识的,而是自然而然在环境中长出来的。”

有些孩子在学校过得好,甚至能对不平等的校园做出小小反抗。“我听过有老师在班上说,如果关心同志,搞不好就是同志啊。面对这种状况,许多学生可能做不到什么,顶多私下抱怨,或发脸书生气。敢反抗的学生,愿意站出来说老师你这样不对,许多时候是他人缘不错、同学挺他,才能站出来说话。”

“但是,很多孩子还没有办法长出这样的生存策略、或拥有这样的社会资源,”就被欺负了。

如何减少校园霸凌:理解霸凌事件的结构,动摇它

我问彭治鏐,该怎么处理学生之间的校园霸凌?许多案例是,当老师或校方试图插手,事件反而越演越烈。作为外部的 NGO 组织,有什么办法能协助吗?

“我观察下来发现,多数孩子都是有同理心的,只是在闹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对一个人的伤害。”当我们以为孩子心中满满恶意,但很多时候,只是他们还不清楚伤害的代价。

霸凌内部,有许多角色。有的是带头的,有的是起哄的,也有旁观的。然后,霸凌也是个权力游戏。很多人害怕的是,如果我不参加这个游戏,我会不会也跟着被欺负?潜在的游戏规则是这样,我们要先看见这个结构,所以光是强硬的方式阻止,霸凌本身不会消失。

即使当事人拼命抵抗、老师介入,都难以发挥效果的。因为这次带头的人即使收手,还有下一个人会出来,继续循环。

比较容易处理霸凌的方式,是里面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个循环,并且愿意出来表达。整个霸凌结构就会散掉。教育能做的就是,让更多不同生命经验的人出来谈,然后让学生知道这些故事。

也不只是 LGBTQIA+、或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孩子会被欺负。彭治鏐说,体重不合主流想像的、功课不好的、家境辛苦的孩子,也常成为目标。如果学生可以理解,这些人也有故事,霸凌行为会减少很多。

我们以为是个人的问题,其实更多时候,是结构的问题。而结构的问题,要用结构的方法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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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助人工作者:“不能再困在同温层,集体失温”

故事线回到彭治鏐身上,听他谈起校园霸凌,总能提及许多细微并且理解每个角色,给予同理心。我们也听他谈谈自己的故事。

“我是桃园人,大学念台大社工。”高中就知道自己是同志。大二那年,他加入同志热线担任志工。“我不是只喜欢出去玩的人,我更喜欢跟大家一起做点事。”这也似乎是驱使他的起心动念。20 岁左右投入志工,到今年 37 岁,彭治鏐几乎将整个青春奉献给热线与同志运动。

“那时候我甚至是热线的第四个员工。”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暴露资历(虽然前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热线也从一个四人组织,一路长成更茁壮的 NGO。他投入的领域,最主要就是青少年同志、还有亲密关系暴力议题。

参与青少年同志的议题,让他最深的感触是什么?他的答案,不只是同志族群的答案。也就是整个台湾困境的答案。

“我发现,其实对话之间最严重的差距,出在世代鸿沟(generation gap)。年轻世代对许多事情都是 open minded,但是他们的上一辈,家长、老师,却还不太一定。”他们不一定反对,而是不理解,双方也缺乏沟通。

他说,热线也致力与“同温层”外的族群沟通。

“我们不能再困在同温层,然后集体失温了。”他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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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中间的人都只是稍微不懂,或者还没办法厘清某些概念,但比较容易被心急的人打说,猴~你是不是反同。”这样其实长久下来,会对彼此造成伤害,也对于让更多人提起兴趣、愿意理解概念,更显困难。

如果说,叶永鋕事件让我们从看不见到被看见。那我们的下一步,也是更困难的一步,就是如何从彼此看见,到彼此理解。

采访后记

彭治鏐的“鏐”念作“刘”,是相对少见且难念的名字。“能够第一眼念对的人,到今天还不超过五个。这是算命师选的,说要金字旁,我爷爷从就从金字堆中挑了一个没人会念的字。”我接着问,所以“夜盲”的绰号,是因为本名太难念吗。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早期同志要彼此认识,中间有很多门槛,当时对同志的偏见深,害怕仙人跳、怕警察,如果回看同志发展史,我们是紧紧跟警察绑在一起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取绰号,保持两边世界的分隔。不像现在脸书、IG 通本人。”夜盲只是其中一个绰号,是朋友替他取的,一路走跳,渐用至今。

他说,好像年龄跟世代经验暴露太多了。完全可以再写成一部血泪交织的同志交友科技发展史。